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本与英华书院的教育
    那麽，什麽样的文本能够作为课本适用於早期英华书院的这种特殊情形，以迎合不同来源的学生之多样性需求呢？在创校规划中，伦敦会的传教士们希望这一建立在东方的学校不仅能够遵循英国教会学校的传统，教授与神学相关的内容，亦可以结合当地的文化背景，特别是为华人学生开设识字、文学、史地等科目。而早期英华书院的报告中所记载的教学情况大体可以反映出这一理念实践。在开课第一年即1820年，华人学生在学习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马太福音》的同时，也阅读几种儒家经典，如《书经》。学生还需背诵马礼逊的一种对话教材以及米怜的《幼学浅解问答》。另外，所有学生都要学习《明心宝监》等两种中文道德伦常书籍，并练习中、英文写作，以及接触一些地理知识。(23)学生在文本学习的同时还必须加入宗教仪式，比如马礼逊记道，“学生们与教会雇佣的附近几名中国印工一起参加早晚礼拜。一名中国教师念一段中文圣经，并由校长简要解释，学生再齐唱一段赞美诗”。马礼逊还特别指出，作为早期英华书院的校长，米怜本应当负责英语教学；不过，因为他还有很多重要工作，特别是跟总部的频繁通信以及大量的中文写作几乎占据了他晚年所有的时间。(24)
    米怜去世以後，马礼逊曾於1823年短时代理过英华书院的主要工作。汉傅雷斯、柯理、吉德(Samuel Kidd)、汤姆林(Jacob Tomlin)等先後担任校长或主持工作。不同传教士在任期间，总体来说基本延续其早期的教学风格，但也有批评英华书院“只是按马礼逊与米怜的想法按部就班”诸如此类的声音。传教士们还对学院的中文教育应以官话还是福建方言为主有过颇多意见分歧，比如汉傅雷斯与汤姆林就曾认为，既然现阶段还没有进入中国，就当学习在马来华人社区中更为实用的福州话(Hokkien)。而马礼逊仍坚持认为官话是中文的重心，乃文本布道的基石，可以为日後进入中国打下基础。(25)不过，学院一直注重并坚持中文教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米怜的开创阶段以及柯理、吉德二人负责工作期间(1825-1828)。
    在前十年的工作中，与中文相关的另一项重点即是印刷，特别是中文小册的印制。英华书院奠基时，除了中心位置的学校校舍，另在两边各设中文与英文印刷机构，配备了相应的印刷器械。英华书院的中文印刷所自学校创立之日便有传教士专门负责，不仅大量重印了马礼逊在广州最早的几部中文作品以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等期刊，每年还增印传教士的新作，如柯理、吉德等後任的英华书院校长各自富有特点的作品。米怜去世以後，马礼逊继续向伦敦会提出申请，印行米怜已经完成的中文作品，如《灵魂篇大全》(1824)、《乡训五十二则》(1824)、《上帝圣教公会门》(1824)、《圣书节解》(1825)等，并印出其与米怜合作的最早的全本中文圣经《神天圣书》(1824)。在1830-1831年“英华书院以及马六甲的传教报告”中，更详细的中文文本印刷数量以及分发情况如下：
    马六甲英华书院1827年的年报中还特别强调了学校在中西文化沟通上的几大优势，其中一点即是学校的印刷所可以在地理空间上给学生提供文本学习的便利。这里所说的印刷作品不限於中文，还包括英文及马来语。相应来看，读者受众并不囿於书院中的“中国学生”，亦涉及当时在南洋一带将中文或马来语作为布道语言的伦敦会传教士。作为英华书院教育方针的主推者，马礼逊提出学校的图书馆需定期更新，除了藉东印度公司的航路从欧洲运入英文书，也可以将这些本地的印刷品一同并置，以增加图书馆的藏书量并丰富其语种。
    十九世纪初新教传教士在澳门、广东、南洋等地出版的中文作品，大多由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以及宗教小册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提供印刷资金。也有个别直接由伦敦会负责印刷出版，如米怜中文作品中篇幅最长的《灵魂篇大全》(184叶，每叶两页)，至1831年印刷量超过了2，500册。这是一部重要的中文作品，撰写工作占据了米怜晚年主持英华书院工作期间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於其去世後两年(1824)才得以出版。在1820年英华书院的一份手稿中，米怜曾用大量的篇幅讨论其创作的主旨、要点，以及向中国受众解释灵魂不泯一说的难点。(26)中文小册的印行乃以米怜的作品为主，不仅因为他是英华书院的主要负责人，也是由於在伦敦会早期对华传教准备工作中，以米怜对中文文本撰写的贡献为最大。
    印刷量最大的乃米怜的《张远两友相论》(1819)与吉德的《时钟表匠言行略论》(1829)，都超过了三千册的数目。报告进一步提供了有关这两种中文小册发行状况的补充信息。据称，《张远两友相论》1819年初版後，极受当地华人推崇，原雕版因多次重印，部分字迹已模糊不清，故重新刻版。为美观起见，重新木刻的是大字本。(27)因而，现在学者能够目及的马六甲英华书院1831年印行的第二版，其篇幅已较最初的版本增加了一倍，即由原来的20叶增至42叶。另一印量巨大且需要考虑再版的是《时钟表匠言行略论》。英华书院的报告中还提到，这本中文小册一开始使用的是欧洲金属字模铸刻的方式，後将其内容转换到木刻雕版上，相信更有利於大批量的印刷以及之後的分发工作。(28)大量的报告资料以及最新的学者研究都显示，十九世纪早期传教士的中文印刷，与十九世纪中後期开展的活字印刷方式不尽相同，仍较倾向於传统中国木刻雕版，而不是木活字或铅活字。(29)这一方面出於主导者的个人意见，如马礼逊很希望精美的雕版形式能够吸引地方上读书人对这些中文小册的注意；另一方面则是技术原因，如米怜就曾比较过两者在人工、耗时等方面的成本高低。(30)伦敦会的新教传教士还将一些木刻雕板运回英国，在那里进一步开展印刷工作。此举一方面向总部展示这些中文宗教小册的重要性，并同时於教会内部流通或保存。
    从历史上的记录来看，《张远两友相论》在条约开埠、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内陆以前至少重印过三次，印刷地点分别是马六甲(1831)、新加坡(1836)和香港(1844)，且於上海及宁波开埠後不久就在当地产生新的重印本，显示出其独特的生命力。(31)十九世纪中後期新教传教士逐步进入中国沿海及内陆以後，《张远两友相论》更是频繁重印、再版，或由其他差会的传教士改写，成为十九世纪流布最广的中文宗教小册。(32)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经典文本获得其“第一”的影响地位最早即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相比於米怜当时撰写的其他中文小册已是更胜一筹。自1819年初次印行之後，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Friends或Two Friends便出现在英华书院的教材目录中。虽然英华书院的年度报告中没有明确记载其教学文本与教学方式的关系，不过《张远两友相论》的确比米怜早年投入大量精力撰写的《幼学浅解问答》更加流行。如上所述，《幼学浅解问答》依据的是沃茨博士为适合英国当地的青少年而编写的教义问答，严格遵从欧洲教会宗教小册“问答体”体例；而在移植到马六甲的义塾以及英华书院以後，却基本上只能被用作课堂上的“问答”练习(手稿中常用“catechizing”一词)。相比而言，《张远两友相论》以其“小说体”与较为亲近“本土化”的写作方式，为更广面向的受众所青睐，印刷及分发量明显要高出《幼学》一书。很可能是由於这一经验，英华书院的後任负责人吉德的作品《时钟表匠言行略论》在文体上有效仿《两友相论》的痕迹，(33)不仅在马六甲英华书院时期获得了较好的反响，後还被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改写成《钟表匠论》(1855)，成为条约开埠後在福建及中国南部沿海较有影响力的一部中文宗教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