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在世界政治史上，欧洲封建政治史是一个十分复杂艰深的研究领域。欧洲封建国家多 跨越了奴隶制阶段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又因国家体制发展的不充分而实行封土制与封 君封臣制，封建王权的发展演进比较滞后，封建政治割据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些似乎都 构成了与东方特别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不同特征。此外，欧洲的各封建国家政治也有着自 己的特色，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封建政治发展模式，这也与中国的情况不同。我国史学界 在中西封建政治的比较中常常论及欧洲的情况，但实际上，我国学者对欧洲的封建政治 研究却处于初始阶段，既存在着诸多需要填补的学术空白，也存在着不少需要深入探讨 的问题。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有关的专家学者以“欧洲封建政治史研究”为题进 行探讨。这一组笔谈文章，从各自的论旨出发，论及了国内学术界所不太熟悉的一些问 题。这对于推动欧洲封建政治史的研究，深化东西方特别是中西封建政治史的比较研究 ，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中世纪的个人权利不同于近代意义上个人权利或个人基本权利，我们可称之为原始个 人权利。中世纪个人权利实质是一种身份权利或等级权利，或者称之为潜在的个人权利 。在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中国和西欧社会都是一种等级制度或身份制度，就其制度的 本质即人身依附性而言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然而人身依附的形式和程度却难以说没有 区别。这种区别集中表现在个体权利上，权利及其权利关系显然是中西传统政治制度异 同比较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很久以来，人们就看到了西欧中世纪存在着多元而非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人们发现， 在社会活动的主体之间，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尤其在王权和其他社会力量之间 ，存在着既紧张又合作的关系，某种程度的契约关系或者说某种程度的权利义务。
    教权与王权就存在着这种关系。现任哈佛大学名誉教授伯尔曼所著《法律与革命》一 书，是一部着重研究西方法律传统形成因素的力作。20世纪末叶问世后在国际学术界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该书被认为“本身就是一部革命性的著作”；20世纪90年代译为中文 出版后在我国学术界亦引起广泛关注。伯尔曼所指的革命是所谓“教皇革命”，即11世 纪末至13世纪末这二百年中教皇与王权争夺主教授职权及其所引发的教会与世俗两方面 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伯氏认为这一变革是西方法律传统与政治制度的基础。教皇革命后 ，教权与俗权谁也没有吃掉谁或取代谁，而是达成一种妥协，出现教权与俗权的并立、 教权法律体系与俗权法律体系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等，他认为这是非西方社会所不具备的 或不能同时具备的。
    其实，伯尔曼所说的西欧社会的这种“妥协”或契约关系，从范围上看不仅仅发生在 教权与俗权之间，从时间上看也要早得多，并非始于伯氏所说的教皇革命。西欧中世纪 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即领主与附庸的关系，就表现为双方的义务和权利关系，所谓“由于 行了臣服礼而封臣对封君有多少忠诚，则同样封君对封臣也有多少忠诚”，因此，西方 学者普遍认为其中包含了契约关系的因素。而封君封臣关系以及庇护制的产生比教皇革 命要早几个世纪。西欧封建制明显受到日尔曼人“亲兵制”和罗马法中“契约”法律的 很大影响，所以梅因以相当肯定的口吻表示：“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西欧）‘封建制 度’是古代蛮族习惯和罗马法的一种混合物，其他任何解释都是不足信的，甚至是不可 领会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契约关系不同于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契约关 系，它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发生，梅因称它为“原始契约”。梅因说，从罗 马契约法中“借用来的原作为保护臣民权利的用语竟成为国王和人民间一个现实的原始 契约的学说，这一学说首先在英国人手中，后来，特别是在法国人手中发展成为社会和 法律一切现象的一种广博的解释”。
    如果说梅因“原始契约”说可以成立，那么这种契约关系在王权与贵族诸侯之间的表 现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大家知道，西欧的国王是诸大贵族中的一员，早期的国王是由贵 族会议推举而产生的，所以恩格斯曾称西欧早期封建制为贵族民主制。德意志很久以后 还保留着七家大贵族出任国王的法定资格，七家大贵族被称为“七大选侯”。国王与贵 族之间有着某种承诺或“约定”，一旦一方违约，即使国王一方违约，另一方都可以放 弃原有的承诺，甚至举兵共讨之。13世纪初英国贵族及骑士与国王约翰的一系列冲突， 包括谈判、战争和战争威胁都可以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而最后由国王和25名男爵作为 执行人签字的《自由大宪章》，可认为是国王与贵族关系第一次诉诸文字的“约定”， 该约定使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进一步作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