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一书，因成书年代早，材料来源可靠，叙事系统详实，自汉以降便深受学者重视。近年以来，童书业先生《春秋左传研究》与赵光贤先生《左传编撰考》两部专著相继问世，使《左传》研究有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左传编撰考》，从分析经传岐异入手，从而打破"《左氏》传《春秋》"的传统囿见，为今后的《左传》研究工作开辟了一条新路。赵师考证的基本结论，如断《左传》与《春秋》原是各自独立的书，《左传》解经语为后人所加且非一时所作，《左传》非割裂《国语》而成，《左传》作者为鲁人左氏、既非刘歆伪作亦非吴起、子夏诸人，等等，笔者皆深为信从。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而探讨《左传》材料的具体来源。个人认为，《左氏》原书主要由两部分材料组成：其一，是取自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私人记事笔记；其二，是取自流行于战国前期的、关于春秋史事的各种传闻传说。本文拟就此进行论证。至于与此有关的其它一些问题，如《左传》于齐鲁郑晋诸国史料取材的详略及其原因，春秋时期史籍流散过程及与《左传》成书年代的关系等等，限于篇幅，容另做探讨。
    一
    仔细比较《春秋》与《左传》的异同，我们就不难看出：在春秋时期实际上存在着两类史书。一类象今天我们见到的鲁《春秋》那样，是正式的国史。它记事非常简略，具有一定的书法规则，即后人所谓的微言大义。这种正式的国史是一种大事记录性质的国家档册，由历代任职史官接续书写。它虽然是正式国史，但由于记事过于简略且用语专门，充其量是一种只有内行人才能看懂的大事年表，故就我们今天了解史事而言，其意义并不很大。另一类史书是史官个人的记事笔记。国史记事简约，文字呆板，而且有历代相传的一套固定书法，避讳甚多，很多事情都不能直书。史官的私人笔记则记事详细，而且要记录事情的真相。所以真正有史料价值的文字，多集中在这种史官个人记事笔记里。史官们之所以要做这种笔记，有三重意义：1.是出于职务的需要。因为他们既是史官，就必须熟悉当时及前代的史事；而国史由于受体例书法的限制，不可能做详细的记载，故只有依靠自己及前代史官所做的笔记。2.他们还要用史事来讽喻君主，尽箴谏规诲之责。3.又要从这种笔记中选取有意义的材料，作为教材教育太子①。故每当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史官一方面依照一定的书法把它简略地记入国史，另一方面则把详细的经过记入自己私人的记事笔记。正是由于存在这类史官笔记，我们今天才得以对春秋史事有较清楚的了解。例如成公八年经："夏，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传："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又如襄公七年经："夏四月，城费。"传："南遗为费宰。叔仲昭伯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遗。谓遗：'请城费，吾多与尔役。'故季氏城费。"象这类史事，如果没有史官笔记，仅凭简略的国史，后代人必定不明就里。再如襄公三十一年经："秋九月癸巳，子野卒。"这子野是什么人？昭公二十五年经："九月己亥，公逊于齐。"昭公为何逊于齐？凡此，若无史官的记事笔记，那么不但后代的人莫名其妙，即史官自己若干年后恐怕也弄不清楚了。
    说春秋时期存在着两类史书，并非笔者的发明，其实古人已经猜到了这一点，只不过他们没有做详细的论证。例如宋代学者叶梦得所著《春秋考》中"统论"一节有"史分凡目"之说，极其高明！他说："学者多言《春秋》自为一经，不期于传而自明，岂有是哉！如公子翚实弑隐公而经不载翚弑，赵盾非实弑君而经加之弑，晋文公实召襄王而经言狩，季孙意如实逐昭公而经言逊。若不假之传，则其事何从而见？"他实际上已经看出春秋之时必然存在两类记事，指出鲁《春秋》和汲冢竹书一类记事过于简略："使古史之文皆止于此，则事之详后世乌得而闻乎？吾是以知《春秋》者，古史之凡，而其目则在史。"这里所谓凡，就是指《春秋》、《竹书》一类大事记略性质的简明档册；所谓史，则是指史官实际记录史事的详细记载②。古人又有"简策"之说，如晋杜预、唐孔颖达、宋魏了翁等，皆主是说。大意是说史官记事字少书简，字多书策；又言大事先书于简，后定于策。但他们讲的过于简略，且有含混不清及错误之处③。
    到了清人毛奇龄作《春秋传》的时候，又进一步发挥了简策的论点，他明确将古之史书分为简、策两类。简是一片竹版，联简则为策。简书是只取一片竹版，对事情做简明的记载。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君，南史氏"执简以往"，"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这就是简书。除简书之外还有策书，是将许多竹版联在一起，用以记述事情的详细经过。鲁文公十五年宋司马华孙来盟，公与之宴，辞曰："臣之先臣督得罪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这就是策书。他的结论是："是以夫子修《春秋》，但修简书；而左丘明作传，则取策书。"抛开孔子笔削、丘明作传不谈，单就将史书分做两类而言，毛氏的观点是非常精辟的。以上是古人有关两类史书的论述，这种论述基本还停留在设想的阶段，主要是从情理上去推测，即叶梦得所言："使古史之文皆止于此，则事之详后世安得而闻？"但没有做具体的充实的证明。由于没有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故千百年来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我们说春秋时期存在着两类史书，不仅仅是依据情理去推测，《左传》中就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证据一：《春秋》与《左传》中有很多记载，经传皆有，但传所记却要较经详细得多，连时间也比经文具体。例如鲁隐公十年经："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莒。辛未，取郜。辛巳，取防。"传："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莒。庚午，郑伯入郜；辛未，归于我。庚辰，郑师入防；辛巳，归于我。"经言鲁师取郜取防，看了传文，才知道是郑师取郜取防，然后转送给鲁人的。六月庚午郑伯入郜，庚辰郑师入防，经皆不载。因为经是正式国史，记事力求简略，只记最后结果；传却记载了具体经过。再如同年经："秋，宋人、卫人入郑。宋人、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传："秋七月庚寅，郑师入郊，犹在郊。宋人、卫人入郑，蔡人从之伐戴。八月壬戌，郑伯围戴。癸亥，克之，取三师焉"。
    类似记载很多。象这样的材料，时间极清楚具体，当然不可能是后代的传说或追忆，只能是当时的实录。特别是前面一条，以鲁史官口吻记叙鲁事，但又比做为国史的鲁《春秋》更为详细具体，所以它只能是取自鲁史官的个人笔记，否则，这类材料的来源就无法解释了。
    证据二：《左传》中记有不少鲁事，时间与过程清楚而具体，显系史官当时实录，但却不见载于《春秋》。例如关于阳虎的活动，记叙甚详，时间极明。如鲁定公五年："（九月）乙亥，阳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怀。冬十月丁亥，杀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门之内。庚寅，大诅。"定公八年："阳虎欲去三桓……冬十月，顺祀先公而祈焉。辛卯，？{于僖公。壬辰，将享季氏于蒲圃而杀之。戒都车曰：'癸巳至。'……阳虎入于灌、阳关以叛。"这两段记事时间清楚，无疑是史官的实录。但《春秋》于阳虎之事则完全不书。这是因为阳虎虽已实际执掌国政，但名义上仍是季氏家臣；而《春秋》？是鲁之国史，家臣位贱，其活动不能见于国史，故完全不载。阳虎取鲁之宝玉、大弓，《春秋》却书为"盗窃宝玉、大弓"，原因就在于国史例不书家臣之名。象这类事情，国史固然格于成例不予书写，但史官在自己的记事笔记中却绝不能不加记载。《左传》的材料显然来源于此类笔记。
    证据三：《左传》襄公二十年云："卫寗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寗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依寗殖言，各国史书记载此事应为"孙林父、寗殖出其君"。然鲁《春秋》之记载则是"（襄十四年）夏四月己未，卫侯出奔齐"，明明并未指责寗殖。故寗殖所谓"诸侯之策"，显然不是指鲁《春秋》一类国史，此亦证明当时必存在两类史事记录。寗殖言"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寗殖出其君"，不过是概指各国史官于记事笔记中对此事的详细记录。《左传》襄公十四年关于此事的具体记载，当即取自这类记录。若以毛氏"简策"之说来区别，则《春秋》所载"卫侯出奔齐"就是简书，而寗殖所言"诸侯之策"，即指策书。
    过去有一种解释，认为鲁《春秋》记载的"卫侯出奔齐"，是卫侯返国复位之后经史官改动过的文字，即所谓的"君入则掩之"④。此说甚谬。因为鲁《春秋》是鲁史，寗喜（悼子）纵有势力，顶多只能使卫史官更改卫国史书的记载--若以崔杼与齐太史及赵盾与晋太史之事看，恐这一点亦未必能做到，如何能使鲁史官也更改鲁史呢？！未免太奇，决不可信。寗殖所言"君入则掩之"，并非指君入则能抹杀前事，不过是聊掩前愆的意思。言"掩之"而不言"改之"，正表明史书的记载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前人又有言《春秋》的这条记载乃系孔子修《春秋》而改，此说更不足凭信，因为孔子本没有笔削过《春秋》⑤。
    证据四：《春秋》一类编年体国史的特点是记事遵循一定的书法，文字很呆板；而且记事简约，只记大事。不仅鲁《春秋》如此，从《竹书纪年》看，其文法与《春秋》也大致相同。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引《竹书纪年》云："齐国佐来献玉磬、纪公之甗。"《水经·河水注》引竹书："十九年，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虢公丑奔卫。"《春秋啖赵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篇，叙赵匡所引竹书两条，一条为"齐人歼于遂"，一条为"郑弃其师"。这两条与鲁《春秋》所记完全相同，前者见于庄公十七年，后者见于闵公二年。从这些保存下来的原本《竹书》断简残篇看，其书法体例与《春秋》大致相同。《春秋》是鲁之国史，《竹书纪年》是魏之国史。再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崔杼杀齐庄公事，言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此事鲁《春秋》记为："齐崔杼弑其君光。"由此可知，这类国史的书法率皆类似。但《左传》中有很多材料，尽管时间交待得非常清楚，而语言文字却与《春秋》一类国史大不相同。如襄公十八年记晋侯伐齐："晋侯伐齐，……冬十月，会于鲁济，……丙寅晦，齐师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阴，遂从齐师。夙沙卫连大车以塞隧而殿。殖绰、郭最曰：'子殿国师，齐之辱也。子姑先乎！'卫杀卫于隘以塞道。……己卯，荀偃、士匄以中军克京兹。乙酉，魏绛、栾盈以下军克邿。……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门之荻。范鞅门于雍门，其御追喜以戈杀犬于门中；孟庄子斩其橁以为公琴。己亥，焚雍门及西郭、南郭。……壬寅，焚东郭、北郭。……甲辰，东侵及潍，南及沂。"此段传文，时间极清楚。从冬十月丙寅齐师夜遁，直记到十二月甲辰侵及潍、沂，何日有何军事行动，言之凿凿毫不含混。说明必是当时的实录，而不可能是后代传闻。但其文字体例则与《春秋》绝不相同。《春秋》记战事，如"战于鞌，齐师败绩"、"战于城{K1D708.JPG}，楚师败绩"，只一句话。象夙沙卫杀马塞隧这样的事情，是战场上的具体行为，国史记战事从不如此具体。至如"范鞅之御以戈杀犬，孟庄子斩雍门之橁以为公琴"之类无关战局的琐事，国史更绝不会记载，但从史官个人来看，却属于战场上的趣闻轶事，故记于自己的笔记。再如襄公二十七年弭兵之会，《春秋》记载此事只一句："夏，叔孙豹会晋赵武、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于宋。"这是国史记诸侯盟会的通例文字。而《左传》的记叙则远为详细：
    五月甲辰，晋赵武至于宋。丙午，郑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戊申，叔孙豹、齐庆封、陈须无、卫石恶至。甲寅，晋荀盈从赵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晋。丁卯，宋向戌如陈，从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谓向戌，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庚午，向戌复于赵孟。赵孟曰："晋楚秦齐，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请于齐？"壬申，左师复言于子木，子木使驲谒诸王。王曰："释齐秦，他国请相见也。"秋七月戊寅，左师至。是夜也，赵孟及子析盟，以齐言。庚辰，子木至自陈。陈孔奂、蔡公孙归生至。……辛巳，将盟于宋西门之外，楚人衷甲。……壬午，宋公兼享晋楚之大夫。……乙酉，宋公及诸侯之大夫盟于蒙门之外。
    全部经过及时间交待得极清极细，如诸侯赴盟之先后，各方有关人物的言行表现，暗中的外交拉拢、摸底、统一口径等活动，皆有记叙。有具体月、日的时间凡十数见，记盟会当日之事尤详。叙与盟人士，惟"叔孙豹"前不加国名，说明此段文字无疑出自鲁史官之笔。而语言体例则与《春秋》绝不相同。类似时间具体而叙事详实的文字，《左传》中比比皆是，其材料都应是取自各国史官的笔记，否则来源便很难解释。此问题后面将进一步论及。
    综上所述，可知春秋时期存在着两类史书：一类为正式国史，一类为史官个人的记事笔记。其不同之处主要在于：1.时限不同。国史与国俱存，只要国家不亡，历代史官就要接续撰写，不得中缀。史官的个人笔记则是与人俱存。如果某个史官的记事笔记留存到了后代，则后人对于那段历史就特别清楚。《左传》记事之所以某些时期记某国史事极清楚具体，另一些时期则很含混笼统，原因便在于此。由此，不难逐国考证《左传》史事取材的具体出处，并可据之进而断定其成书年代（而不是如前人那样，仅仅依据个别不验的预言去推断其成书年代）。此问题容另文探讨。2.内容及文字的体例书法不同。概言之，国史只记大事，笔记则凡史官个人认为有价值有兴趣者均可记叙。国史记事简略，笔记记事详实。国史记事有一定的书法，很多事情不能直书；前人总结的《春秋》经例，如记内不记外，记尊不记卑、记变不记常之类，实际讲的即是这类正式国史的记事法则，很多被误作孔子的所谓"微言大义"。笔记则必须记录事情的真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