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秦汉社会思想意识的理论说明
    对于秦汉时期比较著名的有理论价值的论著（如《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论衡》、《潜夫论》等），一些有影响的提出过新的思想理论的人物（如张良、贾谊、刘彻、董仲舒、司马迁、桑弘羊、刘秀、曹操、诸葛亮等），研究论著的数量已经相当多。但是在进行新的思考时，除了若干重复性的论说应当剔除之外，简单化、公式化地贴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等标签的方式有必要摈弃。我们还看到，以上论著以及这些重要的思想者所提出的理论，尽管以往研究者的工作似乎已经有相当规模，然而仍然有不少问题需要探究，有不少疑点需要澄清。例如对汉代“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一形成重大历史影响的文化政策，期求就此进行理论说明的学者至今仍有激烈的争论。
    秦汉时期因特殊的历史条件生成、发展并形成重要历史文化影响的社会意识，如“大一统”政治背景下的国家意识、多民族交融过程中的民族意识、面对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意识、人口迅速增殖条件下的生命意识以及多种文化因素融汇后更为丰富的数术思想，在汉文化扩张的形势下形成的新的天下观、四海观，随着经济进步民间形成的新的富贵观、奢俭观等，都有必要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说明。而从理论角度关注以“忠”与“义”为主题的社会意识在当时的影响，也是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4.秦汉史微观和中观考察的理论指导
    历史研究的宏观、中观、微观说，其实不能做出明确的区分。用这种说法分析不同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也许并不准确。这里只是借用通常的理解，试图讨论秦汉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这里所说的微观和中观考察，是指较具体的实证研究，包括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物层面，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层面，社会问题和行政操作层面以及地理条件和生态背景等方面。这样的考察，不管研究者自己是否承认，也必然有一定的理论作为认识基点，以一定的理论指示考察路径。
    秦汉史领域的所谓微观和中观研究，近年成果非常突出。社会风习、地理条件、行政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都有显著的收获。现在应当强调的，是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的重要性。
    对影响中国史学数十年的理论指导，尚有扭转简单化、公式化的偏向的任务。对新近传入的西方史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其实也有避免简单化、公式化的偏向的问题。反对“食西不化”，力戒“生吞活剥”，也许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5.秦汉史宏观研究的理论总结
    学界对于秦汉史重大问题的宏观研究，近年似乎有所忽视。
    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土地制度、赋役政策、法律体系、政治理念以及社会危机和农民战争研究等，近年关注者有限。即使就此有所探讨，视点往往也只是集中在具体问题的考据学探索，宏观考察和综合分析的功夫并不到家。就秦汉农民战争研究而言，可以从社会史视角、技术史视角、宗教史视角深化对相关历史现象的考察。回顾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历史，最值得我们记取的教训，是应当努力洗刷意识形态的色彩，洗刷政治宣传的色彩，坚持追寻历史真实的学术原则。一些新的理论思考或许应当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比如，战争怎样推促了社会生活节奏的变化，农民成为军人，会怎样因社会角色的变换释放出完全不同的社会能量，都值得研究。意识史的考察也是必要的。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实际上已经开创了这样的考察思路。从理论层次探索历史上农民意识和农民观念的政治影响，其实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何兹全先生曾经告诫我们，社会史研究并不仅仅是社会生活史研究，更不仅仅是社会物质生活史研究。社会史研究首先应当关注的是社会重大问题，比如社会构成、社会阶级关系、社会形态等。就许多学者比较集中的学术视点来看，这方面的工作现在还是比较薄弱的。
    李学勤先生指出：“睡虎地竹简秦律的发现和研究，展示了相当典型的奴隶制关系的景象。”“必须重新描绘晚周到秦社会阶级结构的图景。”他说：“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笔者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290～291页）作为上古史微观和中观研究方面成就卓越的学者，他在以科学考据方法取得实证史学诸多成功的同时，亦重视“阶级结构”、“社会制度”问题，值得我们学习。只是在这一方面，有实力的中青年学者未能及时跟进。
    李学勤先生曾经分析先秦至秦汉的社会变革。他说，“东周到秦代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我们要深刻地了解这个大时代，必须用变革的观点去观察其间的历史脉络”。“把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成果结合起来”，可以这样认识“当时的急剧变革”：一，在考古学上，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二，在经济史上，井田制的崩溃和奴隶制关系的衰落；三，在政治史上，从以宗法为基础的分封制到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四，在文化艺术史上，百家争鸣的繁荣和结束（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285页）。这样的总结也许还可以充实或者更新，但是秦汉史研究必须进行宏观研究基点上的理论思考，我们已经看到了有示范意义的提示。
    吕思勉《秦汉史》第一章开头就写道：“自来治史学者，莫不以周、秦之间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会组织言，实当以新、汉之间为一大界。”又说：“以社会组织论，实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也。”（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这其实是十分重要的发现。两汉之际发生的历史变化，除社会结构外，政治形式和文化风格也都十分明显。不过，对于这一历史“大界”的说明，吕思勉《秦汉史》并没有揭示得十分透彻。就此课题进行接续性的工作，显然是必要的。可惜至今尚少有学者就此进行认真的探讨。这样的考察自然也是需要站在科学理论基础上进行探索和说明。
    6.有关秦汉史在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的理论思考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阶段。而秦汉时的中国在世界历史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李学勤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中还指出：秦的统一“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继此之后，汉代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其影响“范围绝不限于亚洲东部，我们只有从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价它的意义和价值”（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294页）。中国历史为什么在这时走到了这一步？这一历史变化对于世界文化进程形成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解答，都需要深刻的理论思考。秦汉时期的政治形式，如皇帝制度、官僚制度、郡县制度、察举制度、赋役制度、户籍制度……都对后来的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影响。就此进行理论分析，也是有意义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也许需要经历过比较充分的世界史学术训练的秦汉史研究者的精心努力，或许也应当鼓励秦汉史研究者和世界古代史研究者的学术合作。
    以上讨论，只是提出了几点粗浅的认识。其实，上述各方面，笔者都是非常迟钝的后进者。这里仅仅提出问题，只是希望和朋友们，特别是中青年朋友们交换意见，期望能够有一个共同进步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