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场报告分前后两段。前半部是关于福建地方宗族文化的，实际上也涉及到闽台关系。包括两篇报告，一是“清代泉州福全所的众姓合族”，二是“清代‘林日茂’家族文化研究”。关于众姓合族，陈支平教授将其定义为“在华南地区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家族内部血缘混杂和超越纯正血缘关系”的“家族联合体”，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乡族社会”与“家族”、“宗族”社会组织同样重要。有学者提出，“众姓合族”抑或“乡族”的概念与美国学者爱迪逊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接近，都是一种“真实的虚构”。后半部是东道主为“清史纂修工程”安排的专场--两岸学者清史纂修座谈会。编纂委员会马大正教授受戴逸主任的委托，做了题为“开局顺利、任重道远--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10个月工作述要”的主题发言，话音甫落，与会学者特别是台湾学者就开始对感兴趣的问题发问、讨论。发言者中既有刚入清史门槛的青年学子，也有白发苍苍的学界耆宿，讨论范围涉及新《清史》的文体、字体（文言、白话；繁、简体），史书定位（是否官修正史），体裁形式（有无注释、考异，志的写法，如何统稿），史论关系，史书的功能，志的设置，直到具体内容的安排等等，有建议，有质疑，也有回应，有答辩，气氛热烈。在其他场次里，东道主也安排了有关清史纂修的发言，内容涉及清史纂修与外国的关系、清史纂修与档案整理利用，清史纂修与文献整理关系等方面。总的来看，对于重修清史这一中华民族的盛事，台湾学者是满怀热忱，倾心关注的，但由于两岸长达半个世纪的隔绝，学者们在意识形态特别是史学理念方面的差异不可谓小。沟通需要时间。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求同存异是可取的态度。
    第八场讨论的主题是清代政治史，涉及的内容有清代的华侨政策、清代州县政治体制的特色、从《翁同和日记》中的语言考察“官常”与“权力”的关系等。其中，林文仁教授关于翁同和的解读视角令人耳目一新。翁同和贵为两代帝师，位极荣崇，但却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保守派。林文仁教授通过对其日记语言的解构，诠释了他的内心世界和清末的政治环境。
    第九场报告也有两个主题：其一是清代经济史，有学者从清代盐价、银钱比价探讨了两淮盐商的成本利润及其没落的原因。也有学者分析了清初的海禁政策与平南王尚可喜的财政基础的关系，认为海禁政策导致海外贸易被禁绝，尚氏集团的财源大受影响，平南王遂成为海禁政策的反对者和取消海禁的推动者。还有学者通过对清乾隆年间货币的区域流通的研究，着重分析了清代货币政策与时空环境演变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学者对公司的源流作了考证。另一个主题是清代学术文化，涉及的问题有陈寅恪对清代史学的评论及其相关问题、对胡中藻《坚磨生诗钞》诗句的注解、对台湾故宫典藏《史馆档》中藩部表传史料价值的探讨等等。
    第十场是最后一场报告会。一部分是关于台湾史的，报告的论题有“林则徐眼中的台湾”、“清乾嘉间吴沙在三貂之垦务”、“台湾传统建筑大木匠艺史料图文手稿架构之剖析”、“鹿港‘金门馆’史迹调查报告”，都是具体微观的研究。其余还有关于中国近代海关史料及重要研究的介绍、日本人对所谓“满洲”的认识、对清代八旗诗词的评价等等。
    29日下午举行了闭幕式，龚书铎、中见立夫、戴晋新三位先生分别代表中国大陆、日本和中国台湾学术界致辞，佛光大学荣誉校长龚鹏程代表校方致闭幕辞。
    三天的清史研讨会在当地社会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28日当地媒体宜兰电视台直播了对会议东道主李纪祥教授的采访。29日晚宜兰电视台的乡亲频道又特约大陆客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成崇德两教授和东道主陈捷先教授就《清史》编纂问题做了访谈。一些没有机会参加会议的当地学者自己找到会场，利用会议中间的茶叙机会与来自大陆的专家学者攀谈叙旧，话古讽今，令人感动。
    三
    在此次参加清史学术讨论会的学者当中，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代表团是引人注目的。这不仅是因为当今大陆清史研究的一些重量级的学者如戴逸、龚书铎等现身其中，还因为该团负有就《清史》编纂问题与台湾学者交流、讨论的重要使命。为此，在会议结束后的11月2日下午，两岸学者又一次在台北福华国际文教会馆举行了“两岸学者《清史》纂修座谈会”，会议由龚鹏程教授、戴逸教授主持，80余位台湾学者与会。会上，台湾学者畅所欲言，就清史纂修的各方面都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体裁体例。台湾学者对大陆方面进行的细致的体裁体例调研工作表示肯定，但具体意见则分为两派。一派主张顺应时代潮流，将传统史书纪传体与现代章节体结合起来，吸收双方优点，开创新体，并寄厚望于新修《清史》能够成为后世史书的典范和表率。这和大陆清史编纂委员会专家的编纂思路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坚持传统正史体裁，认为此次纂修《清史》就是为了取代《清史稿》，是历代正史纂修传统的延续，理当固守传统纪传体体裁。实际上，大陆也有少数学者持此意见，不过多是受传统史学浸润较深的高龄学者，而台湾则是中年学者多。有的台湾学者主张，现在要做的工作不是重修《清史》，而是整修《清史》，即在《清史稿》的基础上做整修工作。也有的学者建议修两部，一部通史体；一部纪传体，保存史料。
    二是关于现有的清史文献、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利用。学者们一致认为，新修《清史》要超越《清史稿》必须充分运用现存在大陆、台湾和海外其他地方档案馆、博物馆的清代原始档案和各种文献资料，尤其是分藏两岸的清代国史馆档案和清史馆的档案。台湾同行愿意合作及提供协助。同时，还必须广泛吸收现有的研究成果，如台湾历时多年完成的《清史稿校注》。
    三是具体的纂修步骤、方法。台湾学者大多主张，正式撰稿前应先利用档案文献等做好典志、传记、史表等部分的史料长编。史料记载分歧的史事，要做考异。这样既可弥补史书因篇幅所限无法备载史实的缺憾，也可疑以存疑，推进清史研究。在写法上，许多人强调应该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去写，不作褒贬。同时避免预设结论，未审先判。注意最后稿件的审查、加工和统纂，使文字统一优美，保证史书质量。有的学者建议增修“纪事本末”。
    四是关于编纂人员的培养。台湾学者认为，纂修清史与研究不同，需要有专门的写史技巧和才能。因此编修清史人才的培养很关键。这一点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这次座谈会再次表明，台湾清史学界很关注清史工程。尽管双方在不少问题上仍有分歧，如体例方面是否保留本纪，是否抛开意识形态，通纪如何划分阶段，传记如何分类妥当等等，但许多人以各种方式表示愿意参与其事，共襄盛举。因为这毕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