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等人精心编撰的一部史学巨著，该书以"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化之鉴"为宗旨①，取材倾向尤其明显。近人张煦侯评论该书的取裁时，曾说过，"儒家之著书立说，有一通义焉，曰'是非不谬于古人'，故所论著，凡杂霸功利一切异家之说，皆不可有，而君实（司马光）于此最为纯粹。"②，这是颇具见地的观点。司马光正是以儒家精神为准则，进行《通鉴》全书取裁的。可以说，《通鉴》取法《春秋》，渗透了司马光的褒贬喻意。细加分析，从中足以窥见司马光的思想观念。有鉴于此，本文从《通鉴·唐纪》所载佛教史料的剖析入手，探讨寄寓于这些史料中的司马光反佛思想，并以《通鉴》外的司马光言论相佐证，以求较全面地认识司马光的这一思想。
    一
    《通鉴·唐纪》部分共八十一卷，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多。与《通鉴》其他部分一样，在充实的的唐史料中，有关宗教的史料，远远少于政治、军事史料。但有唐一代，儒、道、佛三教鼎足，互争长短，是一个宗教繁荣的时代，尤其是佛教，宗派林立，教义发达，高僧辈出，信仰之众，渗透之广，空前绝后，自皇帝以至平民百姓，无不与之发生关系。其影响社会政治生活之深远，自不待言。因而，抛开佛教谈唐代历史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正是这样的历史状况，决定了《通鉴·唐纪》不得不费不少笔墨来载记佛教史事。
    遍览《通鉴·唐纪》，有关佛教的史料散见于三十六卷之中，涉及十七位皇帝（唐朝共历二十一帝）、二十一位官僚士人、十位僧尼的言行，概括了唐代佛教与政治的关系。这些史料的取裁，比较全面地寄寓了司马光的反佛思想。
    1、表彰抑佛政策，推崇反佛之士；暴露佞佛之害，鞭挞崇佛行为。
    唐代皇帝及官僚士人崇佛成风，虔诚于"积德"，祈求"善报"。佛教因此日益膨胀。其与世俗的冲突也随之加剧，表现在佛风与儒家传统精神的冲突、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经济利益的冲突，后者更为激烈，因而激起有识之士的反佛和统治者的抑佛。自唐初至唐末，崇佛与抑佛的人事并出，谁功谁过，是非得失，《通鉴·唐纪》取裁史料过程中作了明确的回答。
    高祖、玄宗、武宗在位期间，都曾实行过程度不等的抑佛（或毁佛）政策，《通鉴》大力渲染实行这种政策的背景，表明由于佛教泛滥成灾才实行这种政策的。
    高祖在位，正值唐朝开国之际，万民困疲，百废待兴。而自隋以来的崇佛风尚末改，信笃所费，对于本来微弱的国力，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耗蠹。傅奕上书指出了这种危害。高祖"亦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在"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的情况下，下诏沙汰僧道③，但是这次抑佛没有结果。此后，中经武则天的扶植，又出现了"中宗以来，贵戚争营佛寺，奏度人为僧，兼以伪妄为，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的局面，玄宗采纳姚崇奏请，一次沙汰僧尼一万二千多人④。安史之乱后。佛教又一次失控。武宗前的七朝皇帝，除文宗有一定抑佛倾向，其他都崇佛无度，致使"率以十户不能养一僧"⑤，武宗"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⑥，因而连下诏敕，废佛毁寺，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一时"百官奏表称贺"⑦。《通鉴》对这一事件备加载记，两处考异，表现出高度的重视。
    执行抑佛政策的皇帝，在唐代毕竟是少数，唐代皇帝大都崇佛，武则天、宪宗、懿宗是其中的典型。《通鉴》在暴露他们的佞佛事迹时，每言必及"耗费巨大"而予以否定。
    武则天崇佛，本意在利用佛教为代唐称帝制造典论，佛教趁此机会泛滥。武则天先是制颁《大云经》，诏天下建寺度僧。后又宠信僧人薛怀义，纵容怀义为非作歹。不惜代价，造"夹紵大像"。"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贮为之耗竭"；"每遇无遮会，用钱万缗"⑧。不仅如此，她还令僧人造长生药，"所费巨万"⑨。武则天统治时，继"贞观之治"之后，国力尚且强盛，而佞佛也造成财力日绌。则天甚而不得不一再"税天下僧尼"⑩。由此足见佞佛之害。至宪宗、懿宗时，佞佛更甚。宪宗迎佛骨，"有竭产施者"（11），懿宗迎佛骨，天下"竟为侈靡"（12）。这些都助长了社会奢靡之风，司马光以"上（懿宗）奉佛太过"（13）作了评价，饱含对佞佛的鄙弃之情。
    对于佛教，唐代的官僚士人同样有着佞佛和斥佛的选择和分化。《通鉴》载及的二十一位官僚士人，有十五位是斥佛者，他们犯众人之怒，上言斥佛。《通鉴》对其代表人物，如傅奕，倍加推崇，奉为"明识之士"。
    傅奕，是唐人反佛的首倡者，曾屡次上书高祖，力请清除佛教，并与僧人及佞佛的士大夫力辩，使萧瑀等人"不能对"（14），有力促成了高祖沙汰僧道的决策。在其他有关傅奕事迹的史书中，都言傅奕迷信方术。而《通鉴》与此相反，说傅奕"精究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遇疾，不呼医饵药"（15），不仅不信，在他主管"占候"事务期间，还将"所奏灾异，悉焚其稿"，司马光称傅奕"性谨密"（16），推崇之至。此外，《通鉴》中还记载了贞观年间，傅奕以身破西域僧人"邪咒"，以卓识戮穿"佛齿"的骗局等事迹（17），这些史料为《通鉴》独载，意在表现傅奕的"明识"。
    佞佛的士大夫，《通鉴》中只载及萧瑀、王缙、元载、杜鸿渐、房琯五人。房琯是肃宗朝大臣，当时正值"国家多难"，而房琯却"称病不朝"央家中聚集士人，高谈佛、道，"不以职事为意"（18），这是佞佛失职的代表。代宗朝的宰相王缙、元载、杜鸿渐，都好佛，并极力撮合代宗信佛，使当时朝野上下"皆废人事而奉佛事，政刑日紊矣"（19）。从这些仿佛事中可见：为官仿佛，既失职守，又乱朝政，后世当戒。司马光取裁用意就地这里，其实也是对房仿佛之流的鞭挞。
    2、佛教"无益于民，有害于国"。
    傅奕反佛时，提出佛教"无益于民，有害于国"的论断（20），这是《通鉴·唐纪》佛教史料取裁的主题思想。因此，凡有关于此的言论，书中无遗其细，那怕是短短一句话，也加以载记。书中备载了皇帝抑佛诏令，士大夫斥佛的疏谏。后一类史料，除傅奕、姚崇、韩愈反佛疏论外，还有狄仁杰、张廷珪李峤、辛替否、李德裕、李训、孙樵、萧倣等人的斥佛高论。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论了佛教危害及反佛理由，可归纳为如下几方面的思想：
    第一、"佛为夷狄之神，不足屈天下之主"。傅奕、狄仁杰、韩愈人等都斥佛为"夷狄之教"，攻击佛祖释迦牟尼弃位出家，不尊君父之举，并认为佛法是妖法邪术，不可为华夏所效法。
    第二、僧尼"不忠不孝"，败坏风俗。傅奕提出"人之大伦，莫如君父"，而佛教为"无父之教"（21），这对于传统的"忠孝"伦理无疑是极大的反动，因为佛教所倡，败坏了社会风俗。
    第三，佛教耗蠹天下财富。反佛者都以佛教"慈悲为本"、"求之于心"为据，反对大兴佛事。指出滥度僧尼，助长了"富户强丁，逃避徭役"之风，加深了政府财政危机；造像施舍，增加了百姓负担。加重了社会贫困。
    第四，因果报应是荒诞之说。佞佛者都笃信困果报应，因而大力兴佛"积德"。针对这一思想，反佛者用历史事实加以驳斥。姚崇指出"齐高、梁武，未免祸殃"（22）；懿宗迎佛骨时，群臣谏者甚众，至有言宪宗迎佛骨寻晏驾者"（23），这都有力地论证了因果报应的荒诞不经。
    反佛志士所提出的上述思想，比较全面地说明了化教"无益于民，有害于国"的道理。《通鉴》并不就此而罢。在载及实厥毗伽可汗兴佛时，录{K1DA38.JPG}仪谷劝谏语："释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争胜之术，不可崇也。"（24），《通鉴》借此语从思想危害上进一步论证上述道理。
    3、僧尼是社会动乱的因子
    僧尼是佛教的人格化身，佛家极其强调"教以人弘"，重视僧尼自律， 因为僧尼的活动结果，直接影响佛教声誉的好坏。对僧尼群体的评价，同时是对佛教功过的认识。
    唐代反佛志士极其鄙视僧尼的社会价值，故有"一旦风尘再扰，霜苞荐臻，沙弥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饥馑"之论（25）。
    《通鉴·唐纪》载及的僧尼寥寥可数，见其名者不过十人。昙城（26）、圆通（27）两人是反叛朝廷的"贼"头；薛怀义（28），范慧（29）分别为武则天、韦后所宠幸，他们为非用歹，扰乱政治；法明是《大云经》的伪造者（30）；大通是造成宪宗"驾崩"的罪人（31）；法坚在朱泚叛乱中，造攻城梯具，帮助叛军进攻长安，助纣为逆。（32）宗密是李训（被《通鉴》称为小人）的挚友，在朝廷追捕李训时，竟欲隐匿李训，有包庇朝廷要犯、搞拒朝廷之嫌疑（33）；不空是皇帝滥授爵位的典型（34）；韦后在乱政之事失败后才出家为尼（35）。按司马光的标准，这些僧尼决不是"善良"之辈。
    唐代高僧倍出，如玄奘、法藏、慧能、神会、鉴真等人。他们中间，有的开创宗派，学识高深，为一代佛学大师；有的深得皇帝宠信，履迹王庭，泛为师表。他们的人格，受到社会的普遍尊敬；他们的事迹，广为世人传颂。而《通鉴》对这些高僧只字不提。甚至象玄奘取经、鉴真东渡等影响当时中外关系的大事也被"遗忘"。要说这些僧人的活动，也有益于时政的。如安史之乱时，神会就为朝廷平叛募捐。所有加于佛教声誉的史料，在司马光取裁时都轻易舍去，足以说明司马光对僧尼群体的态度。把僧尼当作社会的渣滓和动乱因子的思想，明显表现在《通鉴·唐纪》有关僧尼史实的取裁之中。
    二
    司马光于《通鉴·唐纪》中所寄寓的反佛思想，在他的言论中可以得到确凿的印证。
    嘉祐七年（1062）十月，宋仁宗下诏给已由政府登记但尚无名额的各地寺观及四京所在地末登记但盖屋百间以上的寺观赐名，司马光认为这是提倡佛道二教，不利于国家政治，为此上书劝谏，书中指出："释、老之教，无益治世，而聚匿游惰，耗蠹良民，此明识所共知。"（36）仁宗死后，继位的宋英又在仁宗陵园大修寺观，为仁宗祈求冥福，司马光又直言上谏，认为"若云资荐求福，则死生之际，人不能知，释氏所言，虚实难验。……且仁宗皇帝晚年，诏天下无名额寺屋及百间者，并特与名额计创添寺额千有余处，佛不能为人之福，岂不显然。"（37）。在这里，司马光对因果报应作了彻底的否定。这两次上书，司马光表现出明确的反佛态度。从中也可以看出，司马光直接继承了唐代傅奕、韩愈等人的反佛思想和精神，他对佛教危害的认识及批判方式，与唐代反佛志士的思想相对照，并无多大变化。这种继承性具体表现在：1、都是在佛教与世俗政治的矛盾激化时，才开展反佛活动，而矛盾缓和时往往对佛教加以包容；2、都是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用儒家治国标准裁量佛教，重点攻击佛教"耗蠹天下"的危害，主要目标是寺院经济。可以说，反佛教真正意义在于经济意义；3、对佛教的思想危害认识肤浅，对其理论缺乏有力批判。对"因果报应"思想的批驳，停留在表面事实的"以偏概全"的例证思维模式上，而对佛教的世界观没有具有说服力的批判。上述继承性以外，也有变化的方面，在司马光的反佛思想中，佛教为"夷狄之教"的观念已趋淡薄，佛教在伦理方面的思想已不再成为批判对象。司马光反佛思想产生及其与唐人反佛思想的继承性和变异性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