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刑与《史记》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早在东汉时代，汉章帝和王允就认为司马迁因为遭受宫刑，而微文刺讥，贬损当世，从而认定《史记》是"谤书"。此后魏明帝、刘知几、王夫之、李晚芳等人都坚持《史记》"谤书说"。今人认为司马迁受刑后对于汉朝统治者抱了决绝的态度，在《史记》里发泄他的愤懑不平的情绪，以激动的心情来谴责历史上和当时的黑暗现象，并歌颂一些英雄和有气节的人物。从这种说法中可以看出"谤书说"的影响。按照"谤书说"，《史记》就成为司马迁泄私愤的著作，这种观点显然是对《史记》题旨的歪曲，同时也是对司马迁人格品质的贬低。实际上，司马迁倒是从根本上拥护汉家政权。从司马氏父子最初著述《史记》的动机来看，《史记》是受到汉家盛世气象鼓舞，适应汉家改制需要而著述的，对此只要读《太史公自序》就可以知道。《史记》确立了一个天人感应的宇宙观。特别是以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和春秋公羊学的三统循环论作为历史哲学，反复强调汉家受命而王，认为汉家"得天统"，从根本上为汉家政权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宗教论证。司马迁对危及汉家政权的异姓诸侯王割据、吕氏叛乱和吴楚七国反叛，均持鲜明的反对态度。《史记》中确有对汉高祖、吕后、汉景帝和汉武帝等人的贬损，特别是对汉武政治，几乎是全盘否定。这些贬损一方面是出于中国史官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实录传统，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孔子《春秋》的王道文化哲学。司马迁以《史记》上继《春秋》，将《史记》定位于孔子《春秋》的王道文化传统，他效法"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春秋》笔法，以王道贬损匡正现实政治，以期汉家政治返回到王道的轨道。所以《史记》对现实政治的批评乃是出于司马迁的深沉的人类责任心和宗教承担精神，决不是由于受宫刑而有意诽谤。因此，在讨论宫刑与《史记》关系的时候，必须坚决推倒和排除"谤书说"。
    但是宫刑又是司马迁生平中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宫刑事件对司马迁的刺激，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它确实给司马迁著述《史记》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史记》一书留下了宫刑事件的深深的印记。
    一方面要果断地排除"谤书说"，另一方面又强调宫刑对《史记》的重大影响，这样宫刑与《史记》的关系就是一个极其微妙敏感的问题，尤其要把握其中的度。前人对此问题或多或少有所论及，但缺乏系统全面的阐述。本文试图就此问题作一个比较全面的探讨。
    宫刑对《史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汉家由盛转衰之后，继续完成《史记》并力求使之臻于完美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宫刑事件。《史记》著述从酝酿到完成，前后经历了几十年时间，而这个过程正是汉家由极盛而迅速转衰的阶段，社会条件和作家心理变化很大，因而《史记》著述的动力在前后期是不一致的。最初激励司马氏父子著述《史记》的动力是汉武帝时期所形成的盛世气象。汉初几十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国力高涨，政治上在经过改造了的儒学指导下实施应天改制，军事上外伐四夷的胜利以及由此而来的疆域的空前拓展，宗教哲学上天人宇宙图式的构造，各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诸侯王力量的削弱和中央集权的加强，这一切为东方巨人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中华民族第一次文化高潮以空前恢宏磅礴的气势到来了，形成了粗疏阔大、元气淋漓的汉家气象。涵泳在这样的盛世气象中，汉人形成了只有后来盛唐才能与之相仿佛的包容宇宙、雄视古今的心胸与气魄，他们的胸中激荡着一种及时立功的浪漫主义豪情与英雄主义气概。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同时也出现许多巨人的时代，一时出现了群星灿烂俊才云蒸的局面。司马氏父子认为这是一个"王者兴"的伟大时代，他们有着继周公、孔子之后身膺五百大运的神秘体验，因而决心通过著述《史记》而成为"王者兴"时代的"名世者"。但是社会现实很快摧毁了汉人的乐观浪漫情绪。汉武时代如同唐开元、天宝年间一样将帝国鼎盛推向高峰，而后迅速从顶峰一落千丈。由于汉武帝过度滥用民力，导致汉家急剧中衰。汉家封禅改制以后的社会现实与当初人们对它的期望值呈显出极大的反差。"符瑞"是反复出现了，泰山也封了，正朔、服色、度数也改了，但并未带来人们所期望的那种太平盛世安居乐业的王道局面，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①，是"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②。长期蓄积运行的地火，终于冲破顽石的限制而喷发出来。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南阳、楚、齐、燕、赵之间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秦末农民起义的情景又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重演。至此，激发司马迁著述《史记》的原动力荡然无存。是什么力量鼓舞着司马迁完成《史记》著述呢？这个力量就是因宫刑而激发的补偿耻辱心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这是说司马迁受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要完成《史记》著述大业。由此，《史记》获得了新的著述动力。
    司马迁将这种忍辱著书的思想概括为著名的愤书理论，《报任安书》云：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一著名的愤书理论又见于《太史公自序》。从司马迁的论述来看，他对著述《史记》的动机和意义作了新的阐述。他指出愤书的动机来源于人生的困厄与耻辱，诸如囚禁、放逐、受刑、人生失意等等，这些人生灾难使人产生一种悲愤填膺无法化解的情结。愤书不注重即刻的心理平衡，而是寄希望于未来社会的价值评价，这就是司马迁反复所说的"述往事，思来者"。愤书不局限于具体的复仇对象，它从个人冤仇出发但又超越了个人恩怨，把目光投向文化学术事业，它主要是通过凝聚有巨大文化价值的著作，作为自我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以此来确证自我价值，说明自己此前所受屈辱的不公平，因而愤书决不等于以文化学术著作进行诽谤报复具体仇人的"谤书"。愤书的目的则是要对此前耻辱实现补偿和过补偿，这一点《报任安书》说得很清楚："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可见愤书是要洗去耻辱，使自己的人格和名誉重新得到张扬。总之，愤书是建立在对个人生命意义的认识和对文化符号超出了个人生命长度的认识之上。由于在愤书过程中非理性的情感要转化为理性，人对屈辱的忍受负载能力，人直面惨淡人生所需要的勇敢和坚毅，都得到空前的检验，心灵的容纳能力，由此得到极大的拓展，使人生境界得到极大提升。《史记》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记载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也不仅在于构成了一个天道观、王道观、士道观三者统一的宏伟思想体系，而且在于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具有极大深度与广度的伟大人格，这个人格是用鲜血、屈辱、坚毅、隐忍发愤诸种因素凝聚而成，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巨大魅力。
    第二、宫刑事件使司马迁从心理上拉开了与汉家的距离，获得了独立观察思考的人格条件。司马迁是一个极具诗人气质、极富情感与想象的人，他追求悲歌慷慨、倜傥非常的人生，希望做一番名逾金石的辉煌功业，而他自身也确实具有巨大的创造潜力。由于他处于亢奋激动之中，他就易于把情感的理想的东西当作现实，易于把未来的潜在的功业当作既有的成功来欣赏品味，易于以个性的光芒去照耀一切。汉武帝因推行有为政治而广罗人材，形成"汉之得人，于斯为盛"的大观，司马迁亦处武帝彀中。这容易使司马迁产生深得主上信任的虚假印象。他并没有进一步想到，在这个人材集团中，汉武帝的信任程度是分层次的。汉武帝真正倚重的是卫青、霍去病这样的横征大漠广土斥境的将帅和张汤、桑弘羊之类的兴利除弊之臣，以儒学为武帝政治作缘饰的董仲舒、公孙弘倒在其次。至于象司马相如东方朔、朱买臣、司马迁之类的文学侍从之臣，汉武帝不过是倡优畜之，扔几顶不大不小的乌纱帽给他们，让这些易于激动的文人写文章润色鸿业点缀升平以供自己赏心悦目而已。正因为司马迁一直在做五彩斑斓的梦，所以他竭力向皇家靠近，"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③。这种心理状态易于使司马迁把自己的人格隶属于汉家，对于观察历史与现实政治，则容易产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负效应。史官文化的特点在于它必须与现实政治拉开一段距离，以便于从旁观察洞若观火，《左传》、《国语》中的史官目光往往比其他人更为深沉睿智，其原因正在于此。司马迁由于把自己与汉家紧密相连，浪漫主义豪情粉饰了严峻现实，英雄主义的气概掩盖了现实政治的弊端，对自身建功立业的渴望淹没了对人类的同情心与责任心，作家思维尚飘浮在想象与情感的表层，而没有深潜进入理性分析的层次。司马迁这种心态一直维持到为汉家改制定历的太初年间。宫刑事件粉碎了司马迁浪漫的英雄主义的幻想，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的真实悲剧地位。一种弥漫宇宙的巨大耻辱感在折磨着司马迁的心灵："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④这种卑微感和耻辱感自然地使司马迁心理发生了一个变化过程，即从与汉家紧密依附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而自觉地与汉家拉开了心理距离。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从心理上和汉家拉开距离以后，司马迁人格才从"务求亲媚于主上"的奴才附庸状态中独立出来，才取得了独立地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的人格条件，才使司马迁和中国史官独立思考冷峻分析的传统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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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感慨资财缺乏无钱自赎。《报任安书》云："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司马迁此叹系有为而发。汉代有以资财赎罪之法。《汉书·惠帝纪》载惠帝元年下令，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汉书·食货志》载晁错说汉文帝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景帝时，上郡以西大旱，汉景帝复修卖爵令，允许人民输粟于县官以除罪。汉武帝时期，桑弘羊请武帝下令平民可以入粟补吏和赎罪。由于国库空虚，汉武帝于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和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两次下令民可赎死罪，入钱五十万，可以减死一等。司马迁如果家中饶有资财，是可以入粟赎罪免受宫刑之辱的。但他身为太史，俸禄仅六百石，拿不出巨金来赎罪，只有以身受刑。他之作《货殖列传》，除了受到战国士文化的平等精神和儒家富民思想等诸多因素影响以外，对金钱价值的认识可能也是一个潜在的心理因素。宋代诗人秦观在《淮海集·司马迁论》中说："又云，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世。'非空言也。盖迁自伤砥节砺行，特以贫故不免于刑戮也。"此说受到后人的许多批评，但结合《报任安书》来看，秦观此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2.渴望救士于厄困的人间真情，叹息趋炎附势冷漠炎凉的世态人情。《报任安书》云："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大概正是对这种炎凉世态的深沉感触，才使司马迁认识到"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游侠精神的可贵。他在《游使列传》中说："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秦观在《司马迁论》中说："盖言当世号为修行仁义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于人之难，曾匹夫之不若也。"凌稚隆《史记评林》引董份语云："史迁遭李陵之难，交游莫救，身受法困，其辞多激。"由于有这种特殊的经历遭遇，司马迁每于历史人物脱人于厄举荐贤士之处殷勤致意。《汲郑列传》称述"郑庄以任侠自喜，脱张羽于厄，声闻梁楚之间"。《张释之冯唐列传》赞扬"张季之言长者，守法不阿意；冯公之论将率（帅），有味哉！有味哉"！《管晏列传》热烈颂扬管鲍之交，对晏子脱人于厄难的高风亮节推崇备至。张耒对此评论说："论管晏之事，则于晏子独曰：'使晏子而在，虽执鞭所忻慕焉。'迁之为是言者，盖晏子出越石父于缧绁，而方迁被刑，汉之公卿无为迁言。故于晏子致意焉。"⑤此说当为知人之论。与这种渴望侠义精神相映衬的，司马迁对世态炎凉深致喟叹。《郑世家》论赞云："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此与晋之里克何异？"司马迁在此指责郑厉公背信弃义，同时对甫瑕利欲熏心导致灭身亦不无叹息。《汲郑列传》论篇是一篇寄予了深沉感慨的文字：
    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司马迁是一个极真诚的人，是一个有着火热心肠的人，他渴望肝胆相照的人间真情，而鄙薄以利相交，有势则往、无势则去的浇薄世风。《樊郦滕灌列传》载郦况欺骗吕禄交出北军，使太尉周勃掌握了兵权，从而取得了平定诸吕的主动权。司马迁在此写道："天下称郦况卖交也。"司马迁从理性上支持平定吕氏叛乱，但从感情上却又无法接受郦况以友道欺骗吕禄的做法，因此对郦况颇著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