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与春秋时代不符者。如昭公三十二年:"(史墨)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这里的"五行",应为战国观念,学者多有辨正,兹不论。就史实而言,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是指社稷易主,君臣易位,即国家并不永远属于一氏一姓,君臣可能地位颠倒。按自春秋以来,大欺小强凌弱,灭国之事间有;贵族沦为庶民者更多。至一国之内弑君之事虽亦常见,然多系君族内部争权夺位;此外虽有少数权臣弑君,然其结果亦皆为奉立同姓新君,异姓权臣并不敢自立为君,故无关于社稷之存亡易手。因内部斗争(即不是被别国所灭)而导致社稷易姓、君臣易位的事,春秋尚无。至战国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齐晋之旧主皆君而为臣,陈、韩、赵、魏诸异姓皆臣而为君,此"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所依据之现实也,故史墨之言出于战国传闻,决无疑问。他如桓公元年华父督之言,昭公七年郑子产之言,二十年晏子之言,二十五年子太叔之言,二十九年蔡墨之言等文字,或史实制度不符,或思想观念不合,或语言风格迥异,都是取自战国传闻的材料。这类材料在书中占有相当的份量。春秋时期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季札、晏婴、师旷、子产等,都是志行高洁或见解卓越的人,他们到了战国时代成了传奇式人物,有关他们事迹言论的传说极多。《左传》中所记叙这些人的言行,很多都是取自这类传闻传说,故破绽甚多。其他一些说明《左传》取自战国的文字,如腊祭、饮酎、称帝王子孙等等,前人已反复论述,此不赘述。 四 《左传》的材料虽然是来源于两部分,但左氏在编集整理时却把它们揉合在了一起。例如成公十八年:"二月乙酉朔,晋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责;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K1D710.JPG},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师不陵正,旅不偪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二月乙酉朔晋悼公即位于朝"时间清楚,《春秋》不载,应是取自晋史。但后面这段文字从语言风格看则明显不类。据最后一句"所以复霸也",可知必非当时实录,因为晋悼公继承文、襄之业复霸诸侯是以后的事。故后一段文字应是后人对晋悼复霸原因的总结,也可能即是左氏本人的归纳。 正因为作者喜欢把这两类材料掺杂使用,所以有时就会发生语言文采不一致的现象。往往在一段完整的叙述之中,存在风格迥异之处。如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四月)戊寅,晋师起。郑人闻有晋师,使告于楚,姚句耳与往。楚子救郑。司马将中军,令尹将左,右尹子辛将右。"下面突然冒出这样一段话:"过申,子反见申叙时,曰:'师其如何?'对曰:'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庞,和同以听……'。"此段文字多四字一句,排比工整,"以"字"而"字连用,不似春秋风格。而再后又是这样一段叙述:"姚句耳先归。子驷问焉,对曰:'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不整丧列。志失列丧,将何以战?楚惧不可用也。'"显然,第一段的"姚句耳与往"和这里的"姚句耳先归"上下呼应,两段文字本应相连。故只要把子反见申叔一段删掉,便成一段完整材料:"戊寅,晋师起。郑人闻有晋师,使告于楚,姚句耳与往。楚子救郑。司马将中军,令君将左,右君子辛将右。姚句耳先归。子驷问焉,对曰:'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不整丧列。志失列丧,将何以战?楚惧不可用也。'"所以,申叔时的话很可能是战国时期流传的有关鄢陵之战的一个传说,左氏在编集时把它插了进去。象这类地方,只要用心便不难发现。 了解《左传》原书是由两部分材料组成,则以往被视作难解之迷的许多问题,皆可找到合理答案。如两次筚路蓝缕问题,即是一例。昭公十二年传:"(子革)对曰:'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这是说楚始封君熊绎着破衣,乘柴车,于山林草莽之中建国,极言祖先创业之艰。但宣公十二年传又言:"栾武子曰:'……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按:若敖为楚十三世君,当周幽王之时;蚡冒为楚十五世君,在平王东迁以后。何以仍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前人对此多迷惑不解。历代治《左》学者做了种种解释,皆未能如人意。现在我们了解《左传》内容有两大来源,问题便很好解释了。其实单从文字即可看出:这两段材料显系同出一源。说楚始封君筚路蓝缕,当是取自原始史料;至言若敖、蚡冒筚路蓝缕,则显然是从熊绎之事传闻讹化而来。战国时期此类现象屡见不鲜,往往将一人的事迹分别安在几个人身上,同类问题先秦诸子中多有。《左传》既有大量取自战国传闻的材料,自难免因取材疏忽而时有漏洞。 除了以上分析的两大来源,《左传》中必然还包括一些取自其它书籍和文献的材料,如占卜之书,各类盟书等等。然就主要成份而言,则是本文论述的这两部分。 注释: ①详《国语·楚语》。 ②然叶氏将解经语皆归之左氏,并因此而对其大加指斥,至言"好诬真无所忌惮",比之为六国辩士,则是泥于"左氏传经"之说,自然失当。他一方面曾产生过"理可妄推,事不可妄为;审无是事,左氏安敢凿为之说(?!)"的疑问,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左氏传经说"的传统囿见,所以终干未能察知《左传》的本来面目。 ③如言小事在简,大事在策--见杜预《春秋序》、孔颖达疏,及魏了翁《春秋左传要义》。 ④如杨伯峻即主是说。详杨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一○○四。 ⑤此问题徐中舒、赵光贤先生皆有论述,然至今仍有学者相信"孔子笔削"之说,笔者拟另撰专文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