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史学研究两个方面、三个层次的区分体现了史学任务体系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史学任务论体系，这也是李大钊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体系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体系相区别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三，明确史学与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关系，强调史学的“铸魂”功能，完善了史学功能论。
    史学应为谁服务，其社会功能应如何体现，这是有史以来就为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封建史学家多是在“鉴诫”、“资治”上来说明史学的功能。孔子作《春秋》，孟子说这是“令乱臣贼子惧，”（34）司马迁说是欲“拨乱世之反正”（35）刘知几认为历史可使人“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36）“史乃生民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37）杜佑则更明确提出史学为“富国安人之术”。（38）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宋神宗评价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39）这些均说明，在封建社会，史学是“官学”，是“显学”，史学服务的对象是统治阶级和它的政权以及维护这个政权的纲常名教。而社会下层民众，是不在其服务之列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史学的认识不断深入。资产阶级史学家梁启超对史学功能的估价提高，拓展了史学服务的对象。他提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40）他把史学发展与民族的发达昌盛、社会的文明进步联系起来。在史学的鉴诫、资治功能之外，又增加了开启民智的功能。
    李大钊对史学功能的认识是在总结批判传统的史学功能论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着重强调史学对树立正确人生观的作用。他把人生过程比做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认为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与对人生过程的认识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是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前提。“历史观者，实为人生之准据，欲得一正确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41）历史观对人生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认识历史是一个循环着上升、螺旋式前进的过程，有助于帮助人树立乐天努进的人生观。他指出，历史“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地作螺旋式运动，但也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这样子给我们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即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地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42）二是认识历史是“人人创造”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创造历史的一分子，从而发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激发“感奋兴起”的情绪。他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了“君权神授”、“天命”和英雄史观，强调历史的发展是“社会上的人人劳动的结果”，这种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发现了我们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43）认识到这些，“使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为之感奋兴起……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44）三是历史观之“尊疑”、“重据”的治学精神，可以陶炼人们存真求实的科学的人生态度。“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45），“尊疑”、“重据”是治史的两个基本信条，这种信条若能“薰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史学的影响于人生态度，其力有若此者”。（46）在此基础上他批判了所有“中国旧史，其中所载，大抵不外帝王爵贵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谱系，而于社会文化方面，则屏之弗录。这样的史书就是本于历史只是政治，政治只是主权者的行动的见解而成的。”（47）他把史学从“官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民学”，为民铸魂的科学，这是他对中国史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之一。史学“铸魂”功能的提出，完善了史学功能论。史学的鉴诫、资治、启智、铸魂四大功能，是我们当代史学界仍应充分认识和遵循的。
    三
    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反省中国传统史学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从一形成就对中国史学发展起着重要指导作用。继他之后，涌现出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无论是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古籍的点校出版、档案资料的汇编还是史学论著的编纂，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对我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近两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史学界在一些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偏差。如在史料整理上，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整理、点校和出版有价值的历史遗产上，而是大规模地进行历史名著的今译，使名著的标准逐渐降低。在史学论著的撰述上，有着明显的俗化倾向，种类上写人物传记多、普通历史读物多，手法上猎奇、揭秘，写逸闻趣事多。在史学理论的研究上更是薄弱环节。自《史学要论》出版后近六十年时间，“史学概论”著作几乎一片空白。70年代末以来，虽相继有几部“史学概论”问世，但分量均感不足。在史学的功能上，没有把李大钊倡导的史学的“铸魂”功能提到应有的高度，因而使史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显得无所适从。
    鉴于这种状况，我们今天重温李大钊在七十年前提出的各项重要论述，用以指导当前的史学发展，仍是史学界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史学应顺应其发展是勿庸置疑的。但这种顺应不是随波逐流，无论是史料的发掘整理还是史学论著的撰述，都不能放任自流。应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从高层次上理解和体现为经济建设服务，如有计划地集中一定的人力、物力发掘整理一些急待发掘的有价值的古籍；组织撰写一批能够对现代史学进行全面总结和评论，从理论上寻求一条使史学摆脱危机、走出低谷的史学理论著作，促进能作为中国史学第六次反省标志的史学力作问世。在史学功能的体现上，应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调整侧重点，由多年来一直侧重鉴诫、资治转到启智和铸魂上来，特别是要把“铸魂”放到首位，让史学在塑造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上充分发挥作用。使全体社会成员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面前，在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面前，在金钱和道义面前，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党中央及邓小平、江泽民等多次提出的要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两史一情”教育的意义正在于此。
    注释：
    ①姜义华、赵吉惠、瞿林东、马雪萍合著《史学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二版
    ②《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卷，第402页
    ③《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37页
    ④《史通·自序》
    ⑤⑥（38）《旧唐书·杜佑传》
    ⑦（22）（35）《史记·太史公自序》
    ⑧（36）（37）《史通·史官建置》
    ⑨⑩《文史通义·书教下》
    （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
    （1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史料》
    （13）-（21）、（26）-（33）、（41）-（47）《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97页-247页“史学要论”，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3）《文史通义·答客问上》
    （24）（2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34）《孟子·滕文公下》
    （39）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40）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