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8年由英国伦敦会在马六甲布道站奠基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可以视作为华人而设的近代新式学校的滥觞。在以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为首的“恒河域外布道团临时委员会”的相关决议中，开展学校教育成为十九世纪初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大陆前的必要准备。其教学理念既以传播基督教为使命，亦将文化交流视为前提，即“提倡文学，提供欧洲人学习以中国为主的恒河域外各国语言，同时提供中国人熟悉英语及西方实用科学的途径”。①
    学校的创办人兼首任校长米怜(William Milne)是马礼逊的助手及其传教理念的具体执行者，也是马六甲布道站的首任负责人。由於十九世纪初清廷实行禁教政策，新教传教士很难真正进入到广州等中国南部地区。伦敦会遂於1815年建立马六甲布道站，将其视作传教士在南洋地区的活动中心，并为日後进入中国内陆开展一系列准备工作。在编写、印刷中文宗教小册的基础上，传教士们的另一项工作重心便是筹建更多的学校(义塾)，以解决大多数华人不愿意跨越宗族与他姓人聚会听道的问题。英华书院创办以後，南洋一带的教会学校便逐步体现出教育层次的分化：在马六甲、巴达维亚、爪哇等地，既有针对华人社区学龄儿童识字需求的义塾，又有英华书院这一专门的教会学校，为培养专业人才打下必要的基础。1822年米怜去世之後，更多的英国传教士加入到马六甲英华书院的建设中，直至1843年迁校香港。在马六甲建校的二十五年间，英华书院还大量印刷了马礼逊、米怜等传教士编写的中文小册以及各类宗教、世俗刊物，是伦敦会早期在南洋各地对华准备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关马六甲英华书院的前人研究颇丰，主要成果有Brian Harrison的Waiting for China(《等待进入中国》)一书，以及李志刚的《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②近期原创性研究则以台湾学者苏精在《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以及《中国，开门》中的相关章节为主。③前人研究多以马六甲英华书院各年度报告为基础，考察英华书院的建校背景、资金来源、人员结构等具体细节。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视英华书院为近代教育的有机体，乃鸦片战争前英国伦敦会对华传教准备工作的一个综合性机构。学校不仅注重多样性的课程科目，不同背景的学生来源，还致力於传教士中文作品的创制与印刷，并结合书院教育有效提升了文本的传播与利用。前人研究中尚未充分关注到的另一处在於，十九世纪中後期在各通商口岸流传的与西学有关的文本，不少已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及印刷所设立期间铸刻雏形，如《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中诸多与天文地理有关的篇目、米怜的《张远两友相论》，以及梁发等人的中文作品。本文作者将利用伦敦会原始档案以及马礼逊、米怜等人的手稿，进一步探讨英华书院的中文印刷品内容及其在英国伦敦会早期对华传教、文化工作中的位置与作用。
    二、文本布道的“宗旨与计划”
    英国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於1795年。在“福音振兴运动”(Evangelical Revival)热潮的推动下，该会於十九世纪初开始重视海外布道。然而，由於清廷的禁教政策，最早来华的几位新教传教士却很难在中国本土真正开展工作。因此，关注这一时段有关新教活动的情况，还需将视野投放到南洋。除了航海、贸易的重要历史地位以外，马六甲、槟城、爪哇、巴达维亚等市镇港口在十八、十九世纪以英国为主(另有荷兰等欧洲大陆国家)的殖民扩张过程中，逐一被打上西方宗教与文化的印记。同时，因历史上移民活动的复杂性，这一区域人口来源相当多元。以华人社区为例，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东南亚的华人团体多为福建各港发舶商船的随船移民，经研究，闽人约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其次为粤人，皆对各自的乡族群体有强烈的宗族、语言认同。④
    自马礼逊1807年来华至英华书院创办的十多年间，伦敦会档案手稿中留下的大多数报告、日志及决议的书写者，除了马礼逊，便是米怜。的确，这一段时期对华工作的主要人物即是马礼逊与米怜，外加几名中国助手，大多是地方上的“先生”或印工出生的普通人。除了翻译《圣经》的任务，马礼逊最主要的工作便是编写英汉-汉英字典，撰写语法书、对话录以及其他介绍中国语言文字的书籍。⑤在宗教文本印制方面，马礼逊认为由於《圣经》篇幅巨大且须以雅言出之，需要谨慎对待并将耗费一定的时日；因此在开展《圣经》翻译的同时，翻译、编写其他各类中文宗教小册即成为“文本布道”的重点，并且得到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Foreign Bible Society)以及宗教小册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的资金支持。⑥
    因传教条件所限，1815年前後，印刷文本的工作逐渐由广州转至南洋一带，由伦敦会马六甲布道站的米怜负责。米怜作为马礼逊的助手，於1813年抵达澳门。然而，由於当时在广州、澳门一带的传教活动受到清廷的限制以及澳门葡萄牙天主教势力的影响，1814年初在听取马礼逊的建议後，他将工作重心转至南洋。在马六甲的八年间(1815-1822)，米怜翻译、撰写了十多种中文宗教小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颇具影响力，多次再版、重印或作为经典文本由後来的传教士进一步改写。
    然而，初至马六甲的日子十分艰辛。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海峡殖民地，居住在马六甲及槟城一带的中国人很少会去教堂听道--宗族仪式依旧是维护这些漂泊南洋的华人族群的纽带，而脱离族群参与社交活动的“独立特行”者可谓微乎其微。为了抓住所有可能的机会，吸引个别华人劳工上门探访，米怜在场景布置上颇费一番心思。在1815年底向英国伦敦会总部汇报的年度报告中，米怜提到，“让他们能够经常来交流是很重要的，我将一间小屋装饰成中国样式，比方中式的案几、椅凳，还有在墙上挂上几幅书画。我请他们来做客，自然也偶尔会有机会去他们家中拜访”。⑦这种外在形式上首先采取“文化适应”策略的方式一直为新来传教士所用；然而同时，传教士自身也非常清楚，想要真正取得与中国人的交流进展，唯有消除语言的障碍。
    米怜於1813年抵达澳门、广州後，在马礼逊的帮助下开始学习中文，全身心地投入且进展迅速。不过他所接触的中文老师教的是官话，还有一些广东方言。到达南洋以後，米怜马上意识到他之前习得的语言在口头布道上很难真正发挥作用。⑧在马六甲的华人社区，人口比例最高的属闽语人群，其次才是粤语和官话，土生华人有些还随母方说点马来语。这种因为历史上的移民活动而形成的语言“马赛克”景观给新教传教士“直接布道”与口头传教带来诸多障碍；因此，书面文本成为来华新教传教士开展布道工作的重要载体--文本不仅是这些早期的布道者以有限的中文能力传播西方知识观念的框架依据，其中浅显易懂之类还可以作为具有基础识字能力的普通人进一步阅读的书面材料。而对於米怜这位还没有真正进入到中国内陆的“周边”传教士来说，“文本书写”的意义就更为重要了。
    这种“文本书写”的重要性理所当然地反映在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书信、报告的字里行间。米怜於1815年初赴马六甲，在与马礼逊一同订立的有关建立布道站的十项决议中，有三项与中文印刷及翻译编写宗教读物紧密相关，其中包括创办中文期刊、印刷宗教作品，以及继续翻译《圣经》。⑨进一步查阅传教士的手稿档案，有关文本布道的“宗旨与计划”更是一目了然，且具备相当的系统性。1814年1月，米怜甫抵澳门即向英国圣经公会(BFBS)的委员会成员及主席递交了一份报告，题为“对华布道需用中文撰写(或翻译)的书作”。米怜在开篇即指出这一工作需要整体的谋篇布局，乃是因为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对华布道是一项长期计划，先驱工作者应考虑到铺垫基石的重要性。“最先打好基础并当井条有序，如此，之後的进程将不会因为某位传教士的离世而中断，或因一开始的目标视野太过狭窄导致後来的兄弟们很难实施抱负”。⑩因而，在马礼逊编写的字典、辞汇集、语法书等基本语言工具书之外，米怜构想了足足二十种中文小册的体例与内容。其中第一项便是遵循英国教会传统布道文本的问答体体例，即教义问答，专为初学者准备，帮助理解《圣经》中的关键概念。如此，两种教义问答即成为最早在南洋地区使用的中文宗教小册。第一种是已於1812年在广州出版的《问答浅注耶稣教法》，是马礼逊以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威斯敏斯特小问答》)为底本翻译而成的作品。第二种是米怜於1817年在马六甲印行的《幼学浅解问答》，底本是Dr.Watts's Plain and Easy Catechisms for Children，即沃茨博士为适合英国当地的青少年而编写的教义问答。这两种翻译出版品很快就成为马六甲华人教会学校中的经典读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义塾以及後来的马六甲英华书院中所使用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