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纪》是明中叶著名史家陈建（1497-1567）撰作的一部明史专著。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编年体形式总述明"九朝"历史的史著，曾影响了晚明整整一个时期。《通纪》和其它编年史相比，比较显著的一个特点是按语俯拾皆是，每卷之内，少则四、五条，多则二十几条。按语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直接"僭著评议"，一种是"采时贤确言"，以别人的言论，代表自己的看法。其内容，或臧否人物，或探讨明帝国盛衰规律，特别以发表自己的救时主张为重头。积极宣传其社会改革思想，是《通纪》史学思想的核心主题。它是一部救危史著，一部面对现实、试图解决现实问题的史著。
    一、社会改革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与理论依据陈建作《通纪》，出发点很明确："录阅世变，不能自己于怀，……诚欲为当世借前箸筹之，挽回祖宗之盛"。①也即要通过对本朝历史经验的总结，提出中兴之良策。
    《通纪》这么注重社会改革思想的探讨，首先是和嘉靖中叶的社会危机分不开的。世宗以旁支入继大统，在首辅杨廷和等人的帮助下，谨谨求治，一收正德帝之烂摊，初期颇有起色。可惜好景不长，不久便又蹈了前代昏帝的后辙越来越腐败，终致危机四伏。具体说来，表现为：1.政治腐败。世宗沉湎于方术，追求精神上的自我满足，特别是刚愎自用，果于刑戮。世宗专制暴虐的结果，便是助长了一股歪风邪气，忠臣难容，奸臣得势，亦为佞臣倾陷他人提供了机会，以致大臣间互相倾轧事件层出不穷，吏治大坏，朝政搞得一团糟。2.军事吃紧。世宗的昏庸和严嵩的贪鄙奸横，直接导致军事上"北虏南倭"夹攻的局势。蒙古向来是明朝一大边患，特别是占据河套以后，时时进扰，终致有"庚戌之变"发生，京师为之震动。东南沿海的倭寇，到嘉靖三十一年后，更是日益猖獗。3.财政恐慌。连年的战争，军费支出日益膨大。宗室人口越来越多，宗禄越来越难以承担。另外各种名目的浪费现象，也十分严重。所有这些，终致国库空虚，财政赤字直线上升。嘉靖中叶的这些情况，用晚明史家许重熙的话说，就是"俺、吉并骜，烽火日惊；破城杀将，东西告紧。直、海狂逞，几半天下；所在丛窟，一止一起。兵荒连岁，租税全蠲；战士死生，优卹屡下。物力自当告诎，智勇至且交困"。②可见，到了嘉靖中叶，明帝国已陷入了很深的危机之中。
    其次，"知天意之祚我皇明于永也"。《通纪》这一作史出发点的提出，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基础上的，那就是，嘉靖中叶尽管出现了种种内外危机，但明王朝的天数还没有到完结的时候，还有通过改革，重新复兴的希望。正德间，濒危者有数事焉："逆瑾滔天，八党乱政"；"流贼之扰遍及于两畿、山东、河南、川蜀、江西之境"；"宗藩宸濠之变"；"召边兵入京"；"武皇之嬖幸盈朝，政在臣下，巡游燕乐，荒弃万机"。"于乎！前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正德朝丛是数者，而国家安如磐石，岂非天意恢我嘉靖之图，以巩固皇明于不拔乎！昭然矣"。③
    其三，"天下未有无弊之法"。陈建主张变法，既有现实依据，又有理论根据。他认为："有天下未有无弊之法也。法之不能无弊者，势也。或起于因循积渐，法久而弊滋也；或起于时异世殊，可行于一时，而不可行于异日也"。法虽制于圣王，但"行法之人，不皆圣王时，不皆圣王也。圣王虽欲以无弊，其如势何！此我国朝之法所以至于今日而其弊纷如无惑也"。《易》讲求变通之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面对这种情况，"使周、孔复生，其必仰思所以斟酬而变通之"。④也就是说，任何"法"都是会有弊端的，这是客观规律。关键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人"变而救之何如耳"！⑤
    这样，陈建无论在现实还是在理论上，都为自己的改革主张找到了依据，也为人们接受他的改革主张破除了观念上的障碍。
    二、社会改革思想的要旨陈建是一位能"体国爱君，忧时察治"的地主阶级先进知识分子，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思想对他影响很深。他"诚不忘江湖耿耿"，十分注重时政问题的研究，早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即已撰成《治安要议》一书。书分宗藩、赏功、取士、任官、制兵、备边御戎六议。在该书中，陈建首次较详尽地阐述了他的社会改革思想。其后，觉得言犹未尽，即以此为基本指导思想，又撰作了《通纪》一书。《通纪》中的变法思想，基本循《治安要议》而来，但由于两书发议的对象、写作的时间、体例都不相同，所以，两书议论的内容也不完全相同。总的来说，《通纪》所谈面更广，如论学官、论宦官、论理学、论均贫富，这些都是《治安要议》所没有的。《通纪》及《治安要议》所见陈建社会改革、主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吏治上，主张行超升、久任、不拘流品三位一体的人才选用制度。陈建非常重视人才问题。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否致治，人才的善用与否，是个关键。祖宗时代，"用人不拘一途，未尝大分流品，亦未尝限资格，与夫年劳之拘，用惟其贤、惟其能而已"⑥故当时号称得人，能致治。成化以后，人们感慨人才一朝不如一朝，并非没有人才，关键是不善用人。主要表现为：（1）取士只重科举。祖宗时，科举、荐举双管齐下，成化后，废荐举，专重科举，结果，"有行盗跖、心劣商贾者，能染翰为文，俱隶士籍。此士风之所以日益偷也"。⑦（2）任官有资格之限。"近来资格太限，虽举人无九卿之擢，岁贡至府佐，即以为过望矣。志以位限，才以志隳，政以志损，而欲望治，难矣！是故，沮人向上之志者，资格也；而坏天下之事功者，亦资格也。历代前代资格之拘也，皆起于叔季。我朝资格之拘也，滥觞于成化，而愈胶固牢不可破于今时。"⑧可见陈建对后世人才选用制度弊端抨击之猛烈。
    因此，"欲望治"，首先就得从改革人才选用制度着眼。怎么改？简单地说，就是恢复祖宗良法。陈建在《治安要议》中，专门立了"取士"、"任官"两章，比较详尽地阐述了他的人才选用思想与具体措施。到写作《通纪》时，他着重构筑了不拘流品、超升、久任三位一体的人才选用制度。不拘流品，就是说，在文官的选拔上，反对行单一的科举制，而主张科举荐举双管齐下，以尽人才之用。陈建认为，"以天下之大，人各有能、有不能"，所以，人才的选拔，必须不拘流品，于科举之外，"复诸制科"，"以收拾天下之遗才，庶几国家收得人之效矣"。⑨陈建称二举并行不悖之制，"诚开国之远猷，万世治平之轨范矣"。⑩超升就是说，任官须不拘资格。《治安要议·任官十议》称"资级之迁，不宜太限"。具体地说，就是要求重用学官。陈建主张，学官宜"慎重其选，不必备员；超擢一如国初，以兴起豪杰。"（11）久任，就是说"迁转之期，不宜太速"。"迁转既速，则罢黜亦易，贤愚莫分"，政绩好坏看不出来。陈建认为："超升、久任与不拘流品之法，三者不可阙一。不超迁则不能鼓舞豪杰，不久任则虽才无以成功，拘流品则使人自尽，而绝其向上之心、怠其有为之志。"（12）三者"相为流通，相为补助"，方能尽人才之用。"为国莫要于此，莫急于此"。（13）把人才的选拔与使用制度，看作是治国的根本策略，可见陈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第二，在军事上，主张改革军制，加强边防，抵御蒙古人的南侵。主要在两个方面：一、在军制上，主张省卫军，增民壮，行寓兵于农之制。明朝军制，自洪武以来，行卫所制。这支卫所常备军，在明前期，是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能征善战，明王朝籍此成为一强大的东方帝国。但由于卫所制内在矛盾的发展，以及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中叶以后，卫所军越来越不行了，兵源匮乏，不能打仗，在镇压内乱与抵御外侵方面，显得十分无能。正德时，"平中原盗用边兵，平蜀盗用苗兵，平江南盗用狼兵，而两京十三省之兵，举无一可恃"。（14）嘉靖间，蒙古入侵西北边境，"如蹈无人之境"。"虽有卫，犹无卫也；虽有军，犹无军也"，（15）卫军腐败之情状，于此可见一斑。更为严重的是，卫军不仅无用，而且"易为乱阶"。政府重用招募来的新军，卫军大大失宠，心理上必然失去平衡，再加上政府老老拖欠军粮，卫所军官乘机克扣军粮，卫兵于是常常借故发动兵变。陈建称当时卫兵，"有司给粮稍不如期，辄群起诟譟，思欲为变，甚至戮辱官吏，焚掠居民"。（16）嘉靖时代，兵变很多，"往往而是"。"若大同之杀参将、杀总兵、杀巡抚，则又其甚矣。似此悖逆之风，皆弘治以前之所无，而滥觞于正德，始祸于闽南，而遂于嘉靖，效尤于边镇。"（17）对于这么多的兵变，朝廷也无可奈何，只能抚剿了事。陈建对此甚为担忧，热切希望当权者鉴汉唐之例，防微而杜其渐。面对卫军这些情况，陈建的态度很明朗，主张废除卫军制。他说："有兵若此，不如无之；兵而无用，曷若已之！"（18）那么，废卫军制后，行什么军制呢？陈建认为，宜如国初，行随里编民社之制。他认为寓兵于农，优点很多，"可省养兵之费，可省募兵之害，可无逃亡缺伍之虑，可无孱弱充数与夫骄兵悍肆之患"。（19）这是唯一的"更化善治，可久可继"军制改革方案。陈建最后说："愚为此议，似惊世骇俗，然实变通之道不得不然。为国不寓兵于农，终为苟道焉尔！"（20）陈建主张行寓兵于农之制，不失为一正确选择，惜◆不能为当权派所采纳。
    二、主张积极备边御戎。陈建《通纪》很注重边备问题。北虏自明初以来，即是明帝国最大的边患。到嘉靖中叶，北虏时或入侵，"胡马直抵近郊，京师九门为之尽闭，昌平陵寝为之震惊，居庸、紫荆为虏坦途，良乡通州为虏外府"。（21）这一严峻事实，不能不引起陈建等人的忧虑，"数十年后，吾不知其所终。杞人之忧，实深耿耿"。（22）陈建首先分析了明边事日非的原因，明确指出，关键是为"因循姑息，玩惕偷安"这一软弱的指导思想所害。如朝廷再"不斩钉截铁断限此根，天下事未可知也"。（23）那么，怎样备边御戎呢？陈建在《治安要议》卷六《备边御戎十议》中谈得很详尽。他认为："御戎之道，在先定国是，国是定而修攘制御之策、安边固圉之略，可次等而举矣"。"国是"（也即备边的指导思想）的基本要求是"即我之所长，以制彼之所短"，"贵谋贱战，以全取胜"。具体的战术，陈建列举了十条，即修车战以当胡骑，设强弩以辅车战，省骑兵以舒军民，重劝赏以垦屯田，因屯田以制边县，行经界以寓地纲，繁林木以资扼伏，募骁勇以习砍营，明赏罚以振国威，重将任以责成功。在《通纪》中，陈建结合时事，着重谈了四条：（1）复屯田之制。"按，祖宗朝屯田之制，甚重甚严，且耕且守。后来乃一切怠驰，专仰馈耀，沿边数十万众，嗷嗷待哺，如之何其可也。欲安边足食。其急复祖宗之旧乎！"（24）（2）坚壁清野（25）。（3）重闭门坐视不救之罚（26）。（4）主张皇帝巡边阅武。"谨按，宣庙御极十载，巡边阅武者四焉，实敬肃人心、振扬威武、扬励边防。有一于此，胡虏所以知畏，而边鄙所以不耸也。近日边防玩惕之余，圣子神孙能绳祖武，时一行之，其于安边，不为无益。"（27）陈建在当时，能提出这样一些安边足食、防御蒙古人南侵的建议，在当时是很有点头脑的。近人陈伯陶称陈建"备边御戎，讲求切至"。"惜其时，分宜柄国，廷臣无敢采其议，上之于朝。遂令鞑靼纵横，终嘉靖之世，不能制止，此可为太息者也"。（28）
    第三，在财政上，主张杜绝宗禄发放之滥、赏功之滥。宗禄问题，一直是明政府十分头痛的难题。明代宗室，除皇帝嫡长子、嫡长孙册为皇储、世袭皇位外，余皆授以爵位。有爵者皆食宗禄。这也就是说，每个宗室的人口越多，得到的宗禄即越多。"利禄之厚如此"，于是，每个宗室"莫不广收妾媵"。（29）多妻制使宗室人口增长十分快，接近几何级。宗室是寄生阶层，不从事四民之业，一切均由国家承担。因此，每增加一个宗室人口，就意味着增加一份社会负担。"宗室之生生无限"，而政府支付宗禄的能力毕竟有限，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引起政府的财政恐慌。这么庞大的宗禄开支，丰年尚能勉强支付，一遇歉岁，支付宗禄就成了问题。其次是易致宗乱。有司因宗禄负担太重，常常拖欠，不给宗禄，宗室遂"或升堂而号，或拦街而骂，或投砖掷瓦，殴伤吏卒，无如之何。仕于其土者，凛凛卒岁，不独俱受辱，且惧变生不测矣"（30）。其三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地方政府为支付宗禄，不致于引起麻烦，不得已拼命搜刮百姓，甚至"科索商人引银"。这样一来，"民之愁苦，不可言喻"。（31）宗禄问题这么严重，必然就有改革宗禄制度的建议出现。早在永乐末年，政府已有节禄之举。正德间，户部尚书梁材也希望"早为议处"。可惜政府"惮宗藩之怨，重《祖训》之违"，终未敢拿宗禄开刀，从而使这个问题越拖越严重。到嘉靖间，"宗室愈繁愈盛，虽减半支给，常赋犹难"。（32）宗禄制度的改革，已到了燃眉之急的程度。（33）那么怎样改呢？陈建认为，"要不过损过以就中，损有余而补不足，损之益之，与时宜之而已"。（34）具体说来，（1）折钞。要求"天下亲王皆从国初辽、韩、伊、岷、肃诸王之制，禄米皆二千石，不使有厚薄之差焉。郡王而下，中半折支之内，仍令中半折之，以从在京文职三分支米、七分支钞之例焉。仪宾禄米本色，四分之内，仍令折半，以从在外文职二分本色，八分折钞之例焉。其亲王袒免以下，则从皇庶人之例，皆月支三石焉"。（35）当时，钞法久坏，宝钞形同废纸，折钞无异于减禄。（2）严核。就是说"定子女之数，以杜宗室之诈冒"。（36）严核宗室人口是为查对请封续禄服务的。 （3）弛禁。就是说"制出仕之令，以尽宗室之才能"。（37）允许宗室人员成为政府官员，既可尽人才之用，又能取得正常官俸，这确是个两全之计。通过这些改革，"然后可庶几维持于数世矣。不然，世穷弊穷，厝火积薪，数十年后愈不可为矣"。（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