政治机遇稍纵即逝。当杨廷和决定要用汉宋旧例来解决嘉靖皇帝的新问题的时候,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置于明世宗的对立面,成为新朝的阻碍力量,自然也就成为嘉靖皇帝必须清除的对象。从这一角度来看,大礼议事实上就是嘉靖皇帝清除杨廷和及其追随者而组建新的班底的过程。也就是说,清除杨廷和集团就成为嘉靖皇帝即位之后的首要任务。因为嘉靖朝的人事组织只能以世宗为核心来组建,而绝不可能以杨廷和为核心来组建。 迫于杨廷和的淫威,绝大多数朝臣特别是阁部要员和言官不敢站出来向其叫板!相反,他们阿附盲从,寻章摘句,绞尽脑汁,拿旧例向世宗及反对者施压,为杨廷和的大礼观作各种牵强附会的辩护。此时,只有新科进士张璁不怕“奸邪”的污辱和围攻,也不惜丢掉47岁时来之不易的见习官职,不顾个人安危,以武宗遗诏为武器,向杨廷和的大礼观连连发起攻击。张璁的出现,重新开启了被杨廷和所阻止的廷议,这是必需的环节,杨廷和无力干预。而张璁其实是沿着杨廷和草拟武宗遗诏时注重继统的路子来坚定支持世宗的。他认为嘉靖皇帝“为兴献王长子,遵祖训兄终弟及,属于伦序,实为继统,非为继嗣也。”(《张璁集》卷一《大礼或问》)一针见血地指出:“以皇上与为人后者,礼官附和执政之私也……今诸臣任私树党,夺皇上父母而不之顾”(《张璁集》卷一《正典礼四》),并指斥言官“今率甘为权臣鹰犬,甚可耻也。”(《张璁集》卷一《正典礼六》)细读张璁的大礼之论,他都是围绕着武宗遗诏来展开辩论的,并根据事实始终认为世宗与其父的关系不能更改。既然父子关系不能变更,那兴献王自然就得称皇称帝。可以说,是杨廷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议礼的主动权转手给了张璁,张璁高举着杨廷和所绘制的继统大旗,掌握着议礼的主动权,最后获胜没有任何悬念。换言之,是杨廷和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有利地位,助推张璁的迅速崛起。那种张璁“迎合”世宗的说法是一种肤浅的乃至错误的看法[5]。 但是,由于杨廷和人多势众,在其营造的“奸邪”氛围中,张璁的人格被杨廷和及其追随者一再丑化和扭曲,各种污辱之词纷纷落在了张璁头上。可以说,大礼议的过程其实是杨廷和一派强词夺理和污辱张璁的过程,这一过程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最丑恶的一面暴露无遗。一些学者至今沿袭旧说,将杨廷和一派视为正人君子,并将其作为中国士人的传统代表而无限拔高,而把反抗杨廷和淫威的张璁等人看成“小人”。如果他们获得大礼议的胜利,那才是嘉靖政治的一大笑料! 自杨廷和挑起大礼议后,张璁接过杨廷和的继统大旗,沿着武宗遗诏所确定的正确道路前行,并因此走上了创新之路,既赢得了议礼的胜利,又获得了新君的倚信。而杨廷和丢掉继统而高举继嗣大旗走上了歧路,最终一败涂地,连其儿子杨慎的政治命运也一并葬送。杨廷和父子在大礼议中翻船,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左顺门事件是血腥的,反映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但不能因为血腥反过来证明杨廷和大礼观是正确的,更不能无原则地把一切不满泼向明世宗和张璁。杨廷和集团最终覆灭是不可避免的,左顺门事件是他们执迷不悟和困兽犹斗的必然结局,是他们为杨廷和大礼观甘愿作出的殉葬选择!否则,他们便成为杨廷和所说的“奸邪”之人了。自从他们选择支持杨廷和大礼观之后,也就走向了不归之路。除了碰得头破血流和粉身碎骨,他们再无路可走。他们的政治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而不是在明世宗和张璁等人的手中。父唱子随,当杨廷和大礼观被彻底否定之后,杨慎等人铤而走险,在杨廷和的错误路线上越走越远,他们试图与世宗决斗,这无疑是飞蛾扑火,最终成了杨廷和大礼观完全的牺牲品。鱼死但不可能网破,他们的举动在任何有序的政治秩序中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三、清除杨廷和集团是世宗的首要政治任务 就正、嘉之际而言,杨廷和也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学界对杨廷和的“事功”发掘得很细,有的给予很高的评价,甚至急于用“革新”来标榜。事实上,任何一位政治人物都不可能在职位上只干坏事,不干好事,所以简单地罗列政治人物的所谓“好事”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大多数情况是时势使然。考察一个政治人物的作为,必须要从时局出发,看他能否把握机遇,顺应历史潮流,化解各种矛盾,聚集各种力量,创造性地作出引领时代发展的决策,并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就杨廷和而言,后世之人在研究他时,首先要回答武宗暴卒后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从事改革的条件具备了没有?因为正、嘉之际与其他时期的皇位更迭完全不同,杨廷和与即将登极的朱厚熜没有交往,不了解他的情况。这种情形就决定了杨廷和不可能像其他时期的内阁首辅那样等新皇帝即位后按照即位诏书来革除一些弊政,而是首先要与嘉靖皇帝建立互信关系,尽量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避免树敌过多,特别是要避免与皇帝对抗,确保政局的相对和谐与稳定。如果他冷静地分析形势,有效地利用武宗遗诏,创造性地解决世宗所面临的新情况,也许还能在嘉靖朝有所建树。但人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情形,他因议礼丢了饭碗,毁了自己的政治命运。于是,有人为杨廷和愤愤不平,把所有的不满洒向嘉靖皇帝,洒向张璁,以谩骂为能事。这在时下的论著中随处可见。这种认知模式急需改变,因为杨廷和无法适应嘉靖政治的新情势,重演着前朝旧臣在新朝被冷漠的情形,所不同的是,这次却因为杨廷和挑起大礼议而被皇帝冷落,君臣关系因杨廷和引发的大礼议而降到冰点,这对阁臣来说是最大的政治灾难。正如李贽所言:杨廷和“虽能委曲于彬、忠用事之朝,而不能致身以事达礼之主,天资近道而不知学,是最为可惜之人。”(李贽:《续焚书》卷二《史阁叙述》) 正是由于杨廷和对武宗死后的政治形势判断不清,以至于使他在自己挑起的大礼议中迅速败亡。从这一角度来看,大礼议又是杨廷和及其追随者败亡的过程,换言之,就是明世宗彻底清除杨廷和集团的过程。这样一种大换班、大清洗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典型的案例。这种结果的出现,再次证明了杨廷和并非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在明代历史巨变之际,他瞬间迷失了方向,缺少把握机遇的能力,由主动迅速变为被动,并很快被淘汰出局。而张璁的崛起,事实上是杨廷和为其铺平了道路,也就是说,是杨廷和的错误选择造就了张璁。当杨廷和要以牛头不对马嘴的汉宋旧例来解决新问题时,就预示了他已经成为嘉靖政治中的多余之人,即使没有张璁,也会有人挺身而出,向其大礼观发难的。可以这样说,张璁等人在大礼议中不畏打击报复、维护政治秩序和法律尊严的行为是明代士人的真正代表。那种无视杨廷和用“奸邪”的狂妄态度对付反对派,而一味地放大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功,试图为其树碑立传,严重制约着杨廷和及嘉靖政治研究的深化。 当明代历史走过150余年后,积弊甚多,的确需要改革,但能不能改革?改革由谁来领导?改革如何进行?这不是杨廷和说了算的事。如果按照所谓“杨廷和革新”的逻辑来看,那么所有在皇位更迭时的内阁首辅都成了改革家,他们都可以按照新君即位诏书来进行改革了。所以,这样的表述没有任何学术意义。武宗一死,杨廷和就要领导明代的改革,改革能有这样简单和随意吗?相反,在正、嘉之际要真正进行改革,首先就要清除无视法律和破坏明代政治秩序的杨廷和集团,这是杨廷和集团想象不到的。 武宗绝嗣并未预立嗣子,以及选取朱厚熜为皇位继承人,这本身是一大变化。事实上,这一变局隐含着变革的机遇,完全不同于父死子继的政治形势,朱厚熜以孝宗之侄、武宗之堂弟、兴献王长子的身份君临天下,没有回护前朝弊政的心理负担和思想压力,完全有可能对前朝乃至前几朝的弊政进行深刻反思。而他从湖北地方长大,了解政治弊端和社会实情,完全不同于生长于皇宫中的新君,必然会带来新的气象。这些是全新的现象,预示着变革的可能性。而与此同时,杨廷和也必须顺应新君的这一变化,并与其匹配。但杨廷和以不变应万变,当其随意违背武宗遗诏而强令朱厚熜改换父母时,也就表明了他要自行其是,重演历史上专横跋扈的权臣,不把朱厚熜放在眼中。当年仅十四岁的朱厚熜说出“遗诏以吾嗣帝位,非皇子也”(《明世宗实录》卷一,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寅)时,已让这位小皇帝看清了杨廷和蔑视皇帝、出尔反尔和无视法律的真面目。从大礼议中嘉靖皇帝步步为营并将庞大的杨廷和集团逼上绝路的历程来看,杨廷和及其追随者为蔑视嘉靖皇帝特别是破坏法律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他们的失败不是失败在明世宗的皇权之下,而是输在他们蔑视外来的嘉靖皇帝和他们所选择的错误道路上。在世宗看来,杨廷和挑起的大礼议就是蔑视自己,非要把自己改换成孝宗的儿子才能获得合法地位,但他没有上这一圈套,他明白自己合法即位的条件是堂兄武宗的遗诏,而不是伯父孝宗的光环。他事先没有答应改换父母,登极后更不会改换父母,即使退位也不会改换父母,这是世宗做人做君应有的尊严。世宗对杨廷和大礼观说不,应予充分肯定,而不能无原则地嘲弄世宗。因为换成什么人,都不会因为意外地得到皇位而见利忘义,见利忘孝,随便改换父母。所以,议礼的过程其实就是否定杨廷和大礼观的过程,就是要把问题拉回到武宗遗诏的起点上,尊重基本事实,按照具体问题来确定嘉靖皇帝与其父母的固有关系。只要确保这一关系不被否定,其他对单纯的礼议问题存在一定的争论,世宗是能够容忍的。所以,大礼议的核心就是朱厚熜能不能改换父母的问题,而嘉靖皇帝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依据武宗遗诏自己绝不能更换父母。但杨廷和自不量力,非要动员朝臣盲从自己,强迫朱厚熜改换父母,最后全部葬身于自己所导演的大礼议中。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世宗即位后最大、最迫切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除杨廷和集团这一政治目标了。世宗事后对杨廷和挑起的大礼议给予严厉的批驳,说:“朕本藩服,以我皇兄武宗毅皇帝青宫未建,上宾之日,遗诏命朕入绍大统,以奉天地宗社之祀,君主臣民。当是时,杨廷和等怀贪天之功,袭用宋濮安懿王之陋事,以朕比拟英宗,毒离父子之亲,败乱天伦之正。朕方在冲年,蒙昧未聪,致彼愈为欺侮。幸赖皇天垂鉴,祖宗默佑,以今辅臣张璁首倡正义,忘身捐命,不下锋镝之间,遂致人伦溃而复叙,父子散而复完。”(《明世宗实录》卷一○四,嘉靖八年八月戊寅)只有将其全部清除,引用新人,才能组建与新君相匹配的人事关系,才能确保革新的有序进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