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1950）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学者和政客。他一生奔波于"亦官亦学"之间，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先锋开始，到台湾大学校长为止，他一直坚持学术研究，却又时常议论政治，卷入政潮，始终按照自己的信仰、志向不停地求索奋斗。然而，他毕竟主要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评论以及教育思想等各方面均有重要建树，其中尤以史学成就最大。本文专门论述傅斯年的史学贡献，至于其史学理论和方法则留待另文再述。由于傅斯年学术生涯的最大特点是既长治事又善治学，所以他的史学贡献既包括他在学术行政方面的工作成绩，又包括他本人的史学研究成果。
    一、组织筹划"科学的东方学"研究
    1927年秋，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办了一个语言历史研究所，并出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在《周刊》发刊词中，他说："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端甚早……但为历史上种种势力所缚，经历了二千余年还不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生当现在……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那时，傅斯年的理想就是用资产阶级的实证科学来反对封建主义的科举式的学术研究。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33岁的傅斯年正式出任所长，直到他去世为止，他担任该所所长长达23年。年富力强的傅斯年于同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在中国现代学术界宣誓要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来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其实，他的"科学的东方学"，无非是利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固有学术，即科学地整理国故。这正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史学。傅斯年不但具有坚实的国学根底，而且还拥有系统的欧洲近代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知识，因此，他是一位理想而有力的资产阶级史学研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魄力、胆识和超人的组织能力，使史语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理、保存原始资料。傅斯年认为"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①学术研究离不开资料。二十世纪初年，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各国纷纷组织"科学工作远征队"来华掠夺资料。傅斯年十分气愤这些"学问的原料一天一天的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因此，为了中国以后科学事业的发展，他首先下大力气保存、收集、整理各种资料。
    在历史资料方面，他先后为史语所收集到居延汉简13000多片、金石拓片25000余种33000多幅，以及许多敦煌卷册与善本书。另外，著名的明清档案，也是在1927年冬由傅斯年建议蔡元培以大学院的名义抢先从李木斋的手中购得（当时日本人已决定购买）而转赠中央研究院并交史语所保管整理的。○他亲自组织人力整理这批档案。庞大的出版计划虽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未完全实现，但仅仅整理、分类和编写简目的工作，以及40本《明清史料》的刊行，也堪称当时史学界的盛事！他还指导李晋华系统地整理《明实录》，并且收集到7种版本来校对。
    在语言学资料方面，史语所在成立之初就计划对全国的方言进行调查，到1940年已调查的就有广东、陕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安徽、广西、河北、河南、福州、厦门和苏州等14个省市，还采集了边疆少数民族的方言。多数调查都有录音，以便科学分析。
    在边疆少数民族原始文化资料方面，史语所从筹备期间就着手对若干民族文化进行调查，并专门聘请一位白俄学者史禄国负责此事。已经调查的民族就有广西瑶人，湘西苗族，台湾番民，东北赫哲，浙江畲蛮，云南摆夷、黑倮，贵州仲家，四川倮倮、羌、戎等族。
    傅斯年通过史语所的工作，不仅保存和整理了大批原始资料，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而且由于资料的"扩张"，还直接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由敦煌资料而发展成敦煌学、由明清档案而发展的明清之际社会史的研究、由各民族调查而发展的原始社会史和人类学的研究即为明证。
    第二，傅斯年在"要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在中国"的大旗下，聚集、培养了一大批能利用资产阶级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学者，而且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路向大大影响了现代学术界，从某种程度上说，奠定了资产阶级实证科学取代封建主义科举式学术的发展趋势。在史语所民国十七年的报告中，他就把"辅助能从事且已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言学之人"及"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列为史语所重要的计划。傅斯年把史语所的工作重点分为历史、语言与考古三组，即通称的第一组、第二组和第三组，并分别聘任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为组长，这在当时实为一时之选。除此之外，他还尽揽了当时学界名流，如陈垣、顾颉刚、徐中舒、岑仲勉、罗常培、刘半农、李方桂等等，甚至他还帮助亡命日本从事甲骨文研究的郭沫若，有意以郭的笔名由史语所印行《甲骨文字研究》一书。傅斯年不仅善于利用人才，而且还长于发现和培养人才。他一再破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兼职的目的就在于选拔青年人才（当时严格要求史语所人员不得兼职）。陈乐素、张政烺、严耕望、陈述、劳干、全汉升、郭宝均、棱纯声、丁声树等"少年学者"以后的成名成家大多与傅斯年的赏识和史语所的培养有很大关系。这一点在考古学界表现得最为明显，解放后我国考古学界的主要人物梁思永、夏鼐、尹达和胡厚宣均为史语所旧人，台湾考古学界的石璋如、高去寻诸位先生也是当年傅斯年手下的小字辈。
    在学术研究方面，傅斯年为史语所规定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的严谨学风。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同人的史学研究活动为当时学术界奠定了资产阶级实证科学研究的典范。这固然包括傅斯年本人以比较历史语言学方法进行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陈寅恪以诗文互证法进行的隋唐史研究和以对比勘证史料而出名的陈垣的宗教史研究。其它体现傅斯年治学精神的还有：董作宾的甲骨学研究、李济的考古学报告、劳干的秦汉史和敦煌学研究、赵元任的比较语言学研究、全汉升的中古经济史研究、李光涛的明清史研究、芮逸夫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凌纯声的畲民研究、李方桂的非汉语语言学研究、陈槃的春秋史和两汉谶讳之学研究、屈万里的经学研究、岑仲勉的唐史研究、严耕望的中古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董同龢的语言学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成果都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最高水平，有些已经达到了学术发展的国际水平。比如，以赵元任为首的史语所南京北极阁语音实验室所取得的成就，就曾使当时在语言学方面坐第一把交椅的欧洲中国语言学家高本汉大为震惊。
    第三，殷墟发掘的巨大成就。殷墟考古发掘工作，从开始筹划、具体工作到发掘报告的写作，都是在傅斯年的指导下进行的。傅斯年主要是研究中国上古史的，他一开始就把研究工作的重大发展寄希望于考古学的成绩。因此，傅斯年在1928年史语所成立后向总办事处所作的第一次工作报告中就把"安阳调查"工作列为甲项，其说明如下："安阳之殷故墟，于三十年前出现所谓龟甲文字者；此种材料，至海宁王国维先生手中，成极重大之发明。但古学知识，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识，乃是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矣。"③这可以说是安阳殷墟发掘的理论指导。从1928年起至1937年止，史语所在安阳的15次发掘工作，基本上都是根据这一基本观念展开的。现在看来这一基本观念仅是一般考古学的常识，但在视考古为"盗墓"的二、三十年代，这篇文字却是中国学术机构第一篇考古发掘的宣言书。傅斯年不仅在理论上指导发掘工作，而且在具体事务上尽可能地为发掘提供方便。当时亲自参加过发掘工作的石璋如先生回忆说："安阳的考古工作能有这样的成绩，固然是财力、人力、时间三者配合起来的结晶；实际上仍是由于能克难、能果断、有魄力的孟真所长的英明领导。他对于发掘考古工作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他鼓励三组同人到田野去发掘；另一方面是他亲自到田野去排解困难，去指导发掘。"④傅斯年对殷墟考古的指导直到研究报告出版时才告一段落。主持其事的李济先生就说："考古组编辑的几种刊物，全是他命名的。"傅斯年对考古报告的写作有一个很清楚的标准。在《〈城子崖〉序》内，他说："'过犹不及'的教训，在就实物作推论时，尤当记着。把设定当作证明；把涉想当作假定；把远若无关的事当作近若有关；把事实未允许决定的事付之聚讼；都不足以增进新知识，即不促成有关学科之发展。'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写近代考古学报告本当如此的。"李济先生也明确承认，史语所出版的考古学报告都是在这一标准的指导下写成的。⑤殷墟发掘的成功及其报告的出版，对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不仅拓宽了研究古代历史的资料，甲骨文的真实性得到了证实；而且还改变了古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在此之后，学者由致力于古史的破坏而转向古史的重建，铜器、甲骨文的研究成果使中国上古史由隐晦而日趋明显，"于是中国信史向上增益将三百年！"⑥
    总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经营的23年之中，虽然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搬迁9次之多，但它仍能拥有研究人员58人，刊行专书76种，发表论文500多篇，其中大多数是史学方面的。以史语所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在当时提供了大量的具有科学性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傅斯年正是资产阶级史学研究的旗手兼舵手。尽管胡适早在1923年就发表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并促成1925年清华研究院的成立，但是，在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影响和取得的成绩方面，远远比不上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和他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虽然我们不能把史语所的成就归于傅斯年一人，但他"要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在中国"理想的实现却是体现在他主持史语所工作上的。难怪在50多年前，就有美国人对李济先生说："你们中国有傅所长这种人，你们的前途是无限量的！"⑦应该指出，傅斯年的史学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实证科学而已，只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中，才能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二、史学研究的重要成就
    傅斯年的史学研究，成就最大的是中国上古史研究，其次是中国古代思想史、边疆史（包括民族史）和明清史研究。
    在中国上古史研究方面，傅斯年本想写作《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其内容几乎涉及到全部中国古代的历史。可惜他生前没能完成这一巨著。但他对古代历史的主要观点却都体现在已发表的几篇论文中。我们择其要者予以评价。
    第一，《夷夏东西说》是傅斯年研究古史的代表作，写作于1931年春。针对从东汉以来的中国史，无论是政治的分裂还是北方民族的入侵都是南北之争的现象，他认为在夏、商、周三代及其前，中国上古历史的演进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具体地说，夏的分布大致偏西，包括今山西省汾水流域、河南省西部中部、伊洛嵩高一带地方，东不过平汉线，西则有陕西渭水下流，约可为中原之地。在此范围全部可称为夏、诸夏、华夏等，而其中一部分亦可称之。夏为该地域内文明高且势盛之国，为四方所共仰，故名为"夏后"，"后"即为王号。夏实际上是西方的帝国或联盟，曾一度或数度压迫东方。与之同时，东方则为夷人，而"夷"也包括若干族类，其活动地区西至今河南之中心，东尽东海，北达济水，南则所谓淮夷徐舒者皆是，在商与西周以前或同时，分布于此东南的部族皆为夷人，如《论语》中所说的九夷即是，包括了太昊、少昊、淮、济、徐、舒等族及方国。这个分布在东南的一大片部族名夷者，同分布在西方的一大片部族名诸夏者，恰恰形成对峙的形势，因对峙而生斗争，因斗争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发展，由此而形成三代之史。傅斯年此文厘清了中国古代民族的分合、同化与异化的轮廓，并论证了夏、商、周的起源和发展，对以后古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此文在当时就引起中外学者如徐炳昶、王献唐、Owen Lattimore等人的赞赏并认为已成定论，时至今日我国古史学界仍大多沿用此说。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利用最新考古成果的研究结论也同傅斯年此说相近。⑧然而，夏、商的政治中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数度搬迁的，所以夷夏东西说在具体内容方面仍有待古史学界丰富和发展。⑨
    第二，《周东封与殷遗民》。此文说明周室东征到山西北部，又征服整个东部以后，对原来的殷商遗民并未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而是实行怀柔政策，对他们在东部原地封国建邦。鲁、卫、齐都是殷遗民之国。在这些小国中，统治者是周族，而老百姓都是殷遗民。所以，上层统治阶级均用周礼，而一般百姓仍用殷礼。又因鲁宋之儒墨，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主宰中国思想界二千余年，所以殷商文化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傅斯年此观点在当时确属重大发现，极富学术价值。运用这个观点可以解决许多前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孔子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一百年后，当滕文公继承其父为滕侯时，孟子鼓动滕文公行三年之丧。但滕国卿大夫却说："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国鲁先君亦莫之行也。"既然三年之丧是天下通丧，为什么鲁君又不行三年之丧呢？原来，孔子之"天下"，大约是指齐鲁宋卫这些小国，所以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语。这些小国的百姓均为殷遗民，行的是殷礼即三年之丧，而滕先君与鲁先君都是周王的后代，是殷遗民的统治者，行的是周礼，自然不是三年之丧了。另外，《论语·先进》曾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番话竟说君子之礼反而不如野人之礼优越，弄得千百年来的训诂学家们无法解释得通。利用傅斯年此观点便可迎刃而解。野人指一般百姓即殷遗民；君子则指卿大夫统治阶级即周宗姓之人。殷商属东方，经济发达文化先进；而西方的周族地利较好，武力强胜，但文化落后。周灭殷之后，自然君子"后进"于野人了。而孔子是殷遗民，当然也就"吾从先进"了。傅斯年的老师兼诤友胡适曾大加赞赏此文，说："能够用这个观念来解决《论语·先进》篇第一章的，二千多年来孟真还是第一个人。"⑩也正是在傅斯年这一观点的启发下，胡适才写作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论文《说儒》。
    第三，《大东小东说》。《诗·小雅·大东》篇序曰："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其二章又云："小东大东，杼轴其空。"那么大东小东究竟在何处？千百年来学者对此问题大多敷衍其事，傅斯年在此文中，详细地考证了周初方域之迹，又分别考证了鲁、燕、齐各国地理的发展，指出：大东当在泰山山脉至南各地，今山东境，济南泰安迤南，或兼及泰山东部；小东当在今山东濮县河北濮阳大名一带，自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同时还得出结论，鲁、燕、齐最初被封于成周东南，至于鲁到曲阜、燕到蓟丘、齐到营丘，都是后来的事了。此文不仅论证了大东、小东的地理位置，而且考证了鲁、燕、齐各国地理沿革发展的过程，至今仍成一家之言。
    第四，有关中国古代文化起源的三大假说。除夷夏东西说以外，还有史前文明多元说及先商文明高级而又长久说。在《〈城子崖〉序》一文中，傅斯年指出："中国的史前文化原本不是一面的，而是多面互相混合反映以成立在这个文化的富土上的。海边及其邻近地域有一种固有文化，这文化正是组成周秦时代中国文化之一大分子。"此即史前文明多元说。在《性命古训辩证》一书的中卷第三章中，傅斯年曾论述说："殷商文化……乃集合若干文化系以成者，故其前必有甚广甚久之文化背景。"他举例说："以文字论，中国古文字之最早发端容许不在中土，然能自初步符号进至甲骨文字中之六书具备系统，而适应于诸夏语言之用，决非二、三百年所能达也。以铜器论，青铜器制造之最早发端固无理由加之中土，然制作程度与数量能如殷墟所表见者，必在中国境内有长期之演变……"此即先商文明高级而又长久论。傅斯年的这三大科学假说，建国以后仍是中国史前考古的指导观念，在中国考古学界、古史学界影响深远。建国以来蓝田人、元谋人的出土；裴李岗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充分证实了史前文明的多元性质。所以，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的文化）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严文明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见《文物》1987年3 期）也论述了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同傅斯年四、五十年以前的史前文明多元说何其相似！最近十余年来，我国考古学界通过河北武安磁山、甘肃秦安大地湾、河南新郑裴李岗等遗迹的发掘，使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存得到确认，年代测定表明上限可追溯至公元六千年前，我国古代文化出现的年代由此提早1000多年。这也充分印证了傅斯年50多年前先商文明长久而高级论的正确性。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方面，他的代表作《性命古训辨证》。此书共分上中下三卷，总字数不过11万多字，但影响甚大。上卷释字篇，傅斯年论证远古时期只有"生"与"令"字，其后才由"生"衍出"性"、由"令"衍出"命"，到战国时，生与性、令与命在思想系统上已别有新意，但在用法上还远未分化，一直到汉才分别使用，义亦不同。同时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汉字在上古可能随语法而异其音读。这样，傅氏就推定诗书中"性"字都是后人传写之误，从而否定了清儒阮元以为性命说起源在西周的旧说。而且傅氏进一步指出，"性自天降，而受之者人，故先秦之性命说即当时之天人论"。历代研究性命学说，虽然观点各异、见仁见智，但将此问题的实质归结为天人关系，在当时确是真知灼见。中卷论述了先秦儒家及其相连者论性命的发展过程，由此论证了先秦天人论的源流。傅氏认为："由宗神进为上帝，由不相干之群神进为皇天之系统，必经过甚多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变化，方可达到。"即先秦思想文化的发展，是由具体到抽象、由多元到一元，及天上世界随人间世界而变。傅氏此观点正道出了马克思"人创造了宗教……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11）唯物史观的神韵。在论述先秦性命论关系的时候，傅氏提出了"论生于反"的原则。他认为先秦的天人论有命定论、命正论、命运论、非命运论等五种趋势，这些都是相生相反的思想系统。傅氏此原则在研究学术思想史方面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先秦天人论源流上，傅氏认为孟子在性格上、在言说上、在逻辑上都不是孔子的正传；而且荀子论性，实舍孟子之新路而返孔子之旧域。这些观点在经学发展史上确是宋儒不敢言清儒所不知的创见。在下卷中，傅氏通过分析汉以来儒家性说要点来论证宋儒性说之地位。他认为汉儒说性，系以善恶二元论为特点，并分性情为二元，以善归之于性，以恶归之于情，实开宋人本原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层说之先河。所以宋学中，程朱理学派实源于汉学，而心学一派却源于孟子。因此，傅氏嘲笑清代朴学大师戴震、阮元不攻击心学，而专攻程朱，实在是攻错了对象；既然已攻击程朱，竟以《孟子字义疏证》名其书，而不知自己的观点正与孟子相反，实在是开了国际玩笑！
    此书一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赵纪彬先生就赞赏说："纵观傅先生全书，穷究天人之际，通论思想之变，溥薄渊泉，精义时出，实有美不胜收之慨。"（12）此书在源流考证方面，确实显出傅斯年的卓绝才华；但他并没有对中国古代天命思想的发展作出宏观的解释，这也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局限所在。
    在边疆史和民族史研究方面，充分表现了傅斯年的民族大义和爱国热情。九·一八事变以后，傅斯年曾召集人编写《东北史纲》，计划编五卷，第一卷古代之东北，由傅斯年编写。1932年10月史语所出版了《东北史纲》第一卷，具名傅斯年，实由余逊执笔。此书确证东北自古属于我国领土，驳斥了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后该书由李济节译成英文，并将译本送交国联调查团以备参考。该书仅凭傅氏记忆写成，又成书仓促，出版以后在史料运用等具体方面受到缪凤林等人的批评。傅斯年本人对此书不满意，计划以后重加修订，终未如愿。
    谈到中国民族问题，傅斯年始终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原则。他认为中国民族自古至今经常与外族同化并合成一体，中国境内现虽仍有若干种族，但也正在混合的过程中，不足影响中国民族的整体性。时值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傅斯年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有力地反击了日本人的宣传。那时，顾颉刚也在云南昆明为《益世报》主编边疆附刊，傅斯年就致信力劝顾氏张扬"中华民族是一个"之意，并认为强调各种民族就是分化中华民族。他甚至反对吴文藻和他的学生费孝通在云南进行民族学研究。在当时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傅斯年的偏激观点，确如他所说是"颇有隐忧"，我们现在也是可以理解的。傅斯年还曾于1938年秋至次年春在昆明写有《中国民族革命史》一书。此书没有完成，章目结构现已不清，脱稿的只有第一章《界说与断限》和第四章《金元之祸及中国人之抵抗》，共约二万余字。其内容是以中国历史史实为根据，说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及其抵御外侮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此书在鼓励民心士气、增强国人的团结和民族自信心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
    在明清史的研究方面，傅斯年曾写有《明成祖的生母记疑》及《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等论文，考订了明成祖的生母是硕妃而不是马后。而硕妃是高丽人虽不无可能，但却绝非元顺帝的妃子，因而有力地打破了明成祖为元顺帝之子的谣传。他还在《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一文中论述了清代思想文化的特征。他说，一种学派的命运，大体上总是受它的原动力所决定。明朝学问"整天讲心，却不能创出个有系统的心理学，整天说德，却不能创出个有系统的伦理学"。"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诸六经。"所以清代的学问只能是宋明学问的反动，"有明末的空洞心学，便有清儒的注重故训；有明朝士流的虚伪浅妄气，便有清儒的繁烦学问；有明末的不讲治事，便有清儒的专求实用"。可谓慧眼独识。
    总之，傅斯年本人史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研究成果精深独到；但缺乏系统及宏观的理论贯通，没有形成他自己的学术体系。
    注释：
    ①《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一本第一分。下引该文不注。
    ②《傅斯年致蔡元培书》，载《傅所长纪念特刊》，1951年3月，台湾史语所出版。
    ③《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第216页。
    ④石璋如：《考古工作》，载《傅所长纪念特刊》，1951年3月，台湾史语所出版。
    ⑤⑦李济：《感旧录》第81、70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⑥傅斯年：《〈殷历谱〉序》，见1935年史语所专刊《殷历谱》。
    ⑧《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载《沈刚伯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1976年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⑨1989年12月笔者访问杨向奎先生记。
    ⑩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载《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现代篇二，台北牧童出版社出版。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
    （12）《赵纪彬文集》第2卷第7-1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