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见守义《明朝辽东总兵考》（中央大学《人文研纪要》68）整理了洪武朝辽东镇总兵的谱系，考察了明代早期总兵官的地位。前田尚美《明朝的皇位继承问题与皇太后》（《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纪要》史学9）探讨了明初的诚孝皇后作为皇太后与太皇太后尽力确保其子宣德帝及其孙正统帝顺利继位的过程。这一问题及其内在结构关系，既是政治史上研究的难点，同时也非常有趣。作者指出，诚孝皇后固然受到期待，自己也接受使命，但与其认为她直接参与此事，倒不如说是在围绕着帝位继承一事，亲近大臣为了实现先帝的意志（也就是说确定之事），以其为掩护（由此可见，诚孝皇后拒绝垂帘听政，而积极充当后者的角色。朝廷大臣实际上也是希望其担当后者的角色，这也就可以理解宣德皇帝驾崩时，为什么作为前者的“襄王共举”被否定一事）。这是否应该称其为“权力”，意味深长，有必要进行更进一步的全面分析。川越泰博《天顺五年的首都骚乱》（《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55）收集整理了《中国明朝档案》所收卫选簿中关于天顺五年四牌楼杀贼事件的史料，通过对于曹钦之乱的分析，说明了从夺门之变到曹钦之乱权力斗争的过程。过原明穗《明代督抚幕府的构造与特色》（京都女子大学《史窗》67）以嘉靖朝浙直总督胡宗宪幕府为例，说明了公幕僚并非私幕僚的官员化，而是其下属官员入幕的结果，私幕僚官员化之道并没有打开。久芳崇《东亚的兵器革命》（吉川弘文馆）探寻了明朝末期火铳等火器技术从日本向中国传播并普及的途径。泷野邦雄《关于明代崇祯帝的谥号（1-4）》（和歌山大学《经济理论》2009年的351、352和2010年353、354）、《关于建文帝的谥号》（同355-358、待续）探寻了崇祯帝、建文帝的谥号、庙号的变迁。杉山清彦《从明代女真氏族到清代满洲旗人》（菊池俊彦编《东亚的历史与文化》，北海道大学出版会）论述了从元明交替期到明清交替期，女真-满洲各大氏族面对不断的政治秩序变动，为了确保其势力，经过多次重编而最终被编入八旗的始末。神谷秀二《清朝入关前世职继承次数考察》（《史滴》32）说明了最初世职的继承次数与世职等级及功绩大小有关，此后不久，则基本上是按比例进行调整。不过，如果认为采用等级与继承次数两个指标是一种有弹性的论功行赏方法，那么为什么这种合理的制度仅仅施行数年就被废止了呢，难道是制度永久化的意识遇到了挫折了吗？这一问题应该引起注意。谷井阳子《八旗制度再考（四）》（《天理大学学报》61-2）探讨了入关前八旗的基层组织--牛录在非军事方面统由国家加以管理、运用的这一侧面，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冈田英弘《从蒙古帝国到大清帝国》（藤原书店）收录了有关清朝的北亚侧面的研究专论。
    内田直文《关于清朝奏折政治创始的研究现状与课题》（《七隈史学》12）整理了以往奏折政治草创期的研究成果，关注了奏折政治登场时的政治状况。该文序论指出，不应仅将奏折看成是明制的延续，而与题本相比较。近年来，利用奏折研究清朝外藩的成果数量与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从新的观点切入来研究奏折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曹阳《清代官僚的亏空赔补（一二）》（京都大学《法学论丛》2009年166-32、2010年166-4）考察了顺治至道光时期官员亏空赔补制度的变化，认为官员赔补的范围与财政需求的增减有关。可以看出，作者关于雍正朝的耗羡归公与乾隆朝后半期正额之外征收增大等问题提出的论点，有与岩井茂树一连串的研究成果进行对话的想法，不过，没有参照又何出此言呢？小林亮介《十八世纪后期清朝东部藏区政策的变化》（《史峰》11）试图弄清目前仍未进入清朝国家论讨论范围的东部藏区--四川省管理的藏族土司的地位，他详细地分析了乾隆朝金川之役前后清朝政策的变化，认为虽然以往的总督支配、土司制度仍然残存，同时也运用了理藩院、成都将军（与汉地将军相比，其与非汉地将军更接近）以及与回疆伯克同样的入觐制度、起用旗人官僚、藏传佛教王权正统性等制度、手法、体系。这种问题意识与研究成果是近年来盛行的清朝国家论的产物，同时说明个别实证研究不断蓄积而使得国家论细致化研究成为可能。
    经济、海上势力
    山崎岳《舶主王直功罪考（前编）》（《东方学报》京都85）重新考察了有关王直研究主要的史料--万表的《海寇议》，探寻了当时王直被看成商人或海贼的评价变化过程。川越泰博《倭寇的都市袭击与奸细》（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欧亚非大陆的都市与宗教》，中央大学出版部）作为其奸细研究的重要一环，分析了倭寇侵袭沿海都市之际，其耳目、爪牙的具体活动情况。白井康太《十七世纪前半期福建沿海的海商与海寇》（《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8）将明末活动于福建南部的许心素、李魁奇、钟斌、刘香等海上势力与新兴的对手郑芝龙进行对比，认为他们活动的地理范围较小，对于明朝海防当局有很强的依存度。三木聪《受到审判的海贼们》（山本英史编《近世海域世界与地方统治》，汲古书院）认为将倭寇与大陆割裂开来进行研究虽然已成为主流，不过也有必要着眼于福建、浙江地域社会持续变化这一层面来考虑。他利用判牍史料，说明了“编户齐民”从“被掳”到“从贼”这一形态，复原了海贼身份变化的过程，指出了海贼具有很强的沿海地域性。林田芳雄《荷领台湾史》（同上）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时代的台湾通史。
    庞新平《清初海禁期广东与长崎贸易》（《东洋学报》91-4）认为从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海禁时期尚氏统治下的广东成为对日贸易的最重要据点。即使在平南藩解体后，清朝政府的海禁政策也难以彻底实行。作为广域经济圈的“环中国海地域”，以往常常置于“国家”、“相克”统制之下进行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应该将清朝看成是广域经济活动非常活跃的王朝，清初的海禁政策是起因于郑氏势力这一特定问题而采取的例外措施。这样的理解与该文的主旨有何关系，有必要好好说明一下。山本英史《清初浙江沿海秩序形成与地方统治官》（《近世海域世界与地方统治》）探讨了从明代后期以来自立的海上势力消失、清朝地域支配确立的过程，说明人、物移动的活跃极大地动摇了浙江沿海地域的社会秩序。作者描述了当地官僚面对这种情况而苦思焦虑的样子。从动乱到平静，作者从研究的视角全面而具体地考察这一时期的情况。孙晓莹《康熙朝内务府商人与日本铜》（《东亚文化环流》3-2）概述了内务府商人筹办日本铜的情况。彭浩《关于长崎贸易的信牌制度与清朝的对应》（《东方学》119）考察了从康熙五十六年信牌纷争的解决到乾隆初期清朝政府的信牌对策，他指出，清朝一方面遵守日本方面关于信牌的规定，另外一方面，为了顺利地获得日本铜，而灵活地利用信牌。田尻利《清代江西的稻作与〈抚郡农产考略〉》（立命馆大学《社会体系研究》20）认为江西省新城、瑞金地区在16世纪开始初步实行“组合耕种法”，从17世纪开始到18世纪中叶，随着肥料以及水利事业的飞跃发展，开始广泛普及开来。这是近年来围绕着经济整体状况来研究农业技术领域的成果，或者说可能与土地制度史、赋役制度史研究积累而有某种关系的讨论吧。泷野正二郎《清代后期四川省南部县场市的设立与县衙门》（《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8）利用四川省南部县档案，探讨了农村定期集市的形成过程及其与县衙门的关系，说明了县衙门主要关注秩序与治安的维持以及差役的稳定供给。宫崎洋一《清代煤矿经济一侧面》（《大正大学东洋史研究》3）利用契约文书探讨了19世纪规模不断扩大的四川煤矿发展情况。松浦章《清代帆船沿海航运史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则是作者有关清代水上交通史研究的第三本论文集。
    丹尼斯·弗林（Dennis Flynn）《全球化与白银》（秋田茂、西村雄志编，平山笃子、西村译，山川出版社）包括16世纪世界规模的白银流通的讲演与论文两编。正如该书第三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明朝经济的银本位制化造成了以往很多非流通部门能够生产的资源，需要货币财政部门转用巨额白银资本来维持（资源集约的--原文注）”，“白银输入虽然对于输入国的经济增长有贡献，但同时也阻碍了其经济发展”，这一看法极具吸引力，也有助于重新认识与“经济学的经济史学”之间的深刻分歧。从纯粹的理论概念的角度设想的这种“资源”，似乎既可以使币制不受任何影响地存在，并能自由地筹措白银，还可以投入币制之外的其他领域。遗憾的是，使用文献史学的方法难以证明这种“资源”在历史上究竟存在与否。尽管这种意见可备一说，但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在目下极易受到推许。笔者个人认为，似乎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思考。岩桥胜、李红梅《试论近世日本、中国、朝鲜货币经济化比较史》（大阪经济大学日本经济史研究所编《东亚经济研究》一，思文阁出版）通过对于清代福建省的人口与货币流通量等情况的推算，对比研究了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的货币经济化程度。不过，清朝政府宝福局铸造定额之外，还有铸有满文“宝台”的乾隆通宝，并且其铸造规模超过宝福局（这有必要追溯被引用的作者的论文进行确认）。不关注乾隆年间丰富的史料，在官修书籍及档案史料中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一时难以令人信服。如果按照每口人的大概铸钱额作为各国货币经济化的重要指标，那么根据其结论，又如何理解达到福建省铸钱推定额度一半以下的“宝台”钱，这一点尤其需要慎重。
    对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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