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并不始自郭沫若。但是，对中国历史进行系统研究并且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则首推郭沫若。据此可以说，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在他的带动下，随之有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进入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形成了不同流派，对我国的人民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郭沫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随后流寓日本。这时候，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阴霾满天。他就是在这种险恶的社会环境中拿起马克思主义史学武器的。适逢当时发生了社会史论战、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论战和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而社会史论战实际上是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引起的。郭沫若独具慧眼，指出马克思所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原始社会，中国同样存在过象古希腊、罗马那样的城邦公社即古代社会，马克思主义发现的历史发展规律同样是适用于中国历史的。这就指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为处于苦闷中的进步青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所以，郭沫若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其科学性和革命性就是统一的，这是郭沫若史学的基本特色。
    郭沫若着重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先秦史。他撰写了不少著作和论文，对甲骨文和金文进行了系统的编纂和考释，在先秦史的研究中蔚为大观，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人而形成了郭沫若史学体系。
    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观点，前后有不少变动。例如，他先把古代社会的上限定在西周建立，后来上溯到夏朝；下限先定在春秋时期，后来推至秦始皇的统一，最后定在春秋战国之际。再如，他开始是否认井田制的，后来承认中国古代确实存在过井田制，并对井田制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又如，他开始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古雅典和罗马型的，因而同样存在劳动奴隶制；后来他把中国古代社会归入斯巴达类型，因而认为中国古代存在着黑劳士，即他说的种族奴隶制。其他小的变动更多，就不在这里列举了。正如他在《十批判书》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所说，他经常"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即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在郭沫若拿起马克思主义武器闯进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阵地时，这里还是一片草莽丛生的荒原，他的史学体系就是在这片荒原上开拓出来的。在开拓进程中，自然不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失误，克服这些缺陷和失误，逐渐深入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心腹之区，揭开中国古代社会的奥秘。这完全是正常的现象。他这样作，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进取精神。有些人根本不理解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前人横加挑剔和非议，这是非常幼稚而可笑的。
    郭沫若的古史观点尽管前后有不少变动，其基本观点却没有多少改变。这就是：中国古代和欧洲古典古代一样，都存在过发达的奴隶制。只不过中国古代的奴隶制形态更接近于斯巴达人统治下的黑劳士（或译希洛制）形态而已。这种奴隶制社会形态，其上限始于夏朝的建立，经历了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战国之际而结束。甲骨文中的"众"和"众人"，金文中的"人鬲"和庶人，以及文献中所载西周分封时由周王授予的成族的臣民，都是这种类型的奴隶。所谓井田制，对各级官吏来说是一种俸禄单位，对这种类型的奴隶来说，则是一种课取其耕作勤惰的单位。当然，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不言而喻，是以天子为首的贵族政体了。这些，就是郭沫若的最基本的史学观点，郭沫若史学体系就是以此为核心构成的。有些人不了解郭沫若史学体系，侈谈什么西方型或东方型，纯属无的放矢，莫名其妙！
    当然，郭沫若史学体系并不是完美无缺、毫无瑕疵可言的。实际上，郭沫若史学体系只是完成了它的草创工作，要把它发展为一个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还需要做很多事情，这些工作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沿着郭沫若开创的史学道路，完成此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是完全可能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呢，还是推倒郭沫若史学体系，另立体系呢？有些人之所以不择手段地对郭沫若史学体系滥施挞伐，其目的就在于抬高自己，推销或者企图建立自己的史学体系。
    应当指出，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流派之间的论争，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对郭沫若史学体系进行批判和讨论，是完全应该的。但正当的批评是一回事，妄加攻击则是另一回事。譬如说，对郭沫若史学体系打政治闷棍，说它是为了政治需要，甚至是迎合某些领导者的意图，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建立起来的，以此否定郭沫若史学体系的科学性和学术价值，这就不是在进行论战，而是毫无道理的攻击了。
    对于这类攻击，本文不予考虑，更不准备进行还击。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和郭沫若史学体系相对立的另一种史学体系，即东方不发达奴隶制社会说。我们之所以指出一些人对郭沫若史学体系的无理攻击，只不过是为了取得学术讨论的对等地位而已。
    所谓东方不发达奴隶制社会说，也是在本世纪30年代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中提出来的。其始作俑者是那时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彼·司徒卢威，后来他的学生阿季夫也夫等继承并发展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的要害是把马克思所说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成东方不发达奴隶制，即东方古代社会中只有非生产性的家奴制，广大的劳动者是农村公社成员；社会结构呈现为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专制主义三位一体。专制君主通过控制水利交通工程，把村社的土地集中为土地国有制，村社成员因而变成了为专制君主劳动的"普遍奴隶"，即全都成了专制君主的奴隶。很显然，这是一种没有奴隶制生产的所谓奴隶制社会。
    这种观点对不对呢？当然不对。从理论上说，这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误解。马克思所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既然是先于古代社会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古代社会指奴隶制社会，它怎么可能是什么不发达奴隶制呢？而且，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义就是农村公社，农村公社怎么会是不发达奴隶制呢？正如郭沫若所说："我认为，中国奴隶社会不象'古代东方型'的奴隶社会那样：只有家内奴隶，而生产者则是'公社成员'。严格按照马克思的意思来说，只有家内奴隶的社会，是不成其为奴隶社会的。……如果太强调了'公社'，认为中国奴隶社会的生产者都是'公社成员'，那中国就没有奴隶社会"了①。我们还可以说，不仅中国古代，而且整个东方古代，都不存在这种没有奴隶生产的所谓奴隶制社会。
    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原苏联的有些学者又把马克思所说"亚细亚的、古代的"生产方式曲解为奴隶社会的两个阶段。这无异于将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经济形态和前后两个历史时代混而为一了。其理论上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说也是不通的。
    现已查明，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起，在中国大地上就陆续出现了不少城市国家，即我们过去说的城邦或城邦公社，只是中国古代的城邦有别于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呈现为宗族城市国家即族邦而已②。我国史学界最早提出中国古代存在过城邦的有两位大师，一位是郭沫若，另一位是吾师侯外庐。尽管他们的观点现在看来要作不少修正，但他们当年在缺乏充分材料的情况下能够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完全正确的。人们一旦掌握了这种历史观，就会对历史作出正确的解释，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如所周知，所谓"东方型"或"亚细亚型"的古代社会是不存在城市国家的，既然中国古代存在着城市国家，那它就不是什么"东方型"或"亚细亚型"的社会了。用所谓"东方型"来否定郭沫若史学体系，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从族邦入手，我们很容易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发展历史。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呈现为多层次的宗族和家族结构。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就是宗族与宗族之间兴衰隆替的历史。无论考古资料或文献材料，都可以提供证明。举一条材料来说："唯有嘉功，以命姓受氏，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闲之，故亡其姓氏，踣毙不振，绝无后主，湮替隶国。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③
    这段材料中说的"姓氏"指的就是宗族，有的宗族因有"嘉功"而兴旺发达，"世守宗祊"。有的宗族则衰落败亡而沦为奴隶。按照原文，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无不如此。我们还可以说，西周以至春秋，也还是如此。这样，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宗族大致上就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宗族，如商代的王族、子族、百姓和异姓卿族；周代的王族、公族、宗族，等等；另一类是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宗族，其中有不少就是郭沫若所说的"种族奴隶制"和外庐师说的"氏族集团奴隶制"，我称之谓族奴和宗族奴隶制。由于这种族奴类似于农奴，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晚才把它们和封建农奴制区别开来。我称这种类似于农奴的奴隶制为古典农奴制，以与封建农奴制相区别④。有些人不了解这种奴隶制的特征，将它和劳动奴隶制相比而予以否定，以证成其东方不发达奴隶制说，纯属牵强附会。
    事实上，中国古代和欧洲古典古代一样，也有两种奴隶制形态。欧洲古典古代的两种奴隶制形态，一曰劳动奴隶制，一曰希洛制（即黑劳士）。中国古代的两种奴隶制形态，其一可称为族奴制，另一种可称为宗室制。中国古代的王室、公室、宗室以至家室，都是大小不等的奴隶制财产单位，其中包括"臣妾百工"甚或"仆驭百工牧臣妾"，人数多者达数百家甚至上千家，堪称中国式的古代劳动奴隶制。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中的众多"隶臣妾"，就是这种奴隶制的历史遗留。就这一点来说，所谓东方不发达奴隶制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持这种观点的人，生拉硬扯，把井田制说成什么农村公社，说耕种井田的人是什么村社成员。殊不知，中国古代既然存在着宗族城市国家，那就必然存在着族邦土地所有制或者说族邦公社。例如，周代就存在着以周王、公侯以至卿大夫为代表的多层次的宗族国家土地所有制。至于井田制，它首先是一种土地计量制度，王畿内的土地面积、公卿大夫的封国和封邑内的土地总面积，都可以用方里而井作为计量单位估算出来。在土地总面积中，除去山林川泽和道路邑居所占的井田数，余下的便是耕地了。其次，井田制又是一种课取赋役的制度。例如，周代的军赋就是按耕地的井田数量计算出来的，这样就有所谓百乘之家、千乘之国和万乘之王。在周代的政治自由人中，除军赋之外，大概没有其他更多的课役；但是，对于那些作为族奴的农夫、野人和庶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的耕地按十夫为井来计算，同时要为贵族耕种相应数量的大田。所谓"千耦其耘"、"十千惟耦"，就反映了众多的族奴为贵族耕种大田的情景。这种劳役剥削并不象孟子所说是什么"耕者九一"，而是耕者什五，其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相等的。正因为如此，在这种劳役剥削废除后，才出现了象《孙子兵法·吴问》所说"伍税之"、即什税其五的现象。所以，郭沫若批评孟子的井田说为"乌托邦式的理想化"，是完全正确的。有人据此指责郭沫若否认井田制，实属迂腐！
    实际上，郭沫若对井田制的解释是比较接近于史实的。如果说他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缺陷的话，那主要是对井田制瓦解过程的解释。井田制到春秋时期依然存在，只是贵族的大田废弛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履亩而税"的现象。其间几经周折，由于大批封国封邑的消灭而产生了提封田制，从"履亩而税"发展为一夫百亩的授田制。相应地，原来的各级宗君的统治也被封建贵族、官僚和军功地主所取代了。这就从根本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有些东方奴隶制两阶段论者近年来改弦更张，把古代社会划分为城邦时期和帝国时期两个阶段，这是可贵的。不过，他们把春秋战国时期列为城邦阶段，而以秦汉时期为帝国阶段，似乎有点不伦不类。如然，夏、商、周三代是不是还处于原始社会或其末期呢？
    纵观郭沫若史学体系，我们可以这样说，它和中国历史的亚细亚形态论是根本对立的。这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记得在编写《中国史稿》期间，我们曾向郭老请教关于农村公社的问题。他说书中最好不要谈这个问题，以免和人民公社相混淆。这段话曾为不少东方亚细亚论者所诟病，现在看来，可谓不幸而言中。难道近年来有些人不正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公开地或隐晦地，用所谓亚细亚形态来解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吗？
    二
    郭沫若史学体系的主体在中国古代社会，但并不以古代社会为限，它还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如所周知，郭沫若是不赞成西周封建说的。他认为，周初的所谓"封建"不过是"原始的部落殖民"，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封建制度迥异。这样，郭沫若史学体系就延伸到封建社会之中了。尽管这只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而其意义却是不容低估的。
    西周封建说也是从30年代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中产生的。那时有一种意见，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封建社会，西周封建说即据此而来。所以，早期的西周封建说都谈到农村公社，认为西周是领主农奴制，农奴同时是村社成员。尽管西周封建说认为从战国以后中国封建社会演变成了地主封建制度，有的西周封建说者避而不谈农村公社问题，但却给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带来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阴影，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现在不少人将"长期停滞"改为"长期延续"，实则是换汤不换药。按西周封建说，中国封建社会自周秦以来延续了3000年左右，还不是长期停滞吗？
    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取材于东方某些地区的封建社会，即保留着村社的封建社会。那时候，人们还不了解在农村公社之前存在过氏族公社和家族公社，把农村公社看成了原始社会。因而马克思所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尽管在逻辑上和历史上属于原始社会，实际上却不免带有封建社会的特色。所以，说它指的是封建社会，是未尝不可的。但这种情况只限于某些地区和某些民族，如撒哈拉大沙漠地带和恩格斯所说亚洲的雅利安人和俄罗斯人。据我考察，凡是这种类型的封建社会，都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阶段，所以它只可能存在于中国某些少数民族中，对整个中国历史是不适合的。我们不能不分三七二十一，用它硬套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或把中国历史砍上一段归入这种类型的封建社会。
    由于这种类型的封建社会保留着原始社会的因素，而且直到18世纪仍可见到这类封建社会，所以马克思认为它具有停滞性，即停留在半文明半野蛮的状态。顺便交代一下，这里说的"野蛮"并不是粗野，而是指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马克思认为，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其原因有二：一是公共工程（主要指水利灌溉工程）操在中央政府手里，二是全国分为众多的村社。当然，在这种地方存在着专制主义统治，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封建社会既然不属于这种类型，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长期停滞了。有些人挖空心思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找什么农村公社，也只能找到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滥竽充数而已。
    中国封建社会不仅不属于这种类型，而且在各类封建制社会形态中，它是最发达的。人们可能会问：既然如此，它为什么较欧洲中世纪为长呢？
    在30年代曾有过这样的争论：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保留着原始社会的因素，所以它是早熟的，发育不良的，因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也就没有什么"大开大合"的变化。郭沫若断然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并不如此，而是呈现为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变动状态。这就为我们解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之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的确，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既有光辉灿烂的年代，也有暗淡无光的篇章。例如，秦汉帝国足可以和罗马帝国相辉映，大唐帝国在当时的世界上更是一花独放。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不那么辉煌了，尽管和欧洲中世纪相比，这个时期仍然算不得黑暗世纪。由此可见，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是不能用长期停滞来解释的。
    在郭老的启发下，经过多年的探索，我终于懂得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道理。原来它是由其间的曲折和反复造成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出现过几次大小不等的马鞍形。例如，秦汉到隋唐之间就呈现为一次大马鞍形，唐宋至明清之间又是一次大马鞍形，明清之间还有一次小马鞍形，等等。其他地区性的荣辱盛衰就更不必说了。汉唐之间魏晋南北朝历400年，宋明之间辽金元历500年，两者合计共900年。如果我们将中国封建社会从公元前350年商鞅变法成功算起，到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或稍后的太平天国革命而结束，共约2200年。从中减去这900年，余1300 年左右。这样，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不算长了。所以，要谈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就必须谈其中的曲折性和反复性。不研究这个问题，有许多问题是不好解释的。明显的如，从夏、商、周经秦汉而至隋唐，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黄河流域，为什么自唐宋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却转移到了南方而政治中心则移至北方了呢？黄河流域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可说是一落千丈，这能说是什么停滞性或延续性吗？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现象。即不少社会问题是重复发生重复进行的。先拿封建社会的根基土地问题来说吧！
    现在大家都承认，战国时期各国多以县为单位对土地进行提封，然后据此实行授田制和赐田制，从而将国有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可是，南北朝到隋唐又实行了均田制，再一次将国有土地通过均田制转化为私有土地。这就是一次重复，而且只是简单的重复，不是螺旋式的重复。不仅此也，曹魏在北方曾实行过屯田制，随后废弛了。可是，元明时期又在北方大规模地实行屯田制，至明中叶才彻底解体。这又是一次简单的重复，甚至元明的屯田在某些地方还带有农奴制的性质。所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是国有的或以国有为主，固属不妥；说是土地私有或以私有为主，亦不尽然。实际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是在国有和私有的交互转化中运行的。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奴隶制因素由多而少或由少而多也有几次重复。秦汉到魏晋，奴隶制因素从多到少，特别是从东汉以后呈递减趋势。因此，有些学人把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下限断在魏晋或东汉，即人们习称的魏晋封建论。可是，他们刚要关上自己的奴隶制社会的大门，奴隶制的因素从南北朝到隋唐，又重新滋长了。自唐而宋，奴隶制的因素再度萎缩，似乎它一去不复返了。可是，辽金元三代的奴隶制因素却急剧增加，以至出现了宋代已经消失的奴隶市场。下至明清，奴隶制的因素又趋式微，而明清之际还有短暂时间的回升。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奴隶制因素也是重复产生和消失的。我曾经说过，存在奴隶制度的社会并不等于奴隶制社会。如果将二者等而为一，那就无法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了。
    中国封建社会中也出现过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一般认为，肇始于西汉中叶而形成于东汉的宗族部曲佃客制是一种中国式的农奴制。这种类型的农奴制是在战国授田制结束后出现的土地私有的基础上产生的。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宣告了授田制的结束，人们可以自行占有土地，随之而来的就是土地买卖和兼并。于是一些强宗豪右巧取豪夺，广占良田，组成庄园，而贫困破产的农民则受其役使，沦为部曲佃客以至奴隶。因此，这种农奴制就有其本身的特征，而不同于欧洲式或俄国式的领主农奴制。他们不是由封建政府所封赐，而是自发形成的地方势力。所以，他们就没有固定的领地和臣民，没有封闭式的庄园和法定的政治权力。说它是农奴制，只是因为这里的主客关系和农奴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而已。这种由地方豪强组成的农奴制在战时就成了地方割据势力，酿成军阀混战，荼毒生灵的惨局。不过，战争也削弱了地方封建势力。所以，这种农奴制自东汉以后到魏晋，几经沉浮，就趋于式微了。此后，经历南北朝隋唐而至唐宋，在均田制瓦解后形成了比较纯粹的封建租佃关系。可是，到辽金元以至明初，又出现了封建农奴制以至奴隶制。例如，辽金元三代的投下州军（简称投下或头下），其为农奴制甚或希洛制，是毋庸置疑的。在金人内迁的猛安谋克的土地上是不是有奴隶劳动，也是值得研究的。再有，就是元明期间广泛存在的屯田制、特别是军屯和官屯，其性质又为何呢？这类屯田的土地是国有的，因而在这里是租税合一的，政治和经济也是合一的。所以，这类屯田就带有农奴制、甚至军事农奴制的性质。有些学人提出辽金元时代的北中国出现过又一次农奴化的问题。我认为，从这些方面来说是可信的，而且我们也不能排除在贵族、官僚、豪绅的私人土地也有类似汉晋那种农奴制形式。总之，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奴制也是有过反复的。有些人用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存在着大量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否认其中的农奴制。殊不知，在欧洲历史上的农奴制社会里，也是存在着大量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北欧的农民甚至还没有当过农奴哩！
    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工匠番上制度也有反复。所谓番上，即定期为封建政府服无偿劳役。例如，隋唐时期的番上制度后来由于实行"和雇和买"而废除了，可是元明期间又实行了番上制度，直到明中叶改行"班匠银"而再度废除。班匠，即上番的匠人，他们从此交纳一定的银两，就可不再为封建政府服无偿劳役了。
    基于上述以及类似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里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若断若续，始终没有发展起来。现在有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于秦汉者，殊不可信。不过，那时候曾经出现过商业资本主义，是不可否认的；只是这种商业资本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罢了。有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于唐宋者，这就不好轻易地予以否定了。根据宋代农业中的生产关系和经济作物的增长程度，根据宋代手工业的规模和部门以及手工业部门中的生产关系，根据那时的城乡市场发育的程度以及商品货币关系，根据那时城市状况、民族贸易以及对外贸易，根据宋代的科学技术水平，那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不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即使那时还没有资本主义萌芽，起码已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前夜。资本主义关系要破土而生，只是时间问题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于明清，对此是没有多少争议的。问题是，从宋代到明清，时隔五六百年，资本主义却没有生长起来；而且直到鸦片战争，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形成气候，这应如何解释呢？我认为，最恰当的解释应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曲折性和反复性，使得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断档现象。比如春天播下的种子，刚生出芽来就被一阵寒流毁掉了，以至不得不重新播种。又比如烧开水，水快烧开了就加入一瓢凉水，如此反复进行，水始终没有开起来。
    当然，阻碍中国资本主义诞生和发展的还有其他原因，如城市性质和城乡关系、政府对工商业的操纵和垄断、宗法血缘关系与地方组织相结合，等等。不过，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因素，主要的基本的原因还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曲折性和反复性。可以说，曲折性反复性和长期性，这才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规律。
    三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简要地说，如下：
    （一）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什么不发达的、不成熟的，而是另一种发达类型，我们不能以欧洲为中心武断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而且，中国古代文明是先于欧洲古代文明而产生的，欧洲古代文明深受西亚古代文明的影响，何可和中国古代文明相提并论，等量齐观？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恢复它在世界历史中应有的地位。世界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现在我们又进入了一个多极世界。回顾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历史，我们应当满怀信心地争取我们在这个多极世界的位置。
    （二）中国封建社会在各种不同的封建制类型中是最发达的，其延续时间之长不是由于什么"停滞"，而是由于其间的曲折和反复造成的。这种历史传统也延伸到了现代，在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征途中，不是也出现了曲折和反复吗？
    但是，历史常常是曲折地跳跃式地前进的。在迈锡尼文明和古希腊文明之间有数百年的断档，在欧洲古典文明和近代文明之间隔着黑暗的中世纪，这就是曲折和跳跃。同样，在秦汉和隋唐之间隔着400多年的战乱年代，这也是曲折和跳跃。 中国近代无可置疑地是落后了，落后于资本主义列强，但它是不是能重新腾飞起来呢？从这一条历史规律来看，这是完全可能的。
    （三）历史和现实是一脉相通的，我们不能借口反对什么"影射史学"，割断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实际上，不管什么不发达说、停滞说、还是超稳定社会结构说，都是和现实有关的。因为，按照这些说法，除非引入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进行冲击并将其彻底解体，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但按郭沫若史学体系，探索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真实联系，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是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郭沫若史学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我们已经找到了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奋力拼搏，振兴中华，此其时矣！
    注释：
    ①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第231-232页。
    ②参见拙作《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概说》一文，载《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齐鲁书社1992年出版。
    ③《国语·周语中》。
    ④参见拙作《两种农奴制》一文，载《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