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是李大钊同志的《史学要论》发表七十周年。这部著作，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概论”，被认为是“中国史学的第五次反省”。①在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史学界如何迎接挑战，振兴历史科学，是每位史学理论工作者应认真考虑的问题。在纪念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发表七十周年之际，重温他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探讨他的史学思想，会清楚地发现，他建立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作为“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②不仅开创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新时代，而且对振兴当代史学，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在李大钊短暂的三十八年人生道路上，其史学思想发展的轨迹，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95年到1913年，是他史学思想的奠基阶段。在这阶段，他先从师于“塾师”接受儒家启蒙教育，遍读了经史百家著作；又进新式学堂，受到新学教育。这为他历史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从1914年到1919年，是他史学思想的形成阶段。这阶段，国际国内政治风云急剧变幻，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他先是在日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来回国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接受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特别强调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点。以这篇文章的发表为标志，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确立。从此他进一步以如椽之笔批判传统史学的弊端，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做出了象达尔文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③
    第三阶段，从1920年到1927年，是他史学思想的发展和成熟阶段。这阶段，他在从事革命活动之余，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历史教学和研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和探讨中国社会问题，批判地继承中国史学的传统，建立起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他史学思想的代表作《史学要论》，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多年研究历史学的结晶，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编纂出的“史学概论”。它标志着我国旧史学的终结和新史学的诞生，是史学史上的里程碑。
    总结李大钊史学思想发展的进程，可以发现，他作为我国新旧史学思潮嬗变时期的接轨人物，同以往的或同时代的史学家相比，其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他最早接受与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以此为武器剖析中国社会；二是把自己的史学活动同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使之富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三是对传统的史学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清算，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建立起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
    李大钊史学思想是他全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史研究和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史学界对他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的前两个特点的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充分肯定了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对他如何继承和借鉴中国史学的传统，反省历史，构筑起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方面，则涉及甚少，本文试就此做初步探讨。
    众所周知，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对于史学工作本身的社会价值、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认识和追求上，而反省过去，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是这种认识和追求的一种集中表现，也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之一。就中国史学来说，在李大钊之前，曾有过四次反省。第一次是唐前期刘知几“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④因而著《史通》，反省的侧重点在史书的编纂和比较方面；第二次是唐后期的杜佑，认为“历代众贤论著，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正之方”，⑤因而作《通典》，主张历史著作应以“将施有政，用艾家帮”⑥为宗旨，反省的侧重点在历史的社会功能方面；第三次反省是以清代章学诚著的《文史通义》为标志，侧重从理论上对以往史学进行总结和批判，主张“六经皆史”、“经世致用”，仍未摆脱“以经释史”的老路；第四次反省以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为标志，曾表现出要在对传统史学进行全面清算的基础上，试图建立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体系，但并未真正达到目的。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标志中国史学第五次反省的代表作，开创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新时代。
    二
    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作为对中国史学的第五次反省，由于他能够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总结和借鉴中国传统史学，因而同前四次反省有着本质不同。他不是从某一方面进行反省，而是在全方位、多侧面地批判和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建立起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其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划清了历史资料和历史著作的界限，对历史做了全新的定义，指明了“历史的本体”。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对历史的研究和探索也早已开始。但究竟什么是历史，历史包含哪些内容，却一直没有人能做出全面、科学的回答。唐代以前所有史学家，都在唯“圣”、唯“经”的基点上，认为只有经“圣人”之手写成的“四书五经”才是真正的史之经典，后人只能对经典加以解释。因而先秦儒家主张“述而不作”，汉代经学家把除经典之外的所有史书都看作经学的附庸。就连司马迁那样的史学大师，也不敢把自己的《史记》视为著作，而是声称：“予不敢堕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谓作也。”⑦到魏晋以后，历史学逐渐成为独立学科，才有史学家开始探讨“历史”的内涵。唐前期刘知几提出：“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⑧他所谓的“书事记言”，就是指史官记下来的各种历史资料。而“勒成删定”就是史学家根据资料创作的历史著作。但他没有具体分清二者之间的区别以及功能、任务。到清代章学诚则把史书分为“记注”与“撰述”两大类。“记注”的任务是“藏往”，“欲往事之不忘”。⑨“撰述”的任务是“知来”，“欲来者之兴起”⑩。当然作为封建史学家他至多是揭示了历史现象的外部联系，不可能真正做到“知来”。当历史发展到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梁启超认为：“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11）唯此，浩如烟海的旧史，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旧史专以记载史事为职志，吾侪应认为正当之史料，自无待言。”（12）他认为“旧史”必须改造，要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写出新的史学著作。梁启超可谓中国近代史学大师，同封建史学家相比，可起划时代之作用。可由于阶级的局限，他虽提出要改造“旧史”，但应怎样看待“旧史”，如何改造“旧史”，他却未能做出令后人满意的回答。
    李大钊则在批判地总结和继承史学这种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以往浩如烟海的史籍遗产，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紫阳纲目》等，“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的必要资料，不能说它们就是历史。”（13）因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它不是陈编，不是故纸，不是死的东西。”（14）可见他不但区分了“历史的记录”和活的历史，还明确了二者的关系，指明“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的必要资料”。“这些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15）而在“故纸陈编的堆积以外”的活的历史，才是“历史的本体”（16）。他所说的“历史的本体”就是对历史资料“必有充分的解喻”，（17）而这种“解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地变动”（18）在此基础上，他给历史做了全新的定义：“历史不是只记过去事实的记录，亦不是只记过去的政治事实的记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再换句话说，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19）
    历史的发展性、进步性、统一性和联系性是李大钊历史定义的四大要素，区分记述的历史与生活的历史，指明“历史的本体”是其历史概念最鲜明的特色。它的意义在于为“旧史”的“重作”和“改造”奠定理论基础。明确“历史要随着它的延长、发展，不断的修补，不断的重作”。（20）而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改作的历史，比以前的必较近真”。（21）这是在中国史学阵地上第一次树起了无产阶级史学革命的大旗，是对传统史学最为彻底的反省，更是对当时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致命一击。
    第二，提出要区分史学研究的“两个方面”、“三个层次”，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史学任务论体系。
    历史研究的任务是什么，怎样建立起独立的史学任务论体系，是古往今来许多史学家都曾探究的问题。汉代司马迁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2）当作史学的任务。清代章学诚就此进一步提出“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3）都是要阐明自然界变化与人事变化的相互关系，阐明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在明确历史事件的起迄原委及古往今来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有别识新裁，有独到见解。到近代梁启超在论述史学任务时则认为：“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24）“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5）这同封建史学家的认识无本质差异，都是要总结历史规律，阐明自己的观点。但具体怎样“通古今之变”，“求得其因果关系”，则是笼而统之，还很不完善。
    李大钊在总结继承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26）并具体指明史学研究的任务要区分两个方面、三个层次。两个方面即区分历史理论与记述历史。“历史理论与记述历史，都是一样要紧。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27）因为就“严正的历史科学”而论，是指历史理论而言，而“最广义的历史学”，则包括“记述的历史”和历史理论两大部分。而就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当时政治斗争状况来看，“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28）尤为重要。如果“此种思想，久已广布于世间，这实是史学界的新曙光”。（29）三个层次一是要研究社会发展过程。“社会随时代的经过发达变化。人事的变化推移，健行不息，就它的发达进化的状态，即不静止而不断的移动的过程以为考察，是今日史学的第一要义”（30），二是考证个别历史事实。认为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乃至其它种种历史的记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31）“寻究其证据，以明人事发展进化之真相，是历史研究的特色。”（32）三是发现因果，寻求规律。“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它，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