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于宗藩改革，不仅提出了补救的措施，而且还设计了一套他认为"足以服宗藩之心，使乐从而无怨诽"的改革方案。其核心思想是要朝廷与诸藩王开诚布公地"共图善后之策。具体地说，就是"以手书谕告诸王，通将廷臣及禄米章疏，如詹事霍韬、给事中秦鳌所言之类，录示诸王使皆知其势穷弊极，不得不变而通之之意"。仍令户部备查各省收支帐，"使宗藩一展卷间，皆瞭然知赋入之有限，费出之不敷，再数十百年后，宗室生生不穷，何以支给！"（39）可见，陈建的这套改革方案，中心是替宗室算几笔帐，让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然后，为了长治久安计，一起参加宗藩制的改革。
    陈建的宗藩改革思想，开以后《宗藩条例》《宗藩要例》之先河。林润等修定《宗藩条例》，很多方面就是采纳陈建主张而来的。遗憾的是，明政府一直无法解决宗禄所带来的财政恐慌问题。可以这么说，宗禄是套在明王朝颈上的一条绞索，是导致明王朝财政崩溃乃至覆灭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四，在经济上，反对兼并风，要求均贫富。总的说来，陈建是一位中下层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所以，他主张体恤下民，反对土地兼并，要求均贫富。陈建认为，贫富不均，是历代祸乱的来源。嘉靖时代，土地兼并之风特盛，陈建深以为忧。他说："近年以来，权幸觊{K1DA40.JPG}之臣，不知民间疾苦，不知祖宗制度，妄听奸民，投献辄白，违例奏讨，将畿田州县人民奉例开垦永业，指为无粮地土，一概夺为己有。由是，庄田逾乡跨是。小民恒产，岁朘月削。至于本等钱粮、养马、产盐、入跕之地，一例混夺。权势横行，何所控诉？田产既失，粮税犹存。徭役苦于并充，粮草困于重出。饥寒愁苦，日益无聊；展转流亡，无所底定。以致强梁者起而为盗，柔善者转死于沟壑，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40）不过，陈设虽深以兼并风为忧，但并有拿出具体的解决措施来。土地兼并登峰造极之日，即农民起义高潮到来之时，这点，陈建是清醒地意识到的。惜朝廷已失去了自我调节功能，已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灭亡
    三、社会改革思想的特点与评价关于陈建社会改革思想的特点与历史地位的评价，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陈建的改革主张，有浓厚的法祖色彩。研究一个人的改革思想，首先要搞清的问题是，他是以什么模式为指导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的。陈建是地主阶级队伍中的一分子，所以，他不可能用崭新的"法制"作为自己改革思想的预定理想模式。他只能从中国历史上已有的"法制"中寻找"模式"。那么，他选定的理想模式到底是什么呢？从对陈建改革主张来源的具体分析来看，他选定的改革指导模式是祖宗良法，即朱元璋、朱棣等明初皇帝所定下的良法。在陈建眼里，祖宗成法是最理想的的"模式"。因为它是祖宗时代致治的法宝，是历史证明了的优良治国之法，"后圣虽有作者，其莫之能易也夫"。（41）他十分反对"轻变"祖宗良法。他认为："轻变旧法，自古所患。"（42）明朝自正统以后，之所以一朝不如一朝，关键是后圣背离了祖宗成法。"祖宗良法，废格不行；末世下策，因循袭用"，（43）这必然会乱套，天下事必然"入于玩惕废弛"。因此，"欲致天下之治，必法祖而后可"。（44）"遵祖宗之法，以正末流之弊"，（45）这就是陈建所谓的改革。所以，我们说陈建的改革主张有浓厚的法祖、复祖色彩。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陈建的改革主张有浓厚的法祖色彩，我们不能因此就得出陈建实际上是复祖派这一结论来。因为陈建主张效法的是"祖宗成法"，是祖宗之法中经过历史考验的那部分正确的"法制"。而对于祖宗之法中过时的"法制"，他同样是持变革态度的。"有天下未有无弊之法"，对祖宗之法要推崇，但不能盲目崇拜，照搬照抄。如军制、宗藩制，就"似得变而通之"，而不能株守不变。法祖与通变，看上去很矛盾，但在陈建身上，两者是统一的。法祖是法"祖宗成法"，通变是变祖宗劣法，目的都是为了构筑新的"法制"模式。陈建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
    （二）陈建的改革主张，多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陈建是嘉靖时代在野改革派代表之一，讲话多把矛头对准顽固守旧的当权派。如在人才选拔上，重真才实学，要求荐举，反对世袭武职；主张超迁，从学官中选拔高层京官。这实际上代表了举人、学官等下层官员的利益。当时，象陈建一样，有真才实学，但因进士考不取，长期只得做小官的知识分子很多。这些人对人才选用制度上存在的弊端感受特深，所以，要求改革人才选用制度的呼声很紧。又如反对大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要求体恤下民，要求均贫富，以确保地主阶级政权的长治久安。所有这些表明，陈建是一位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的改革家。
    （三）陈建的改革主张，比时人袁{K1DA39.JPG}《世纬》深刻而有影响。危机时代，必有救危主张出现。面临着嘉靖中叶这一危机局面，当时不少人都提出了自己的救危主张，如袁{K1DA39.JPG}（1502-1547）有《世纬》（46）一书。《世纬》是一部类似《治安要议》一样专讲"治理"的著作，共二十篇，分上下两卷。《世纬》所论，主要有五大聚焦点，曰宗藩，曰吏治，曰思想，曰边防，曰经济。《世纬》和《治安要议》、《通纪》相比，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一致。总的说来，《世纬》铺叙面稍广，但不及《通纪》深刻。如于军事，《世纬》只及边防，不及军制；于边防，仅要求"正典"（赏罚分明）、"实塞"（充实兵力）。于宗藩改革，《世纬》仅要求"官宗"、"遴傅"，不及宗禄。其二，陈建要求改革的呼声比袁{K1DA39.JPG}等人强烈。在《治安要议》与《通纪》两书中，到处洋溢着陈建要求尽速改革的呼声，"小变则小益，大变则大益，早变一日则有一日之益，迟变一日则增一日之害。天下之事，莫不皆然"。（47）又说"失今而不为之更制，吾恐日甚一日。一旦有事，仓猝之际，其将噬脐无及矣。"（48）其三，陈建的改革主张，比袁{K1DA39.JPG}影响大。《世纬》在当时的影响，远不及《治安要议》、《通纪》大。《通纪》在当时是一部畅销书，甚至影响到整个晚明时期，因这，陈建改革思想的影响也特别深远。
    （四）陈建的改革思想，也比稍晚的张居正的改革思想来得全面而深刻。陈建改革思想，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张居正改革，虽也涉及三个方面，但重头是经济，清查全国土地，改革赋役制度，实行一条鞭法。他是以解决政府财政危机为目的的，他是一位理财大臣。在吏治上，陈建要求改革人才选用制度，张氏仅是裁冗，远不及陈建深刻。这是由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决定的。张氏代表中央政府最高阶层利益，高高在上，感觉不到人才选用制度上的弊端；而陈建代表在野下层士人利益，所以，感受深，呼声紧。至于军事改革思想上的差异，则是由时代条件的不同决定的。陈建所处嘉靖中叶，军事危机深，所以，陈建特别重视"硬件"。张氏所处万历时代，边防已不再吃紧，蒙汉冲突有所缓和，所以，张氏侧重"软件"，发展蒙汉睦邻关系。当然，陈建仅是位改革理论家，而张居正是改革实践家，他们的历史作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更毋论陈建在经济上仅看到了土地兼并、赋役不均现象，而拿不出具体的措施来。
    （五）陈建的改革思想，使《通纪》史论大放异彩。明人作史，所撰史论，多掉书袋，伦理味很重，价值不大。但陈建《通纪》所作史论，则绝然相反。它以宣传改革思想为主，按语写得十分精采，有一种"荧惑众听"的魔力，读后能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改革意识，能激发起人们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史著，自然是十分痛快的。
    注释：
    ①陈建《通纪·自序》，天一阁藏嘉靖翻刻本
    ②许重熙《嘉靖以来注略·自序》，台湾影印本
    ③《通纪》后编卷34，正德十六年陈建按
    ④《治安要议·自序》，《聚德堂丛书》本
    ⑤《治安要议》卷2《赏功议》
    ⑥《通纪》后编（以下简称《后编》）卷11，宣德五年陈建按
    ⑦⑧⑨《后编》卷17，天顺元年陈建按
    ⑩《前编》卷7，洪武十六年陈建按
    （11）《后编》卷28，弘治十四年陈建按
    （12）同上，卷11，宣德五年陈建按
    （13）同上，卷34，正德十六年陈建按
    （14）同上，卷32，正德八年陈建按
    （15）（19）《治安要议》卷5《制兵议》
    （16）《后编》卷25，弘治二年陈建按
    （17）同上，卷33，正德十四年陈建按
    （18）同上，卷34，正德十六年陈建按
    （20）同上，卷25，弘治二年陈建按
    （21）（22）同上，卷13，正统六年陈建按
    （23）《治安要议》卷6《备边御戎十议》。
    （24）《后编》卷6，永乐九年陈建按
    （25）同上，卷4，永乐二年陈建按
    （26）同上，卷22，成化九年陈建按
    （27）同上，卷11，宣德九年陈建按
    （28）陈伯陶《治安要议·跋》
    （29）（31）《治安要议》卷1《宗藩议》
    （30）《后编》卷28，弘治十四年陈建按
    （32）《前编》卷3，洪武三十一年陈建按
    （34）（35）（36）（37）（38）（39）《后编》卷28，弘治十四年陈建按
    （40）同上，卷20、成化三年陈建按
    （41）《前编》卷8，洪武二十四年陈建按
    （42）《后编》卷32，正德九年陈建按
    （43）同上，卷26；弘治五年陈建按
    （44）同上，卷15，景泰元年陈建按
    （45）（47）《治安要议》卷2《赏功议》
    （46）《四库全书·儒家类》本
    （48）《治安要议》卷5《制兵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