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国发生了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变化是白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货币，关于这一转变的历程及其对于赋税、财政体制的变革意义，已经许多学者加以考察论证，并构成了大致的共识。近年来对此问题研究较多且深入的是万明发表的系列论文，包括《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制度变迁》(《暨南史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黄山书社2004年版)、《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下)(《学术月刊》2007年第5、6期)、《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再认识》(《中国钱币论文集》第5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版)等。与此同时，在关于这一转变与明中期以后历史的总体关系方面，学界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明代货币体系的演进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它直接牵动赋税征收方式发生变化，进而改变国家财政运行的方式，从而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面是，在向以白银为主要货币转变的过程中，社会经济较前大幅度地摆脱了国家通过货币总量和价格实现的制约，社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同一过程的另一面则是国家经济权力的降低。国家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中，基本失去比较隐蔽的金融手段，必须使用赋税手段，因而其从社会分割财富的绝大多数举动都更加公开化，其调节经济、物价的能力也大幅度降低。总体而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际变得比以前疏远而对立性增强了。晚明财政危机的深不可解乃至明朝的崩溃都与这一变化有深层的关联。明后期社会经济繁荣而国家政治持续混乱乃至走向危机，这种经济与政治近乎背反的格局，与这一变化也有深层的关联。在所有这些纠结情况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这就是，明代逐渐获得主导地位的白银货币是称量形态的。也就是说，明代发生的不仅是“货币白银化”或者“白银货币化”，而且是“货币称量白银化”或“称量白银货币化”--与之相对应而没有发生的是“货币白银铸币化”。这对当时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造成意味深长的影响。
    贵金属本身具有较高价值，且有便于切分、方便储藏的特性，因而人类历史上诸多文明很早就开始使用金银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在不同文明、社会间发生的交往中，金银也常自然而然地充当了一般等价物和基本财富。这意味着金银成为货币本身，还不一定会把社会直接推上“现代”或“近代”的轨道。明代白银成为主导货币的进步意义，是相对于此前滥发的纸币和低价值金属币铜钱而言的。
    明初政府发行的大明通行宝钞，就其为纸币而言，表面上与现代通行的货币形态更为接近，但是却很快就崩溃了。原因是，这种纸钞既无硬通货作为发行的基础，也没有对发行量的理性控制，又不保障昏烂纸钞的全额兑换。这些归结到一起，就是缺失了发行者即政府对货币的信用保障。明初政府是把发行纸币当作随意操控和搜刮社会的工具，而非合理调节社会经济与社会财富的工具，所以明初纸币虽然材质与现代货币接近，其本质却是违背经济法则和体现赤裸裸的统治关系的。明政府遵循帝制传统，依照统治的逻辑，把对社会的控制权力扩展为对社会财富的随意分配权利，而不是调节社会经济生活有序性的工具。当时的政府，一直没有停止从社会收入白银的行为，但却厉禁民间使用白银进行交易，其意在于将天下财富掌握在朝廷手中。这样强制发行的纸币等于向社会宣布直接掠夺，社会显然拒绝了政府的掠夺，政府的金融信用也随之荡然无存。正因为如此，接下来不仅明朝挽救纸币的种种努力都归于失败，连在纸币逐渐退出流通和赋税的过程中试图运行的纸钞、铜钱并行体制也没有成功，连带政府发行制钱的信用也被严重撼动--明朝中前期政府竟然连续数朝没有发行制钱。铜钱本身的材质具有使用价值，对于政府而言，发行成本比例较大，而且价格较低，所以铜钱不如纸币更具有为政府搜刮社会财富工具的功能，同时也不能满足经常性较大规模商品交换和财富运作的社会需要。白银正是在纸币崩溃而铜钱功能不足、供应也不足的情况下上升为主导货币的。比较而言，纸钞附加的政府信用最大，铜钱次之，称量白银则不附加政府信用。而社会的选择是，白银第一，铜钱第二，纸钞不用。因而，明代发生的白银成为主导货币的变化，实际也是社会抛弃失去信用的政府货币金融权威的变化--一定意义上也是社会在经济意义上对政府说“不”的变化。
    明政府承认了白银作为货币行用的合法性，也就大幅度地退出了金融主导地位。白银货币的这种解放作用，很大程度上基于白银作为货币的称量形态。因为是称量形态的，所以货币实际是一种不带有政府印记的贵重矿物--是直接的经济生产品，可以从矿冶生产中来，可以由私人融销银器来，可以从遥远的北美或者隔海的日本而来，只有成色与重量标准，没有权威性发行者的信用标准。于是，政府在主要货币体系运行中成了一个被动的环节和使用、收储者。同时，这又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货币流通量只有来自存量的自然波动，没有来自主导金融机构的调控。所以，白银成为主导货币一面造成了社会经济的解放，另一面又造成了货币金融的“自然状态化”和政府功能的退化。
    不是由于一般意义上的货币白银化，而是由于称量形态的白银直接成为主导货币，明代的白银货币行用发生了诸多弊端。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国家失去了通过货币发行调控市场的能力和利用货币流通量控制增加财政弹性的能力，因而长期陷于财政困境。关于这种情况的研究，可以参看拙作《试论明末财政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时代特征》(《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失去前述财政弹性的政府在不得不增加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公开增加赋税的方式满足政府财政需求，皇室为首的大贵族阶层也展开了从社会搜罗甚至掠夺白银的行为。这种做法直接激化了国家及统治集团与社会中下层人民的矛盾，激起民众抗议，实际动摇了社会心理中关于现行统治合法性的信念。此外，主要以白银为标的的赋税征收，在使卷入商品货币关系的人民获得缴纳赋税便利之同时，使那些处于自然经济领域的人民因为折换白银而加重了实际负担；称量白银必须在每次交易和赋税缴纳行为中测定重量与成色，从而使大量经济、财政行为烦琐化和欺诈流行；与国家调控无关的白银更易于进入窖藏，退出流通，造成市场白银的虚假紧缺。关于这些后果，黄阿明的《明代赋税征银中的负面问题》(《史林》2007年第6期)中有比较详细的分析。由于明代处于白银内流时期，另外一个弊端尚未显示出来，这就是货币主权失控问题。称量白银是自然形态的货币，不是主权货币，因而从中外关系角度看，中国对自身货币没有控制权。这到了19世纪以后就成为现实的问题了--本国政府对于国际白银市场波动造成的货币价值没有操控和调节力，从而使国民经济更易于为外部势力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