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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钱大昕方志学成就的考察。陈光贻指出钱大昕在方志学方面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方志人物立传的理论，并具体分析了钱大昕对方志人物传的看法。[84]陈文探讨了钱大昕关于修志取材、方志人物立传、修志者素养等问题的见解。[85]周梦江分析了钱大昕关于方志资料征集、志书体例、地理沿革以及人物编写的意见，认为钱大昕能兼取戴震、章学诚两人方志学说之所长，重历史又重地理。[86]倪所安认为钱大昕的方志学思想为：地方志为一方之征信；志以存道；博观约取；据事直书；方志立传有褒无贬，但不能以黑为白等。[87]王记录也论述了钱大昕的修志活动和方志学理论，指出钱大昕的方志体例思想是“叙述有法，繁简适中”，对志家的要求是“志乘寓史法，不私其亲”；也分析了钱氏在方志人物立传方面的种种看法。[88] （九）对钱大昕教育成就的总结。吴以宁指出钱大昕晚年主讲钟山、娄东、紫阳书院，培养了大批东南士子。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汉学以及天文算学的教学与研究，加强蒙古、辽金语言的学习与研讨。在教育思想上，提倡“实事求是”，反对空言自夸，主张平等讨论。其思想中还渗透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89] （十）比较研究。在研究钱大昕的学术成就时，人们还往往将他与王鸣盛、赵翼、章学诚等人进行比较，以见其学术特性。柴德赓比较钱大昕和王鸣盛，指出在学术研究上，二人都治经学，卓然可立，但从经学的考据转到史学的考据，钱大昕关系最大，考证最精。在治学方法上，都推崇实学，但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在做法上有所不同，考证各有心得。在治学态度上，两人都很认真，但王氏自命不凡，钱氏谦虚谨慎。在思想上，两人都比较保守，但对现实政治及历史，也有令人可喜的看法。[90]周振鹤通过比较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的学识，指出钱、赵、王三人之学问有龙、虎、狗之别，《廿二史考异》是点石成金之著，《廿二史札记》是披沙沥金之作，《十七史商榷》则是脸上贴金之滥竽。[91]杨绪敏通过比较钱大昕、赵翼的政治主张，批评了那种认为乾嘉考据学者“蔽于古而不知世”的观点，指出钱、赵二人在论经考史中都发表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92]申屠炉明比较了钱大昕与章学诚治史的异同，认为他们二人最擅长史学，在当时大多数学者认为经学为第一等学问的学术氛围下，他们认为史学同等重要，所发议论实乃补偏救弊之言。由于学术取径不同，他们的史学成就也各异，章学诚在史学理论上成一家之言，钱大昕则在史学考证上有突破前人之处。[93] （十一）对钱大昕具体著述的论述。陈慧星对《潜研堂诗》进行了研究，认为钱大昕的诗是学者诗，以学问家的眼光、兴趣、习惯、作风，把经史籀篆、书画金石诸方面的问题，议论入诗，严格用韵，风格质直，吟咏性情之作甚少。[94]王义耀比较了王鸣盛的《蛾术编》与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认为博与专的相辅相成，是两书的特点。[95]顾吉辰通过研究《竹汀先生日记钞》，认为《日记钞》内容丰富，尤其在版本考证方面成绩突出。[96] 需要说明的是，就在大陆钱大昕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时，港台学者也在钱大昕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就。杜维运认为钱大昕是历史考证派最特出之史学家，分析了钱大昕的考证学成就、经学成就以及其史才、史识，认为钱大昕可追纵班马、媲美温公。[97]陈鸿森发表《钱大昕养新余录考辨》、[98]《钱大昕潜研堂遗文辑存三卷》、[99]《钱大昕潜研堂遗诗拾补》、[100]《钱大昕年谱别记》，[101]主要对钱大昕的著述进行考辨、纠谬、辑佚。司仲敖发表有《钱大昕之礼学》、[102]《钱大昕之春秋学》，[103]主要侧重对钱大昕经学的研究。 从以上综述我们可以看出，百余年来的钱大昕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更是引人注目。如果总结一下的话，这些研究有这么几个特点：其一，就广度讲，几乎涉及到钱大昕学术成就的方方面面；其二，就深度言，很多研究揭示了钱大昕学术思想的深层内涵，不再把钱大昕当作纯粹的考据学家来看待。当然，百余年的钱大昕研究也存在不足，其一，对钱大昕经学方面的探讨尚嫌不足，对钱大昕的经学思想的本质没有很好清理；其二，对钱大昕经学与史学的相互影响还缺乏深入分析，对其经学思维方式对史学思想的作用还没有深入思考；其三，对钱大昕思想中所蕴涵的理论精华，尚须认真归纳总结。所有这些，对于认识钱大昕学术以及乾嘉学术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深入认识以钱大昕为首的乾嘉学者的学术内涵及学术精神所必须予以关注的。对于这些问题，笔者曾经进行多年的思考，其中所得，也在拙著《钱大昕的史学思想》中进行了表述，但思考还不成熟，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总之，钱大昕研究是清代史学史、学术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对钱大昕研究的推进，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清代学术研究的推进。 （本文作者王记录，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 [1]同时代学者对钱大昕的赞誉，见拙著《钱大昕的史学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沈尧：《落帆楼文集》卷8《与孙愈愚》，吴兴嘉业堂刊本。 [3]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59，第429页。 [4]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第275页。 [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第270页。 [6]《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第159页。 [7]《章太炎先生论订书》，见支伟成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 [8]《清华学报》304期，1924年第4期。 [9]陈垣：《钱竹汀手简十五函考释》，《文物》1963年第5期。 [10]王伯英：《关于钱大昕佚文手稿》，《克山师专学报》1981年创刊号。 [11]朱瑞熙：《钱大昕佚文五则》，载顾吉辰主编《钱大昕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简称《钱大昕研究》）。 [12]顾荻：《钱大昕的佚文六篇》，载《钱大昕研究》。 [13]顾吉辰：《钱大昕、钱大昭著作考》，载《钱大昕研究》。 [14]朱瑞熙：《钱大昕、钱大昭著作续考》，载《钱大昕研究》。 [15]顾吉辰：《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光绪重刻本）失收著述考》，载《钱大昕研究》。 [16]朱瑞熙：《钱大昕题跋初探》，载《钱大昕研究》。 [17]顾吉辰：《钱大昕与〈元史稿〉下落》，载《钱大昕研究》。 [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9]漆永祥：《清代起居注官与钱大昕的〈讲筵日记〉》，《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3期。 [20]王贵忱：《钱大昕致毕沅札》，《广州师院学报》2000年第2期。 [21]潘建国：《袁枚〈续同人集〉所录钱大昕佚诗佚札》，《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