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特殊礼遇来说主要有以下两条：第一，龙袍之赐。嘉靖前，明朝皇帝均以藩王之礼待朝鲜国王，从未有所突破。以赐服为例，建文和永乐皇帝，均赐朝鲜国王九章冕服。嘉靖十八年，皇帝南巡，中宗国王遣使臣来问起居，嘉靖帝大为感动，将龙袍赐予国王。这一事件朝鲜认为是“前所未闻”的“旷古异数”。第二，颁皇长子诞生诏。嘉靖十五年十一月皇长子诞生，明朝遣使颁诏朝鲜。因皇长子降生而颁诏朝鲜是以前各朝所未有之事，为此，嘉靖帝大为重视，亲制诏书，并“诏纸栏界皆用金龙”。为表示对朝鲜的特别待遇，此诏书只颁朝鲜，不颁他国。朝鲜将这一事视为“莫大之庆”。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嘉靖时期，而非其他时期，产生了如此多的新制度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特殊礼遇呢，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分析这一时期中朝两国往来过程，大致有下面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中宗国王的真诚事大。嘉靖前期是朝鲜中宗李懌做国王时期。李懌在位三十九年，于嘉靖二十三年去世。李懌是李氏朝鲜中的一代贤王，勤政有学问，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前王如太宗、世宗国王对中国的友好政策，继续真诚事大，嘉靖时期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从而走上新的阶段，是在他做国王时完成的。真诚事大的事例很多，如，嘉靖十八年的皇太子第一个千秋节，中宗国王派遣的恭贺使臣第一个到达北京，即使是中国的各布政司及藩王也未及时赶到。三大节之外的很多重要时节，国王也积极地派遣使臣来中国，如嘉靖帝十八年的南巡及二十一年发生的宫闱之变，朝鲜国王都派使臣到北京慰问，使皇帝感到既意外又高兴。
    第二，恭贺大礼议。探索这一时期中朝关系新变化的原因，嘉靖初年的大礼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线索。大礼议--明代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本与朝鲜无关，但这场轰动朝野的政治斗争，也无例外地被来中国公干的朝鲜使臣作为政治新闻带回了本国。随着新闻信息量的增加，朝鲜对这场政治斗争的了解，诸如礼议的起源、各派的态度、主要人物及其表现、礼议的结果等越发清楚，引起了王朝中受过儒家传统思想教育的大臣们纷纷发表政见，对礼议进行裁量，并多有微辞。尽管王朝内部对礼议多有持反对意见者，但在国王主持下，坚持“中国事非不必论”的态度，一如既往地在“事大以诚”原则下，对每一个在礼议过程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都派遣使臣赴京进行恭贺。这一行动，政治意义深远，直接促使两国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朝鲜中宗国王遣使恭贺大礼议共有六次，其中前三次的恭贺活动略去不谈，只说后三次。十四年，以改定庙制为中心的礼议有了新的进展。二月，嘉靖帝分建九庙，改建世庙，十五年十月，更定世庙名为献皇帝庙，加上章圣皇太后尊号为“圣母章圣慈仁康静贞寿皇太后”，诏告天下。贺冬至节使臣赵仁奎将这一消息驰报国内。国王认为此事当贺，但王朝中多数大臣的意见与国王有严重的分歧。承文院、政院、谏院等认为，九庙之成，既为非礼，皇后加号，亦非大关，不当贺。大臣金谨思说，张孚敬邪议，更张改制，告成称庆，大诰海内，虽曰盛礼，有悖于理，不当贺。少数大臣如左议政金安老、右议政尹殷辅倾向于遣使，颇得国王意。他们认为中朝已定徽号，而不遣使进贺非理，遣使入贺势在必行。谏院固执己见，三次上书国王，阻止遣使，皆被驳回。十六年三月，国王遣使臣南世雄入北京，恭贺更新庙制，加上两宫徽号。随着礼议的步步深入，嘉靖帝的尊崇活动也达到了高级阶段。十七年九月，嘉靖帝命礼部，“尊文皇帝庙号为成祖，谥曰：启于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尊皇考庙号为睿宗，谥曰：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十一日，同日异时行礼，礼毕诏告天下。（《明世宗实录》卷216）在北京的贺圣节使臣许宽将消息驰报国内。国王紧急与大臣商议，决定遣使恭贺，十一月，国王派遣户曹参判柳仁淑赴北京，贺追上文皇帝、兴献皇帝尊号。与朝鲜的积极恭贺形成鲜明对照，明朝内部多数人反应冷漠。朝鲜使臣到达北京时，国内各布政司除浙江进表外，无其他进贺者，皇帝深感失望。当使臣将方物及表文递交后，礼部奏达皇帝，皇帝闻而极喜，二月（十八年）十四日，御奉天门，令使臣亲进表文，并于礼部赐宴。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皇帝诣南郊，恭上皇天大号；同日，诣太庙，恭上太祖高皇帝和高皇后谥号。这次活动，是大礼议活动的延续，但朝鲜也把它当成一件大事，得知消息后，很快派遣使臣洪慎如来北京恭贺。朝鲜的每每真诚恭贺，感动了皇帝，最后，嘉靖帝把朝鲜国所制进的庆贺表文告慰宗庙。皇帝如此看重朝鲜国的庆贺活动，给予如此重的恩典是朝鲜国所没有想到的。
    明朝持续近十七年的礼议活动，为朝鲜进一步表现“诚心事大”提供了机会，也使嘉靖帝及以礼部为首的主要部门官员对朝鲜有了更新更好的认识。在这场著名的政治事件中，嘉靖帝处于孤立的地位，除了张璁、席书、方献夫、桂萼等极少数人支持他外，其余朝内外大臣对礼议均持反对态度，礼议活动每前进一步，都会听到来自各方的反对声音。与中国绝大多数反对派官员的态度相反，每当礼议活动取得了成果，朝鲜国王都及时派遣使臣前来恭贺，这种支持深得皇帝之心，将朝鲜所进恭贺表文告庙行动表明了他的这种心情。对朝鲜来说，恭贺明朝上某某尊号，实出于国王真诚事大之心，并未计较、也不知道其中的政治得失，但这种行动，对嘉靖帝来说则意义非同寻常。因此，在整个嘉靖时期，嘉靖帝对朝鲜使臣的善待，对朝鲜国王超出以往各朝的礼遇，以至明朝政府制订了旨在提升朝鲜对华地位的上述若干各项新制度，完全出于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之下。
    明代的中朝关系，比较有特点的是洪武和嘉靖两个时期，比较这两个时期，可以感触到两国关系近170年发生、发展的曲折历史进程。洪武五年两国关系严重恶化后，朱元璋在多种场合说过让朝鲜“自为声教，不必往来”的话，意在断绝与朝鲜的外交关系。从七年至十八年长达十一年中，明朝不曾派过使臣出使朝鲜；从十二年至十五年，朝鲜使臣进贡物品全部被退还，朱元璋多次下令禁止朝鲜使臣入境。虽后期两国关系有所和缓，但阴影仍挥之不去，并非和谐。反观嘉靖时期，则完全不同。除了上述种种不同以往的事情外，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内服”一词频频出现在中国官员和朝鲜大臣语汇中，引人注目。如嘉靖十六年，中国使臣龚用卿对朝鲜大臣说：“中国待尔国，视同内服，凡有所请，必皆从之。”朝鲜大臣金安老、尹殷辅则说：“生太子，虽不关于我国，皇帝手制诏书而赐我国，其余海外他邦则不送天使云，其视同内服，可知此甚盛事。”政院认为：“皇太子诞生，天下大庆，况皇帝亲制诏书，视同内服。”（《朝鲜李朝中宗实录》卷84）这一时期，无论是明朝政府还是官员，都把朝鲜看作是“内服”，朝鲜政府及其官员也认为朝鲜获得了“内服”的地位。所谓“内服”，传统的解释是“王畿以内的地方”，即“一国以内的地方”。把朝鲜看作内服，实际上是把朝鲜等同于中国的诸侯国，把朝鲜国王视同本国藩王。龚用卿曾对中宗国王说：“贵国，礼义所在，朝廷待王至厚，与内诸侯同。”（《朝鲜李朝中宗实录》卷84）
    《大明会典》卷58《蕃国礼·蕃国迎诏仪》写道：“嘉靖十六年题准，凡礼制诏告天下者，遇有蕃国朝贡使臣，依式誊黄一道付赍回国，径自开读行礼，其恭遇国家大典礼，应该遣使诏谕者，仍遵照旧例施行。”前叙的礼部根据龚用卿上奏而进的一本，其内容与《大明会典》中的这一段内容完全一致。可见，至少至嘉靖二十年，朝鲜已经获得了等同于中国国内藩王的政治待遇。誊黄制度与《大明会典》中的话对“内服”涵义做了最有力的诠释。
    纵观洪武、嘉靖两个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虽经历了从“自为声教”到“内服”的漫长而渐进的过程，但产生的却是质的飞跃，最终导致的是两国政治一体化的完成。中朝两国政治一体化最主要的标志是“誊黄”制度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