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27日-11月3日，笔者参加了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并参加了会议期间和稍后在台北举行的两次有关《清史》纂修的座谈会。这几次会议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两岸学者间关于清史研究的专题学术会议，相信会对两岸未来的清史研究及国内已经上马的《清史》纂修工程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以下试就几次会议的有关情况作一综述，供同仁参考。
    一
    “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2003年10月27-29日在台湾东北部风光旖旎的阿玉山上召开。主办者佛光大学是台湾数年前才成立的一所佛教色彩浓郁的私立大学，位于宜兰县宜兰市郊的山上。山下是有名的兰阳平原，远眺则见波光浩淼的太平洋。由台北驱车到这里，须翻越九曲十八弯的盘山公路，要整整三个半小时。会议的召集人是台湾著名的清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清史专家、满文专家陈捷先教授。陈先生多年执掌台大清史教席，桃李满天下，现在活跃在台湾学界的清史研究者，或多或少，都与他有渊源关系。近年，先生年事渐高，本已携眷移居加拿大颐养天年。听说去年是应新成立的佛光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之邀，回台主持该校的历史研究所的，我们因之得结此佛光论史之缘。说来这次会议本身也是一波三折。会议原定五月召开，因两岸相继爆发SARS，不得不一再推迟。8月25-27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两岸学者清史纂修研讨会”，盛邀台湾学者出席，陈先生等13位清史学者与会。台湾学者由于受会期及参会学者人数等因素的限制，颇有言犹未尽之憾。于是即同编委会主任戴逸教授商定，在推迟到10月末的台湾会议上增加清史纂修议题，并敦请编委会的清史专家出席。于是，在各方的鼎力协助下，清史编委会由14人组成的代表团终于如期成行。
    出席此次会议的学者，大陆方面除清史编委会的14名专家外，还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科院、北京市社科院、福建省社科院、广东省社科院、暨南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者20余人；台湾本土学者50余人；另外还有来自日本、美国、韩国学者6人，总计近百人的规模。会议收到论文60余篇，内容涉及清代学术文化、宫廷内府、清初政治、清代皇帝、清代档案、晚清史、郑成功与台湾史、八旗制度、边疆民族、宗教、治河、福建史与闽台关系、华侨、货币财政、海关、研究动态介绍及清史纂修诸方面。三天的会议分为十个单元，在两个会场中同时进行。由于会议组织得力，内容虽多，却终于按计划有序完成。
    二
    以下按会议议程将研讨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开幕式27日上午举行，由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纪祥教授主持。照例由东道主佛光大学校长赵丽云女士致欢迎辞，接着是台湾学者张存武、美国学者韩小敏、日本学者细谷良夫、韩国学者辛胜夏作为贵宾，代表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学者致辞。压轴戏则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的专题演讲--《纂修〈清史〉的缘起与方针--兼论清史的重要性》，戴先生的报告把大家带进了一个热烈的话题，同时为为期三天的清史讨论拉开了序幕。
    第一场讨论是从学术史的视角展开的。两岸学者围绕《明史》、《清史稿》的纂修、孙承泽的学术生涯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从明、清史的纂修谈到了即将开始的大陆新清史的纂修，提出了很好的忠告和建议。
    第二场讨论的主题是清代内务府和晚清史。关于前者，学者们依据现存的内务府档案，就清前期的宫廷绘画、工匠薪资、乾隆帝对宫廷匠人的态度、内务府满汉世家的比较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后者，问题集中在晚清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和对晚清史性质的认识上。
    第三场讨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清初的若干有争议的重要史事，如江南奏销案、清太祖“遗诏”、皇太极对索伦的用兵等等。二是围绕清代档案，如“清代档案学”的教学、清代科技档案的价值、赤峰收藏的满蒙文档案的价值发表了看法。
    第四场第一部分是关于清代几个皇帝包括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咸丰诸帝的研究，涉及许多有趣的方面，如性格、爱好、血胤、信仰、为政风格等等，饶有兴味。尤其是陈捷先教授《康熙好色》的新论和郭成康教授关于乾隆帝的生母和诞生地的考辩，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另一部分报告则是围绕清代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外贸易展开的，包括17世纪广东与荷兰的关系，清朝收回台湾初期的台日贸易关系，晚清中国救助朝鲜难船方式等问题。另外，辛胜夏专门就韩国近年的清史研究动向作了介绍。
    第五场讨论涉及的问题较多。首先是清代八旗制度，如清代对旗地的管理，清初京城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雍正时代对旗务的整饬等等，不乏新颖的见解。其次是关于清代的宗教问题，报告涉及到大汕禅师与清初澳门佛教，清末开封的犹太教问题。有关于清初靳辅治河的，也有回顾1960-1980年代台湾学术界纂修《清史》（国防研究院本）和《清史稿校注》情况的报告。此外，杜家骥关于清代满蒙联姻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
    第六场讨论的主题比较集中，一是清代边疆民族，二是关于郑芝龙和清朝统一台湾问题。关于前者，论题包括准噶尔政权与清朝奠定国家疆域的关系、康熙帝与多伦诺尔汇宗寺、乾隆年间清政府对新疆回民政策的变化、清朝的边疆统治与喀尔喀蒙古等等，反映了清朝边疆民族政策的多样性。后者则是清朝边疆史的另一个侧面--海疆史，而且直接论及清朝武力统一台湾问题。由于目前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和日趋紧张，使得这桩三百多年前的历史事件重被赋予了敏感性，学术讨论也染上了政治色彩。这一点从台湾学者的论题可以明显察觉到，如“郑芝龙对清郑和议之态度及影响”、“康熙如何统一台湾：近代台海‘两岸战和’关系的历史反思与批判”等，倒是大陆学者的视角，如“清军入闽与郑芝龙降清事考”，学术味更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