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开始从事学术活动，他孜孜不倦地工作，直到他逝世的1980年。他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学者、历史学家，在古史考订、古文献考订、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我想从顾先生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说起。
    颉刚先生被认为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这是因为他在1926年编著了《古史辨》第一册的缘故。为辨明古史，顾先生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在学术界受到很多人赞扬，也遭到了另一些人的误解和怀疑。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在一个时期对此至少是不重视的。
    郭沫若在1930年时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为嗜好的不同，并多少夹有感情作用，凡在《努力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夏禹的问题》）
    我以为郭老的这段话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对颉刚先生之说的正确态度。
    我在1957年曾仔细阅读了《古史辨》的第一册和以后各册，得出了一些看法。当时我在一篇文章中说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在1925年左右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工作是不应当被抹煞的，在这些工作中表现着的所谓'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我还以为，"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是史料学范畴内的一个命题，用意在使人不要盲目地信从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这个命题对于整理周秦两汉时代的记载古史的文献是有用的。"
    学术界里曾有人主张史学即史料学，即把史料学看作史学全部内容，他们从这个意义出发推崇"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以为这是"史学的中心题目"。我认为这种夸大的说法会损害历史学科，以致使得像"古史辨"这样的工作反而不易于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
    把"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看成是史料学范围内的问题并不是降低了其意义，因为史料学虽不是史学的全部内容，然而却是史学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对历史发展的科学论断必须建立在丰富的确实的材料的基础上，在有的情况下，史料学的研究成果甚至对于解决某个历史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远古历史的史料笼罩在重重烟雾里，层累地造成古史的观点确是提供了考辨古史传说的一个有用的钥匙，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理由不正视它、重视它。
    把"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看成史料学范畴，也是符合于颉刚先生本意的。《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顾先生说，人们有理由认为他的书是"古书辨"而不是"古史辨"，辨古书是为了辨古史，所以这是研究古史的初步工作。《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中又说： "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在分工的原则下，许多学问各有其领域。……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用得错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的'上达'。……我们正为着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这段话很可注意。这话表明颉刚先生很早就表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情，并且认为唯物史观的历史研究需要有确实可靠的史料辨别工作为其基础，这个意见是对的。
    颉刚先生用"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进行古史传说的考辨，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贡献。由于新的考古资料出现，他的有些看法固然还可以讨论，但是他的基本观点的确如郭老所说是个卓识。这个观点看来不仅对古史，而且还在别的方面有用，顾先生在民俗学里卓有成效地运用了这个观点。我看甚至在当代史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最近强调对领袖人物的记述一定要严谨。我看如果搞得不好，也许会形成越是后来的人对毛泽东、周恩来等描述得越具体、越生动，但越来越多地掺入附会的、出于想象的、甚至编造的材料。
    我说以上这些还不是全面评价"古史辨"的工作，我只是由此想提出一个问题：在学术界里马克思主义对非马克思主义采取什么态度。
    有一种态度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正确，对非马克思主义只能批判、反对、驳斥。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文革"曾把这种态度发展到极点。顾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工作有价值，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重视的。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能够引导研究者达到正确的结论，但是不能以为，只要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他的结论都是正确的；也不能以为，凡不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都是错误的。这两种看法都不符合事实。前一种看法之错误有事实证明，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犯过错误。后一种看法也有事实可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是凭空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他们从前人那里接受了许多正确的意见和有用的思想资料，而前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著作都不过是错误的堆积，那么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似乎就完全可以不读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非圣贤之书不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自己读的当然不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书，列宁如果只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就写不出帝国主义理论，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读非马克思主义的书就无法进行关于当代资本帝国主义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常从非马克思主义那里接受有用的东西，例如第三产业的概念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创立的。
    所以马克思主义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应是分析批判的态度--吸取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否定其中无价值的东西，一笔抹煞的否定是不对的，只否定不吸取是不对的，甚至应该说，否定是为了吸取，在一定的意义上吸取比否定更重要。
    我们现在都知道，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从平地上建起，一定要吸取人类以往的全部文化，包括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社会中的最高阶段）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发展，它就必须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学术的遗产中学习，还要从当代世界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中学习，当然应该是有批判有分析的学习。我想可以这样说，不从世界一切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经验中学习，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不善于接受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遗产，不善于从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不能发展的。
    顾颉刚先生从很早就表示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入新中国时期后他追求进步，即使在"文革"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后，仍然勤勤恳恳地从事科学工作。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我想，他从二十年代起六十年间做的学术工作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有益的，虽然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工作对于我们说来是一笔丰富的遗产，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也必须很好地继承这笔遗产。不重视继承顾颉刚先生以及其他类似的遗产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