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以后，北宋立国之初，急需统一和安定人们的思想，在当时的思想条件下，统治阶级不得不重步倡佛的老路。于是，宋自开国的太祖皇帝，至北宋中期神宗时，各朝皇帝都广令度僧、大兴佛寺，使佛教又泛滥起来，出现了"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盖三军，然而见佛则拜，闻佛之说。则有畏慕之诚"。（38）的风气，佛教固有的种种弊端再现无遗。加上宋初以来，北宋统治已出现了普遍的社会危机。有识之士在思考社会危机时，自然无法回避佛教危害问题。要解决危机，反佛是必然的结论之一。一时间反佛思想勃兴，孙复、石介、李觏、欧阳修等人纷纷撰文批判佛教。司马光一向有志于治理天下，面对这一形势，继上述志士之后，加入了反佛队伍，并成为反佛的干将。
    司马光及其同代人反佛的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没有新的思想理论有力反击佛教，因而，他们不自觉地落入唐人反佛的传统模式之中。他们所持思想武器仍是僵化的儒家"礼义"。如欧阳修。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时，正是"王政阙，礼义废"之际，因而主张"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达到"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39）的目的，意在用儒家礼义重新占据思想的阵地，来消弭佛教之患。事实上，儒学自东汉到北宋中期，其僵化的理论对佛教缺乏抵抗力早已得到事实的证明。既然要用礼义反佛，必须对传统儒学实行改造，以增强其抗佛力，而这种改造在北宋尚属起步时期，在许多情况下，需要大量借用佛教义理。直到南宋朱熹时代，才形成足以抗衡佛教的新型儒学理论--理学。此前，司马光及其同代人受时代的局限，只能重弹唐人反佛的老调。
    到北宋，佛学自身有了很大变化。经历隋唐二代的繁盛以后，佛教已基本走完中国化历程，染上了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在皇权的摄服下，佛教徒极力调和与儒、道等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自觉地吸收和认同中国已有的传统文化精神，使原来与儒、道二教的思想领域的矛盾大多得以和解，这突出地反映在佛教徒伦理观念的变化。以前，佛教徒以"出家不存家人之礼，出俗无沾处俗之仪"（40）相标榜，"不礼君亲"，由此遭到反佛士人的猛烈攻击，有鉴于此，佛教徒逐渐作了调整。于是有了"目连救母"之说，以孝为特征的孟兰盆节日的隆重，《父母恩重经》之类的中国经文的出笼；隋炀帝成了"总持"菩萨，皇帝的教主地位得到僧界的公开承认。佛教自身的这些变化，淡化了其"夷狄之教"、"殊俗异教"的色彩，消解了与传统伦理的冲实。这样，再强调佛教外来性和"不忠孝"作为反佛理由，已失去意义。况且司马光本来就不执持正统观念（表现在《资治通鉴》的正闰问题上最明显）。这些决定了司马光反佛思想中，佛教的"夷狄性"和伦理观不再成为反对的主要内容。
    司马光反佛思想的产生，还与他个人的思想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出生在一个儒学世家，据他自述，"余生六龄，而父兄教之书，虽诵之，不能知其义。又七年，始得稍闻圣人之道，朝诵之而夕思之，至于今二十有七矣"（41）。这种从小开始的长期的儒学熏陶，无疑形成了司马光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意识。"非礼勿视，非礼勿闻"成为他评价事物的出发点。只有悖儒教精神的事和言论都受到司马光的非难。即使是历史悠久的老庄思想，司马光认为它'弃仁义而绝礼学，非尧舜而薄周孔，非国家教人之正术"因而也力主禁绝，提出在科举中对那些"言涉老庄"的，"虽复文辞高妙，亦行黜落，庶几不致疑误后学，败乱风俗"（42）佛教与儒家思想虽然有着同样的唯心主义本质和统治人们思想的实质，但在如何达到治化人们问题上，二者的学说大相径庭。佛教以否定现实，出空修行为方式，大力宣扬"积德修善"，求来世之福，从而劝善人们，这严重冲击儒家"入世"理想，并在多方面阻碍儒家政治思想的实现和伦理道德的推行。本着'卫道"（孔孟之道）"立场，司马光"惟不喜释老"，并坚持"其（释老）微言不能吾书；其诞吾不信也。"（43），抱着坚定的反佛态度。由此可见，正是基于儒家思想的坚定信仰，在佛教危害这一信仰的时候，反佛成为司马光的必然选择。
    司马光反佛，同时反对激进的反佛行为。他认为"流俗赣愚，崇尚释老，积弊已深，不可猝除，"（44），强调佛教危害深远，非一朝一夕所能消除，因而主张先行禁限，使佛教不再发展，然后让其"萎缩"直至消除。从这一认识出发，他对韩愈反佛的方式不以为然，认为"其言多矫激太过。"而盛赞韩愈在《送文畅师序》中所采用的以仁义劝诫僧徒的方法。（45）。司马光这种"温和"的反佛思想，与他一惯执持的政治态度是十分契合的。
    作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司马光的反佛思想是从属于他的政治思想的。他反佛道，是因为佛道破坏了儒家传统思想，对社会及"王政"产生了不利影响。至于佛教思想的深层次意义，他并不否定。甚而将它与儒家思想调和。在《迂书·释老》中就表现了这一倾向，其中认为佛道也有可取的思想，"释取其空，老取其无为自然"，"空取其无利欲之心，善则死而不朽，非空矣；无为取其因在，治则一日万几，有为矣。"（46），试图用改造佛道的办法，使其有利于统治。这种调和思想，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佛教的最根本的思想，体现了反佛的不彻底性，尽管如此，司马光毕竟是一位反佛之士，反佛中所表现的一定的程度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具有进步的意义，这是司马光反佛思想的闪光所在。
    注释：
    ①司马光：《谢赐资治通鉴序表》。
    ②张煦侯：《通鉴学》第8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③（14）（16）（21）《资治通鉴》卷191。
    ④（22）（24）《资治通鉴》卷211。
    ⑤⑧⑨⑩（18）（19）（20）（23）（25）依次见《资治通鉴》卷249、205、206、207、219、224、192、225、209。
    ⑥⑦《资治通鉴》卷248。
    （11）（45）《资治通鉴》卷240。
    （12）（13）《资治通鉴》卷250。
    （15）（17）《资治通鉴》卷195。
    （26）（27）（29）（31）（32）（33）（34）（35）《资治通鉴》卷186、239、208、241、228（和229），245、225、220。
    （28）（30）《资治通鉴》卷204。
    （36）（44）《温国文正马光公文集》卷24，《论寺额札子》。
    （37）《温国文正马光公文集》卷28，《永昭陵寺札子》。
    （38）（39）《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17，《本论》。
    （40）《宋高僧传》卷17，《威秀传》。
    （41）《温国文正马光公文集》卷74，《迂书序》。
    （42）《温国文正马光公文集》卷45，《论风俗札子》。
    （43）《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4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74，《迂书·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