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陈文和主持点校的《嘉定钱大昕全集》，这是钱大昕著述的第三次结集，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结集。这次结集在长沙龙氏刻本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唐石经考异》1卷、《经典文字考异》3卷、《天一阁碑目》、《竹汀先生日记钞》3卷、《竹汀日记》1卷、《地名考异》1卷、《元进士考》不分卷、《困学纪闻校》、《凤墅残帖释文》2卷、《修唐书史臣表》、《新唐书纠谬校补》、《颜氏家训注补正》、《钱辛楣先生年谱》等13种。此外，还编撰了《潜研堂文集补编》，辑录了《潜研堂文集》失收之钱大昕佚文。最后还附有钱大昕的传记资料，极便阅览。至此，钱大昕的著述终于有了一个最为全面的集子。《全集》洋洋10大册，蔚为大观，为人们研究钱大昕以及清代学术提供了便利条件。诚如戴逸在《全集》序言中所说：“钱大昕是中国十八世纪中，站在时代前列的、卓有贡献的学术大师。他的全集的编纂、出版是富有意义的学术文化工程，将为后人提供全面、深入研究的资料。”可以说，此次整理钱大昕全集，厥功至巨。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嘉定钱大昕全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搜罗尚嫌不够，不少钱大昕的文章依然没有收入。如漆永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钱氏《讲筵日记》一册，《钱大昕殿试策》一摺册。据作者讲，《讲筵日记》可补钱氏学行诸事甚多，可补《高宗实录》之疏漏，对研究乾隆朝政事与学术也有一定参考价值。[19]王贵忱也发现钱大昕致毕沅的一封信，为乾隆五十年五月十六日，钱大昕收到毕沅分俸赠款后的答谢函。[20]潘建国指出，袁枚所编《续同人集》，收录钱大昕佚札多篇，其中有4首诗歌、3通尺牍，都是研究钱大昕的珍贵文献。[21]另外，许全胜、柳岳梅还发现上海图书馆所藏钱大昕手札九通。[22]所有这些，都是《嘉定钱大昕全集》所没有收录的。其二，点校尚存在不少问题。陈得芝对《全集》元史著述部分的点校进行了大量勘误，指出因点校底本和校勘问题而导致的错误有25处，因涉及特殊专科知识而点校失误的有21处，因疏忽误读造成的点校差错31处。陈文还特别指出了《十驾斋养新录》卷13《东平王世家》、《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9《徽州路儒学旨挥》对元代圣旨、公文点校的一系列错误。[23]看来，这些问题还有待将来《全集》再版时一并补正。 此外，方诗铭、周殿杰点校的《廿二史考异》（附《三史拾遗》、《诸史拾遗》）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 （二）对钱大昕的总体评价。钱大昕是一位“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的学者，在各个领域都有建树，怎样全面把握钱大昕学术的精髓，就成了人们研究的重要问题。王俊义较为全面的评价了钱大昕的学术成就，指出钱大昕有进步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他并非只钻故纸堆，专搞烦琐考证，他没有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其学术著述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24]另外，王俊义还研究了钱大昕的义理观，认为钱大昕主张通训诂而明经，经明而义理即明，不存在六经之外的义理，亦不在文字、声音、训诂之外求义理，也就是寓义理于训诂，将考据学放在第一位。[25]周清澍总结了钱大昕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字音韵学、舆地、职官、氏族、金石、年代、元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钱氏是乾嘉时期学识最渊博的史学家和若干学科的倡导人。[26]吕友仁归纳了钱大昕“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即不分门户，唯是之从；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文必己出，反对剽窃；平等讨论，知错即改；订讹规过，意存忠厚；奖拔人才，折节交下。并对《潜研堂集》的学术价值进行了分析，也指出了钱大昕的局限。[27]方诗铭、周殿杰合著的《钱大昕》一书，对钱大昕的生平、史学成就、对《宋史》的考订、对《元史》的研究、金石学的成就、文字音韵学的建树以及天文历算学的贡献都进行了探讨，通过较深入的研究，充分肯定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的史学大师。[28]张舜徽撰《钱大昕学记》一文，全面评价了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同样给予极高评价。[29]王记录指出，钱大昕的学术见解与主张，既体现了乾嘉时期的学术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个时代；“实事求是”是钱大昕治学的核心；钱大昕以考据著称，但又不忽视经世致用的的学术传统，并对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史关系上，钱大昕继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尊经重史的思想，提出“经史无二学”，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30]另外，王记录还对学术界长期以来把钱大昕归为吴派的看法提出质疑，指出钱大昕与吴派首领惠栋之间没有师承关系，在治学旨趣上大异其趣，研究重点更是不同。钱大昕的思想与学术渊源是多方面的，宋代诸学者、清初顾炎武、浙东学派以及戴震等都对钱大昕有影响。他吸收众长，独辟蹊径，自成一家言。[31]龚江红、张淑艳则重点分析了钱氏的经世致用思想，认为钱大昕主张“文须有益天下”，提倡儒者之学应务实用，并注重史学的资治作用和社会效益，能把史学与现实弊病联系起来研究。[32]戴逸指出钱大昕开启了近代历史考证学的先河，坚持历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对官修史书进行考校，重视舆地、官制、氏族，在金石学、历史文献学、音韵学、天算学等方面成就卓著。钱大昕还对现实发表了很多看法。他的治学精神体现了一定的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因素。[33]倪所安也认为钱大昕学问博大精深，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训诂学、金石、诗文等领域均成就卓著。尤其在史学上，发展和丰富了我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史学的崇高地位。[34]施丁则对钱大昕的人格进行了考察，指出钱大昕为人为学具有诚厚谦逊的优良品质。对同辈学者亲切交往、坦诚相待，对前辈学者由衷尊崇又贡献己见，对古代学者实事求是而不刻意苛求，对晚辈学者真诚诱导和热情提携，与历来文人学者中骄与吝两种不良倾向迥然不同，值得继承和发扬。[35]虞万里指出钱大昕的学问成就主要在经学和史学，这些学问又以其深湛的校勘、版本、目录知识为枢纽而贯串综合之。特别是钱大昕在其勤奋著述的一生中所体现出来的学者风范，更值得后人学习。[36]许苏民考察了钱大昕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中的作用，认为钱氏的言论具有近代人文觉醒的新观念。[37]路新生认为钱大昕治学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在文论、史论以及探求儒家之“理”方面见解深刻。[38] （三）对钱大昕文字音韵学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徐书海就对钱大昕《声类·释训篇》诸条进行疏证，依声求义，以义正声，溯厥本始，阐明转变之由来，以证声义相关之理。[39]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周斌武通过研究指出，在古声纽研究方面，钱大昕的成就最大，他的“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为汉语历史音韵学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和确实的证据，丰富了清代语言学的学术内容，推动了上古声母系统的研究，启迪后人。[40]汪寿明认为，在文字学方面，钱大昕归纳出《说文解字》的一些体例，指出大、小徐本的弊病。在音韵学方面，有“古无轻唇音”及“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两个著名论断，在声纽研究上发前人所未发。在训诂学方面，有理论创新，为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巨擘。[41]吕友仁不仅认为钱氏在古声纽研究上具有开拓性贡献，还特别分析了钱氏在《说文》正文字体、二义同条例方面的精辟论述，并驳正了章太炎对钱氏所做《恒言录》的不确评价。[42]吕友仁还论述了钱大昕在文字音韵学方面对段玉裁、朱骏声的影响，认为段玉裁注《说文》，采纳了钱大昕的《说文》研究成果，而对于朱骏声来讲，钱大昕则处在“考之于逵”的贾逵的地位。[43]吕友仁还针对王力先生认为朱骏声受段玉裁影响较大的说法，指出朱骏声受钱大昕的影响要比受段玉裁的影响大得多。辨明了学术源流。[44]张盛龙在研究钱大昕的音韵学时，选取了一个新的角度，从类型学、历史发生学和方法论三方面对格里姆定律和钱大昕古无轻唇音说进行了比较，指出钱大昕偏重于汉语本身的纵向比较，其方法包含有后来被称为内部重建法的某些因素。[45]漆永祥研究了钱大昕在古声类以及古韵研究方面的贡献，并特别指出钱大昕在少数民族语言上的成就。[46]肖建春则研究了钱大昕在字词考释上的成就，指出钱大昕考释字词的范围扩大，取材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吴派学者墨守汉学，不读汉以后书的缺点。考释方法主要有三条：研核古今，是正文字，审形体而得义；贯串古钮，通转有征，因声音明训诂；考以史实异同，证以风土民俗，据文化史而释词。[47]阎崇东也肯定了钱大昕与其弟钱大昭在《说文》研究上的成就。[48]陈蔚松和赵伯义还对钱大昕的《恒言录》进行了专门探讨，陈文认为《恒言录》体例严谨，类目分明；古今对照，考证精审；范围广泛，内容丰富。[49]赵文认为《恒言录》体现了钱大昕在俗语研究方面的成就。有释义精微、求本溯源、体例严密等优点，也有收词不严格，词语分类不合理等缺点。[5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