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借助论史来阐述自己的历史理论，为变法寻找理论依据的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权时之变"，改革弊法的主张，必然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所以，他不时请出汤、武、孔子等圣人的亡灵，赋予他们变法者的身份，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如他说："如圣贤之道皆出于一，而无权时之变，则又何圣贤之足称乎？圣者，知权之大者；贤者，知权之少者也"（40）。能否做到"权时之变"是区分圣贤与一般人的根本界限之一。又说："圣贤之宗于道，犹水之宗于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尝同也；至其宗于海则同矣。圣贤之言行，一屈焉，一伸焉，至其宗于道，则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于海，圣贤因时而屈伸，故能宗于道"（41）。圣贤最懂得"权时之变"、"因时而屈伸"，对礼法加以损益。既然如此，后人权时之变，改革弊法就不算违背圣人之道。所以王安石大胆地提出"祖宗之法，不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42），表现了一个政治改革家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胆识。
    同样，王安石的"天人相分"理论，既是他观察自然和人类社会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王安石变法开始后，一些保守派人物纷纷利用"灾异"作为攻击变法的工具，企图阻止变法的开展。如灵台郎尤英言："天久雨，星失度，宜退安石"（43）。监安上门郑侠亦上疏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44）。在他们看来，王安石变法引起了自然界的"灾异"，策免王安石，废止新法，"灾异"就会消失。人为地把"灾异"附会人事，"天人感应说"成了保守派反对新法的重要手段和思想工具。所以，要维护变法，必须对"天人感应说"进行彻底的清算。史载：熙宁八年十月，彗出东方，诏求直言，乃询政事之未协于民者。可见，宋神宗在保守派的恶意宣传面前已产生动摇。为此，王安石在上疏中说："晋武帝五年，彗出轸，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已所期不合。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45）。王安石根据自己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用具体的历史事例，驳斥了"天应感应说。"
    王安石除了借论史来阐述自己的历史理论，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寻找理论依据外，他还利用对历史事件的历史人物的评论来隐喻今世，批论时政，为自己的政论张本。例如，他在论述周、秦衰亡的原因时说："周强末弱本以亡，秦强本弱末以亡，本末惟其称也"（46）。这里的"本"，指的是中央的权力，君主的权力；"末"指的是地方的权力，在外将帅的权力。王安石认为，周、秦衰亡的原因在于周、秦统治者或过分地分散权力，或过分地集中权力，以致造成了"强末弱本"或"强本弱末"这两种不同的客观形势。所以，"强末弱本"或"强本弱末"都是亡国之道，唯有合理地分配中央和地方、君主和在外将帅的权力，使之适度，即"本末惟其称"，才可国秦民安。可是"后之世变秦之制，郡天下而不国，得不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销其兵，削其城，若犹一也，万一逢秦之变，可胜讳哉"（47）？后世统治者总结秦的经验，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这是对的，但未能吸取秦的教训，权力过于集中，强本而弱末，这对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是不利的。王安石由秦联想到后世，无疑是针对北宋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而发，其目的在于警告北宋的统治者，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将重蹈亡秦的复辙。类似的例子在王安石的史论中还有很多，兹不一一列举。
    王安石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他独特的见解和历史评价标准，也同样具有强烈的批判世俗传统和现实政治的特点。在王安石看来，凡是历史上能因时制法，奋发有为的人物，都应给予肯定。反之，因循苟且，逸豫无为则为王安石所不取，其笔锋所及，即使是素为人尊敬的帝王、卿相或高士、名流也不能免。比如，汉文帝这个人物，他实行无为而治，一向被封建士大夫所肯定，可王安石不以为然，揭责他统治时"轻刑死人众，丧短生者偷"，指类他"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谋。浅恩施一时，长患被九州"（48）。能透过表面，扫除迷雾，直书其隐，发人深省。平心而论，王安石对汉文帝的评价有些偏激。但评价汉文帝不是他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他是借题发挥，借批评汉文帝来批评现实政治。关于这一点，他在对晋武帝等所作的评价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臣窃观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自秦已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灾，而悔无所及"（49）。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都是历史上"享国日久"、"因循苟且"、"不为久远计"，最终导致历史性灾难的皇帝，王安石都表示了否定。然而，王安石并没有到此罢笔，他笔锋一转，把矛头直指宋仁宗，"然享国日久矣……高居深拱，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夫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50）。在这里，王安石评价历史人物，又着眼于现实，既否定了晋、梁、唐三帝，也直接否定了宋仁宗。在皇帝至高无上的封建时代，他能直接对本朝在位皇帝进行抨击和讥刺，实具胆识。基于这种观点，王安石对历史上曹参、谢安、王衍等所谓名臣，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51）。
    与之相反，王安石对历史上的有为之士则激情满怀，备加颂扬。他特别欣赏唐太宗、魏征及其贞观之治，说"能思先王之事，开太宗者，魏郑公一人尔。其所施设，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中国安宁，夷蛮顺服，自三五以来，未有如此盛时也"（52）。甚至有"贞观万世业，经营岂非难"（53）的评价，其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商鞅这个人，在秦国实行变法，为秦的强盛打下基础，可在封建时代，他却一直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王安石则给予肯定，"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54）。其他如对西门豹、桑弘羊、刘晏等的褒扬（55），都是基于他们能因时变法，推动了历史前进。王安石对商鞅等的肯定，无疑也是在为他自己的变法张本。
    注释：
    ①《王文公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25，《洪范传》
    ②⑦《文集》卷30，《河图洛书又》。
    ③《杨龟山先生集·字说辩》引《字说》。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9引。
    ⑤《文集》卷20，《进熙宁编敕表》。
    ⑥《文集》卷1。《上皇帝万言书》。
    ⑧《文集》卷30，《策问十道》。
    ⑨（11）《文集》卷28《非礼之礼》。
    ⑩《文集》卷28，《禄隐》。
    （12）（13）《文集》卷28，《太古》。
    （14）《文集》卷73，《雄聃》。
    （15）《文集》卷28，《夫子贤于尧舜》。
    （16）《文集》卷26，《三圣人》。
    （17）《文集》卷7，《答韩求仁书》。
    （18）《文集》卷25，《洪范传》。
    （19）《周官新义》卷11。
    （20）《文集》卷56，《送李才元校理知邛州》。
    （21）《道德真经集注》引《老子注》。
    （22）《文集》卷32，《原过》。
    （2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9。
    （24）《文集》卷34，《芝阁记》。
    （25）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上册卷458-459页。
    （26）《文集》卷51，《彼狂》。
    （27）《周官新义》卷3。
    （28）《文集》卷29，《礼乐论》。
    （29）《文集》卷27，《老子》。
    （30）《文集》卷1，《上时政书》。
    （31）（34）《文集》卷32，《材论》。
    （32）《文集》卷32，《兴贤》。
    （33）《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8。
    （35）（38）（39）《文集》卷1，《上皇帝万言书》。
    （36）《文集》卷31，《乞制置三司条例》。
    （37）《宋史纪事本末》卷37。
    （40）（41）《文集》卷28，《禄隐》。
    （42）《司马温公文集》卷75引。
    （43）（44）《宋史·王安石传》。
    （45）《宋史·王安石传》。
    （46）（47）《文集》卷30，《周秦本末论》。
    （48）《文集》卷38，《汉文帝》。
    （49）（50）《文集》卷1，《上时政书》。
    （51）《文集》卷73，《曹参》、《谢安》。
    （52）《文集》卷1，《上皇帝万言书》。
    （53）《文集》卷50，《寓言》。
    （54）《文集》卷73，《商鞅》。
    （55）《文集》卷26，《三不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