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刑法与酷吏有一种本能的厌恶情绪。《报任安书》云："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K1D904.JPG}，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大概由于有这一段囚牢生涯，司马迁极为痛恨刑法与酷吏。《史记》"八书"中没有《刑法书》，这固然是因为五德说和三统论都尚德不尚刑，但与司马迁受过酷刑螫毒，心理深层厌恶刑法有一定关系。《史记》对诸子百家各有吸取与批判，其中对法家批评最多。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说："法者令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他赞同孔子所说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做法，主张通过礼乐教化使人民从内心萌发一种向善去恶的人格伦理力量，以此来达到天下大治。《酷吏列传》历载十名酷吏嗜血成性杀人如麻的残暴行径，指出酷吏政治并非致治之本。《商君列传》虽然如实记述了商鞅在秦国推行法治的政绩，但在论赞中却对商鞅为人提出了严厉批评："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从这一评语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法家的由衷厌恶之情。
    4.反复说明屈辱乃人生难免之事。《报任安书》云："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网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司马迁因蒙受宫刑大辱而心理失去平衡，为此他引古今备受屈辱的王侯将相为自己同志，其潜台词是：既然这些王侯将相尚且忍辱含垢，那么自己这个六百石的文史星历人员受辱又算什么呢？用这种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得到一点心理宽慰，以此来支撑维持自己忍辱活下去的信心。他在《史记》中往往借评说历史人物来宽慰自己。《游侠列传》云："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日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司马迁历举有道仁人遭受困厄的情形，开列了一个王侯将相和文化名人倍受耻辱的长长的清单，试图让古人也为他分担一份羞耻。《孙子吴起列传》叹息"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早救患于被刑"，《白起列传》说"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这也是说即使象孙子白起这样的料敌如神百战百胜的军事家，也无法预料和避免自身的祸患。
    5.辩说受辱不死乃是希望有所作为，并提出了"激"的概念。《报任安书》云："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司马迁说这一番话是有特定文化背景的。先秦儒家早已提出一套死亡理论，这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春秋公羊学派更刻意阐发宁死不辱的理论，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竹林》中说："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又引曾子语云："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根据这种宁死不辱的理论，古代士大夫在触犯刑律的时候，于执法人员到来之前，往往引决自裁。司马迁当然也想到了死，他之所以蒙受大辱而存活下来，乃是希望有所作为。司马迁在《史记》人物传记中着意表明这种受辱不死的心理。他在《魏豹彭越列传》论赞中说："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魏豹、彭越为秦汉之际骁将，他们一生中该有多少行事可资评论，可司马迁却偏要选取他们生命中的最后囚虏生活，说他们受辱不死，乃是希望保存身体，以待日后风云际会再展鸿图。魏豹、彭越本人没有任何遗言，这纯粹是司马迁对他们心理的揣测与发掘，更准确地说是司马迁以己度人，因此这与其说是评价魏豹、彭越，倒不如说是司马迁自己心理的写照。司马迁还提出"激"的概念，"激"与前面所说的愤书理论有重合之处，但"激"应用的范围要大得多，愤书是指借文化著述事业来留名雪耻，它只是"激"的一种形式。凡是倍受人生困厄，并由这种人生苦难而激发起图强壮志，建立功名大业以对此前耻辱进行补偿的，都可以称之为"激"。《范睢蔡泽列传》论赞云："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认为范睢蔡泽之所以能取卿相富贵建功立业，乃是因为遭受困厄而激发了他发愤创业的豪情。《季布列传》热烈称颂季布摧刚为柔终成声名的精神："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司马迁认为在季布身上集中体现了能"勇"和能"下"两种相反的品质，而季布之所以能"下"，乃是他对自身能力有清醒的认识，希望保存生命，以便使自己的能力与才华得到充分的发挥。读这些人物传记，要与司马迁的个人身世和心理联系起来，才能有更亲切的体会。
    6.同情失败者而厌恶命运宠儿。司马迁往往从失败者身上看到自己的悲剧身影，因而在为这些人物作传时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屈原列传》是比较典型的例证。他在说明《离骚》创作原因时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据《报任安书》，司马迁为李陵游说也是出自一片忠心："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主上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在忠而获罪这一点上，司马迁找到了与屈原心灵的契合点，因此《屈原列传》写得如泣如诉极富真情。李晚芳在《读史管见·屈原列传》中说："司马迁作《屈原传》，是自抒其一肚皮愤懑牢骚之气，满纸俱是怨辞。"李景星也在《史记评议·屈原贾生列传》中说："通篇多用虚笔，以抑郁难遏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两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读可也。"这些评语道出了司马迁借历史人物抒发感情的特点。《李将军列传》也是司马迁倾注感情的篇章，他对汉武帝的爱将卫青、霍去病却颇为冷漠。黄震在《黄氏日钞》中曾将《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放在一起评论，他说："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夷夏，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公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之所以有这种抑扬予夺，是因为作者在为历史人物作传时融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思。《鲁仲连邹阳列传》也值得注意，从唐代司马贞起，人们对司马迁将高士鲁仲连与邹阳合传多有异辞。曾国藩在《求阙斋读书录》中对此作了解释："仲连高节，似非邹阳可拟。上梁王书，亦拉杂无精义。子长特以书中所称，有如己身相感触者，遂录存之。"曾氏之说是有道理的。
    7.宫刑使司马迁产生怀疑精神，这主要见于《伯夷列传》。传中历举恶人暴戾恣睢操行不轨却能终身逸乐，善人积仁洁行而饿死早夭的两极事实，对传统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提出疑问："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本人也是忠心尽职，但却没有得到善报，反而惨遭酷刑，血的事实冲击着司马迁的天命观。这种长期郁积在胸中的怀疑苦闷情绪，在伯夷叔齐积仁洁行而饿死的事件上找到了触发点和突破口，他从伯夷的悲剧而想起自己，进而联想到历史与现实之中善恶因果报应颠倒的无数事例，遂使他产生了"问天"的强烈激情冲动，理性光芒透过天命思想的乌云而透射出来。
    以上七个方面都与司马迁个人身世中的宫刑事件有关，可见司马迁遭刑以后的思想感情，不仅见于《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也见于《史记》全书之中。清人袁文典在《永昌府文征·读史记》中对此有一段颇为精彩的评论：
    余读《太史公自序》而知《史记》一书，实发愤之所为作。其传李广而缀以李蔡之得封，则悲其数奇不遇，即太史公之自序也。非惟其传伍子胥、郦生、陆贾亦其自序，即进而屈原，贾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痛哭流涕而长太息，亦其自序也。更进而伯夷积仁洁行而饿死，进而颜子好学而早夭，皆其自序也。更推之而传乐毅、田单、廉颇、李牧，而淮阴、彭越，而季布、栾布、黥布，而樊、灌诸人，再推之而如项王之力拔山兮气盖世，乃时不利而骓不逝，与夫豫让、荆轲诸刺客之切肤齿心为知己者死，皆太史公之自序也。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诚不禁击碎唾壶拔剑斫地慷慨而悲歌也。于是乎传信陵、孟尝、平原、春申四公子之好客急人之义；而于是乎传朱家、剧孟、郭解之游侠之不爱其躯赴士之厄，与鲁仲连之排难而解纷，而于是乎传管仲之受利于鲍子，晏子之解骖以救越石父而愿为之执鞭。嗟乎，读史至《史记》，读《史记》至此，有不为之拍案叫绝废书而三叹也哉！
    这段议论除了少数地方有所夸大以外，大体上符合实际。
    注释：
    ①《汉书·昭帝纪》。
    ②《汉书·夏侯胜传》。
    ③④司马迁：《报任安书》。
    ⑤《张右史文集》卷五十六《司马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