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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钱大昕史学成就的评价。史学是钱大昕一生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领域，对钱大昕史学成就的探讨，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成果最多的。史念海讨论了钱氏对官修史书的看法，对史家基本知识的要求，以金石证史的成就以及史著取材的标准等问题。[51]林理炯称赞《廿二史考异》乃钱大昕一生精力所注之结晶。认为钱大昕决不是为著述而著述，钱氏主张经世致用，治学谨严踏实，强调独立见解。[52]治英认为钱大昕有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严谨治学，品德高尚。[53]施丁在分析了钱大昕的史学成就后，指出钱大昕虽然在历史文献学的考证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明显的不足和缺点，即只考其事而无系统分析，只是博古而不通今，囿于考据而不擅长明理。[54]施丁还扼要介绍了钱大昕的考证方法、考证内容以及钱氏对修史的看法，指出其考证方法有取证、比较、专题研究三种，考证内容主要在官制、地理、氏族和年代方面，其对修史的看法主要有尊重史实，据事直书等。但作者仍然认为钱氏是“乾嘉史学界搞历史考据、博古而不通今的典型”。[55]施丁对钱大昕史学成就的看法后来有了变化，他不再认为钱大昕博古而不通今，并写出研究钱大昕的力作《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指出钱大昕的史学主旨是“实事求是”，他的实事求是史学，不只是历史考证方法，还有重要的史学思想，包含史以传信、考辨求实、记述从实、知人论世、师古之是诸多方面，总之是求实求真，编纂信史，这是对中国古代直书、实录论的继承和发展。[56]叶建华则对钱大昕的史学批评进行了分析，指出钱大昕的史学批评首先是重新肯定史学的地位和作用，批判史学虚无主义；其次是继承发扬传统史学据事直书的优良传统，批判任情褒贬、曲笔隐讳；再次是强调史家要博闻广识，尤应掌握舆地、官制、氏族三大方面的知识；第四是主张史书语言应繁简适宜；最后是要求史学批评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56]黄爱平则对钱大昕与乾嘉考据史学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指出钱大昕主张经史并列；强调实事求是；提倡训诂考证。其治学“博大精深”，尤精于舆地、官制、氏族之学，在《元史》研究上用力最勤，他的治学活动及主张，集中体现了乾嘉史学乃至清代汉学实事求是的精神。[57]杨绪敏指出钱大昕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历史考证学方面成就最大。其史学思想有：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主张史家加强基本功训练，反对曲笔护短，批评官修史书。[58]谢贵安论述了钱氏对史学地位及功用的认识，分析了钱大昕对史家的德、识、学、才等素质的看法以及对史料的看法。[59]陈协琹、刘益安总结了钱大昕在史学上的贡献是：敢于突破崇儒尊经的世俗藩篱，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史学研究方面；运用考据方法研究史学，为史学研究开拓了新领域；凭借自己雄厚的学识功力，敢闯别人不敢问津的冷门。[60]华世銧则认为钱大昕对史学的贡献有：纠正和补充了大量的史料；考证官制，纠正人名、爵名和官号之错；校正年数、年号和辈份之误；对郡县、侯国的名称进行考证；校正史书中的天文、历法之错；考证史书中的字音字义，校正、补充了许多错漏的字；纠正史书中的许多史注错误，并大量补注；列专题评论史书义例、版本和人物；校正一些方志的作者、人物、籍贯和史实之误，并进行评价；提出许多疑问，为后人考证提供方便。[61]王记录则具体分析了钱大昕的历史编篡学思想，指出钱大昕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有：“成一家之言”的撰史主张，“史为纪实之书”的撰史原则，既要谨严又要灵活的史法义例观，博采慎取的史料采获标准，“史以纪治忽之迹”的史文繁简论等。[62]王记录还撰写《钱大昕的史学思想》一书，该书打破经学与史学的间隔，从思想的视角系统揭示了钱大昕历史考证背后的丰富思想内涵，对于钱大昕的学术渊源和学术特点、经学见解和史学思想、史论和政论、历史考证学成就和考史方法论、历史编纂学思想、元史学研究上的功力和卓识、修志实践及方志学理论等，都提出了新的认识。该书打破长期以来将考证和思想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广阔的学术背景下，总结出钱大昕独具特色的表达自身史学思想的方式，论述了一代学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所具有的学术风貌，富有创新。[63]陈其泰总结钱大昕的治史特色为：考证方法精良；以金石证史，开二重证据法之先河；有很高的史识。[64] （五）对钱大昕历史考证学的探讨。华世銧指出钱大昕历史考据的方法有：用分析的方法来评论历史人物，用比较的方法来考证世系，用推理的方法对史书版本和字进行考证，用综合考证的方法订正史书之误，用金石铭文来校正经史，用专题考证的方法来辨证史实等。[65]汪受宽认为钱大昕考史的目的是贯彻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纠正颓废的学风，给后世留下信史。考史者应该具备的条件是实事求是，不迷信盲从；知人论世，不苛求古人；知识广博，不空疏措大；注重证据，广泛搜集资料；区别各种资料的考史价值；求善本。其考据方法有专题资料梳理排列法；事实反证法；历日推算法；引文辑植溯源法；据籍里、履历、行踪考定法；据用语、称呼考定法；歧说择优法；方位确定法；据音韵考证名称之实；多重证据法；常识判断法；考而不断法。[66]王记录指出钱大昕的历史考据学是由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组成的。他吸收宋人考论结合的治学特点，继承顾炎武的通儒风格和实学精神，不把考据看成是纯粹的技术操作，能自觉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对考据的目的、意义及态度都进行了论述。他将各方面的知识用之于考据，形成了一套严谨的研究方法，所得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67]王瑞明具体分析了钱大昕在《宋史》考订方面的成就，认为其考订成绩有四个方面：纠谬正误；解疑释惑；拾遗补缺；完善体例。[68]吴绍烈则将《廿二史考异》与《宋史》校勘记对比，指出钱大昕考证中的一些失误。[69]修晓波着重分析了钱大昕《元史考异》中对蒙古、色目人名称、史实考证的成就与不足。指出钱大昕在《元史考异》中，统一译名、订正错误、补充遗漏，同时也指出钱大昕有漏考、校错、占有史料不足等缺陷。[70]魏鸿指出钱大昕的历史考证方法有比较法、求源法、钩稽法和归纳法，比较法通过校勘发现问题，再由歧说择优的原则判断正误；求源法从探求史源入手，一方面据史源以证史料转引之误，一方面借史源以推断现有史料的可信程度；钩稽法讲求由此及彼地追踪史料信息，辩正疑误；归纳法则用归纳类比等逻辑方法推理。[71]陈其泰论述了钱大昕对20世纪历史考证学的影响，认为他是近世扭转“重经轻史”偏向的一位关键人物，为新考证学派打开了广大法门，是运用新史料和开拓新领域的直接先导。[72] （六）对钱大昕元史研究的分析。朱华忠、王记录认为钱大昕在元史研究上的贡献主要有：考订明代官修《元史》的错讹，为后人利用、研究《元史》扫除了障碍；揭示元代重要文献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发掘金石资料，为后人研究元史打下了资料基础；重写《元史》，所撰《元史艺文志》及《元史氏族表》沾溉元史学界，所论元代重大政治、文化问题，影响甚大。其研究元史所体现出来的严密考证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一直影响着后来元史及边疆史地学的研究。[73]陈其泰也对钱大昕在元史学上的成就进行了考察，对钱氏的元史学成就也给予了充分肯定。[74] （七）对钱大昕历史文献学成就的揭示。姚伟钧认为钱大昕的文献学成就主要在：由小学入手探求文献义理，注重目录版本辨伪，校正文献缺失，其方法求实科学。[75]曾贻芬则认为钱大昕的历史文献学成就的取得与其史学研究密不可分，从史学家的角度利用、发展考异，辨古籍真伪，考版本年代，修撰《元史艺文志》，都比一般文献学家高出一筹。[76]周少川具体研究了钱大昕的目录学成就，认为钱大昕更注重目录学在研究、整理古代典籍中的实际运用，在考证、校勘、辑佚、辨伪的过程中发展目录学。钱大昕研究、整理古代目录，揭示、考订各类典籍，编撰《补元史艺文志》，实践自己的文献编目思想，有很高的价值。[77]刘红敏、石斌则认为钱大昕的目录学为广义的目录学，他以考据为治目录学的基本方法，综合运用校雠、版本等知识来从事目录学研究。[78]严修总结了避讳义例在钱大昕训诂中的作用，指出钱大昕通过避讳义例，澄清了古籍中文字上的许多混乱，解释了古书版本上的一些问题。[79]邓瑞全认为钱大昕的避讳学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历朝避讳制度有深入了解；注意归纳避讳通例；利用避讳学校勘史籍，考证史事。[80]漆永祥分析了钱大昕的校勘学成就，指出钱大昕校勘重视善本，不迷信宋本；从众信古，不泥于古；阙疑存异，不专己守残。他用音韵学、舆地学、金石学、避讳学知识校勘，精于理校。[81]施丁则专门研究了钱大昕的金石学，指出钱大昕是清代金石大家，他以金石补载籍之缺漏，正史籍之错讹；他以金石与文献互证，成绩很大。他还据金石文发论，论人物、史事、史籍等。[82]徐有富研究了钱大昕的版本学成就，对钱氏的版本学造诣以及验证版本的手段都给予充分的揭示。[8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