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春秋时期史官笔记中捃摭的材料，在《左传》中所占篇幅最大。它们取自各国各代，由作者汇编在一起，构成《左传》原书的主体。然依其史料价值的不同，又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史官于事情发生之后马上做的记录，这是史料价值最高的一类，其主要特点是时间清楚明确。记事可能比较简略，也可能详细而生动。以往有的学者有一种认识：认为春秋以前的史官记事皆极简略，凡叙述详实的文字都非当时实录。这种印象主要来自《春秋》、《竹书》一类国史。倘就史官个人记事笔记而言，则春秋时期已经存在叙事详细生动的史录。前引文字均可为证，这里再以城{K1D708.JPG}之战为典型例子试做分析。《春秋》对此只记有两个具体日期："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K1D708.JPG}，楚师败绩。"《左传》的记载则详细得多："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晋郤毂卒。原轸将中军。……三月丙午，入曹，……夏四月丙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K1D708.JPG}。……己已，晋师阵于莘北……晋师三日馆、谷，及癸酉而还。甲午，至于衡雍。……五月丙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丁未，献楚俘于王，……己酉，王享醴。……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以上所引月、日，凡下加着重号者皆《春秋》所无，共九处。从晋侯起兵伐曹、卫始（这是晋楚交兵的起因和序幕），直记到城{K1D708.JPG}战后与诸侯盟于王庭止。时间具体，过程详实。如"夏四月丙辰"后面，用一大段文字叙述晋楚双方战前的活动；"己巳"后记大战经过；"丁未"下记向天王献俘的内容；"己酉"下详述天王享醴、赐物、命辞、晋侯答辞等具体过程。此段材料，无疑是取自晋国史官的笔记。晋战胜头号强敌楚，献俘天子，天子赐物，这是晋人深以为荣、必欲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故史官详细记载全部过程。再如邲之战，写晋楚双方的表现、晋人的内部矛盾、战斗的经过等等，皆生动具体。但这种叙述并无过份夸张造饰的色彩，使人感觉可信。同时时间也交待得很清楚：从"夏六月，晋师救郑"以下，记双方的战前活动。自"乙卯，王乘左广以逐赵旃"以下，叙交战情况。至"丙辰，楚重至于邲"之后，叙楚人的战后活动。
    凡是这类时间具体而叙事平实的文字，都是史官于事后马上做的记录，它们是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我们研究春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应主要依据这类材料。
    第二类：当一事发生以后，因种种条件限制，史官无法立即了解其详细经过和真实情况，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之后再进行追记；或本国史官记别国之事。这类材料的特点是具体时间模糊不清，如有年而无月，有月而无日，甚至年月日皆无。其内容（特别是一些人物的语言）有修饰加工及道听途说的成份。然即便杂有传说，因年代相去较近，故基本史实大致可信。如关于鞌之战的记载，便属此类。据《春秋》，参加鞌之战者除晋、齐以外尚有鲁、卫等国。据《左传》，则交战者仅为晋、齐双方，鲁、卫虽为晋之友军，实际并未参战。《左传》记鞌之战的特点是战前的时间交待很清楚，战后的时间却很模糊。如记："师从齐师于萃。六月壬申，师至于靡笄之下。……癸酉，师陈于鞌。"此外，战役本身过程也叙述得详细生动。但以后的时间就不清楚了："齐侯免……遂自徐关入。齐侯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按鞌地在今山东省济南市西，丘舆在今山东省益都县西南，二地直线距离近三百里。春秋战争以兵车为主力，行军速度不会很快（据成公十六年载鄢陵之战，晋人四月起兵，五月济河，六月始遇楚师于鄢陵。当时行军速度之慢，可见一斑）。晋军于鞌地打扫战场料理完毕，即使不做大休整，至丘舆亦起码应是十几天以后的事。击马陉、齐侯致赂等等，当然更在其后。故此段所叙必非一两天内之事，然而却连一个具体日子也未记下。由此我推测：《左传》关于鞌之战的材料不象是取自晋、齐这两个直接当事国，而象是取自鲁卫等国史官的记录（最大可能是出自鲁史之笔）。因为战前的活动鲁、卫参加了，何日至何地很清楚，所以记得很具体。至于战役本身他们虽未直接参加，但身在战场，对经过当然十分了解，故也记载得详细生动。鞌之战以后，晋人穷追齐师，深入齐境，此时的具体过程鲁、卫之人就不甚清楚了，只能于事后知其大概，故入丘舆击马陉等等，均无具体日期。再如晋重耳自流亡至返国期间的活动，只有返国一段的时间《左传》记得清楚具体，故显然流亡时期的活动是他回国即位之后由史官追记的。又如鲁叔孙侨如与季文子、孟献子的斗争，亦必是鲁史官于事后追记。象这类材料，都不会有具体日期。
    还有这样情况：当一事发生之后，史官在书写时追记与之有关的前事，这追记部分的时间当然也不清楚。如昭公四年传："十二月癸丑，叔孙不食；乙卯，卒。"叔孙不食两天后去世，日期清楚，显为史官当时实录。至于前面一大段，自"穆子去叔孙氏"直至"牛弗进，则置虚命彻"，则是追述与之有关的前事，其具体时间史官就无法追忆了。又如昭公二十五年传："九月戊戌，伐季氏，杀公之于门，遂入之。……己亥，公逊于齐，次于阳州。"此为史官当时实录。而前面的数段文字，从"初，季公鸟娶于鲍文子"直至"叔孙昭子如阚，公居于长府"，则是追述季平子积众怨而终至于乱的始末。似这类由一事追记与之有关的前事的文字，其追记部分皆无具体时间。此外，凡本国史官记别国事，时间往往也模糊不清。如成公九年经："秋，晋人执郑伯。"传："秋，郑伯如晋。晋人讨其贰于楚也，执诸铜鞮。"此段文字是典型的史官记他国事的口吻。此事发生于晋国，待传到鲁人耳中，具体时间已不清楚，只能知其大概。
    以上所举这些由当代史官追记的材料，在《左传》中占有很大篇幅。其中虽然也有传说的成份，但与另一类流行于战国时期有关春秋史事的传说是不同的（详后）。因为它们出自春秋时期当代史官们之手，虽然有些文字距所记之事已有较长时间，但多系采自亲历其事、耳熟能详者，年代亦相去尚不甚远，故基本史实大致可信。此类材料的特点是具体时间虽然模糊，文字上（特别是人物对话）也有斧凿修饰的痕迹，但并没有过份的浮夸色彩，语言风格和观念、制度也基本符合那个时代的特点。如《左传》成公三年有关于楚王送晋臣知{K1D709.JPG}回国的一大段记载，详叙楚共王与知{K1D709.JPG}的对话过程。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清楚，但总在知{K1D709.JPG}将要回国的一段时间内，应是晋史官后来根据知{K1D709.JPG}的追述而写的。知{K1D709.JPG}的答话是典型的外交辞令，表面上彬彬有礼，骨子里十分厉害。但文字则较朴素，确是春秋时代的风格。其所言"首其请于寡君而从戮于宗"，也符合当时的制度。总的来看大致可信。至于知{K1D709.JPG}的答辞是否都是那么巧妙？楚共王是否真的说过"晋未可与争"？则未必一定如此，也许有些不过是"楼梯上的语言"。总之，对此类材料应采取"基本相信，度之以情理"的态度。
    取自春秋时代史官私人记事笔记的材料，以上面两类为主。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类，即史官们为了特定的目的而有意编造的一些故事，如为了宣示占筮的奇验，或为了美化君人者等等。象有些预言故事，过去治《左传》的学者多以为出自左氏自造，其实不然，是左氏所取材的各国史官笔记中本来就有的。例如僖公五年传："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按记事言晋灭虢为"冬十二月丙子朔"，而卜偃的预言却说是"九月十月之交"，相差恰好整两个月。很显然，冬十二月丙子朔是用周正，九月十月之交则是用夏正。"十二月丙子朔"，估计原文本是十月丙子朔。丙子为十月朔日，则甲午为八月十七日，故"八月甲午"也是夏正。左氏是鲁人，鲁用周正，故他于编辑《左传》时把取自别国的史料亦改为周正。但有时或者由于疏漏，或者由于难于改动，往往改之不尽，留下了史料出处的痕迹。如此例，"八月甲午"本应改为"十月甲午"，但是遗漏了；卜偃的话不好改；只有"十二月丙子朔"是用周正改过的。此段文字记晋事，晋恰用夏正，这就证明卜偃的预言并非出自左氏编造，而是取自晋国史官记事。
    再如僖公十五年传："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云：……姪从其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按"姪从其姑"云云，指韩之战后晋太子圉为质于秦，姑指秦穆公夫人伯姬，为子圉姑母。"弃其家"犹言弃其妻，指子圉弃怀赢而逃归。"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指子圉（即晋怀公）死于逃归的第二年。但是据《左传》，子圉自秦逃归在僖公二十二年，而死于僖公二十四年二月，亦即死于逃归的第三年。杜预为了弥缝歧异，注"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为"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杀怀公于高梁"。这显然不合史苏原意。因为史苏言"逃归其国，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明白指逃归的明年，而非惠公死之明年。其实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与前例相同。因为子圉死于僖公二十四年二月是周正，于夏正则为二十三年十二月。子圉于僖公二十二年逃归，二十三年十二月死，恰合史苏"明年其死"的预言。由此可知，这一预言也是左氏取自晋国的有关史书，他把夏正改为周正，但史苏的话不好改，结果自相矛盾。故编造这一预言的应该就是晋国的史官苏（当时的史官兼行卜事），而非后来编辑《左传》的鲁人左氏。史官们为了宣示占筮的奇验，往往编造这类故事加入记事。
    类似例子尚有。这类材料虽然也是取自春秋时期史官笔记，但纯属编造的神话，除了其史学史的意义外，本身并无史料价值。
    三
    流行于战国前期的、关于春秋史事的各种传闻传说，是《左传》原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左传》的作者鲁人左氏是战国时人。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流传着许多关于春秋史事的传闻传说。左氏在编著此书的时候，收集选用了这些传闻传说，把它们与取自春秋时期史官笔记的材料掺杂在一起，构成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事汇编。这类取自战国时代传闻传说的材料，在《左传》中占有重要篇幅，构成众多完整的故事，与后代经师们添加的只言片语或个别段落绝不相同。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后人窜入的文字，而必须看作是《左传》原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取自战国传说的材料，就语言文字而言，具有典型的战国风格，而与春秋文风大不相同；就思想、制度和史实而言，则或是虽有一点史影，但已变得面目全非；或是纯系出于杜撰，与春秋情形全然不符。限于篇幅，本文仅举一二典型例子进行分析。
    思想与春秋时代不符者。如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穆姜这段话可能是出自《周易》文言传。文言传是战国时的作品，反映的是战国时人的思想，故它对《周易》的解释往往与《周易》的本义不合。如上文以"元亨利贞"为"四德"，就完全不合其本义。若据《周易》本身，则"元亨利贞"应读作"元亨，利贞"。"亨"是表示吉利的一种占辞，与"吉"同类。"元亨"犹言"大吉"。与它同类义近的还有"亨"、"小亨"、"元吉"等。其反面为"否亨"，即不吉。如："元亨，利建侯。"（《屯》）"大有，元亨。"（《大有》）"元亨，利涉大川。"（《蛊》）"亨，无咎。"（《恒》）"小亨，利有攸往。"（《巽》）"大人否亨。"（《否》）利贞，贞的意思是问，这是"贞"字的本义。"利贞"犹言"贞利"，与它同类的有"贞吉"。在《周易》本文里（象传除外），"贞"的意义与甲骨卜辞一样，无一例外都是"问"。如："利涉大川，利贞"。（《涣》）"利贞，利有所往。"（《恒》）"贞吉。"（《需》）"利武人之贞。"（《巽》）"利君子贞。"（《同人》）"贞大人吉。"（《困》）"贞妇人吉，夫子凶。"（《恒·六五》）直至春秋时期仍循此义，《左传》哀公十七年"卫侯贞卜"可证。故"元亨，利贞"的本义，应为"大吉，利于贞卜"。若依文言传所说，读作"元、亨、利、贞"，训为四德，解"贞"为"固"或"正"，则上举之例皆成不文。例如"贞妇人吉，夫子凶"，只能解作"妇人有贞德吉，夫子有贞德凶"，如此则从意义上根本无法解释。后之作《象》传者强解为"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这不但曲解《周易》原意，而且是添字解经。因为即使把"贞"解为一种德行，在《恒·六五》原文里也只是讲"男子有贞德凶"，完全没有"从妇"之意。古时女子之贞指从一而终，男子之贞则指讲诚信和有操守，从无训男子之贞为"从妇"者。而诚信和操守明明是美德，为什么会"凶"？《象》传的作者之所以这样解释，是因为不懂贞字的本义，又解释不了何以夫子有贞德凶，实在不得已，只好说成是"夫子从妇凶"。其实它的意思本来很简单：所谓"贞妇人吉，夫子凶"，是说这一爻如果贞问妇人之事则吉，贞问男子之事则凶。这与"贞大人吉"、"利君子贞"的句式是一样的。《周易》本是思想简单、文化粗浅时代的产物，其中并无多少高深玄妙的道理。但是由于年代湮远，许多卜辞的原始含义已不可确知，故往往显得很深奥。至战国时代，人们的思想与观念均大为复杂，许多文字也演变得失去了它们的本义。如"贞"字，就已经演化为一种道德，而其本义"贞卜"却逐渐不为人所知。当时的人们看到"元亨利贞"四字在《周易》中往往排列在一起（如《乾》、《屯》、《临》、《大畜》、《随》、《革》、《无妄》诸卦中，都有"元亨利贞"四字并列），遂按照他们的思想解为"四德"。由此可知，穆姜此段故事必出于战国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