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魏志》多回护，早已成为史界定论之一。论其原因者，无非是说陈寿著《三国志》时已身为晋臣，在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晋之承魏与魏之承汉如出一辙，故进而又不得不先为魏讳。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众所周知，陈寿毕竟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史学家，且《三国志》又是私撰之作，寿死之后才得以面世，其为晋讳也应是有一定限度的，更不会有意识地处处去为魏讳。然而事实上，不少根本不必为魏讳的地方，寿志却常为之讳，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疑惑不解。《廿二史札记》列举说："华歆奉曹操令，入宫收伏后，后藏壁中，歆就牵后出，遂将后下暴室，暴崩，而歆传绝不载。"①又"魏明帝太和二年，蜀诸葛亮攻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魏遣曹真、张郃大破之于街亭，《魏纪》固已大书特书矣。是年冬，亮又围陈仓，{K14108.JPG}魏将王双，则不书。三年，亮遣陈式攻克武都、阴平二郡，亦不书。以及四年蜀将魏延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谿，五年亮出军祁山，司马懿遣张郃来救，郃被杀，亦皆不书。"有趣的是，街亭之败在《蜀志·后主传》中亦不书，但云"亮出攻祁山不克"而已。针对诸如此类的情况，赵翼不禁发问："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拟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笔者认为，赵氏一语道破了天机，《魏志》多回护正是与其史料来源即所据魏国之旧史有着极大的关系。
    三国时期，魏、蜀、吴政权各自雄据一方，争强称霸，战事频仍。相互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都很不够。陈寿生长于蜀，对魏、吴旧事知之不详。而魏晋之际，国家刚趋统一，史料尚未全出。加之社会动荡不定，搜集材料尤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撰写《三国志》，只好"悉本旧史"②。那么，《魏志》所本旧史为何、其特点又是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先弄清在《三国志》之前，都有哪些魏史问世。《史通·古今正史》曰："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凯、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王沉，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其后王沉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除官修《魏书》外，尚有鱼豢《魏略》等私撰之作问世。但由于《魏书》是政府敕撰，大量国家藏书和政府档案可供参考利用，其史料的全面性和珍贵程度，皆是私作所无法比拟的，因而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魏志》的主要史料依据。然而也正因为是官修本朝史，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就是"多为时讳，殊非实录"③。正是《魏书》这一致命弱点，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魏志》多回护的弊端。譬如董卓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后，表曹操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而操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魏书》记载其途中之一段经过曰："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试想，其父外出，其子贪财而劫其父故友，已不大合乎情理。加之劫者早有预谋，被劫者仓促应战，结果劫者却被击杀数人，而被劫者竟无任何伤亡。这更于理有悖。故《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④孙盛《杂记》亦曰："太祖闻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⑤陈寿著《魏志》时，想必发觉了其中之蹊跷，故仅用"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一语敷衍而过。虽非有意为曹氏讳，但显然是受了《魏书》的影响。又"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⑥。《魏书》载诏曰："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王沉笔下，曹丕是何等地宽容豁达。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他继位之前，"御之以术，矫情自饰"⑦。并处处为植设置陷阱。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曹操）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将行时，"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⑧。而《魏志》唯曰："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似与曹丕无丝毫关系。可见其与《魏书》一脉相承。曹丕继位之后，对曹植逼之更急。首先迫不及待地诛杀了丁仪、丁廙等曹植心腹，进而遣植等就国，迫使其"人道绝绪，禁锢明时"⑨。黄初四年（223年）朝京都时，植自念有过，宜当谢帝，初未到关，乃留其从官著关东，单将两三人微行，入见清河长公主，欲因主谢。关吏以闻，丕却"使人逆之，不得见"。以致"太后以为自杀也，对帝泣"。正好遇见"植科头负鈇锧，徒跣诣阙下，帝及太后乃喜。"但及见之，"帝犹严颜色，不与语，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为不乐。诏乃听复王服"。这反映出他们之间的斗争何等残酷！"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妇孺皆知的《七步诗》，更是他们之间骨肉相残再好不过的写照。这首诗首见于南朝刘义庆所编《世说新语·文学》篇。明代冯惟讷《古诗纪》收入，并云："本集不载。"本集不载并不能说明就不是曹植的作品。因为本集是曹丕之子曹叡继位后敕修的，像《七步诗》之类的作品自然会讳而不收。但南朝任昉在《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中已提及"陈思见称于七步"（11）。可见该诗流传已久。退一步说，由于文学作品大抵上"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对于艺术品的"一般的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12）。鲁迅先生这一论断，无疑对我们理解《七步诗》具有启发作用。善于玩弄权术的曹丕不一定用强迫作诗的办法以便对亲兄弟"行大法"（13）。但其对曹植处处相逼则是事实。正是由于他们之间矛盾尖锐，才会有上述灌均希指而奏，有司请治罪的一幕。而《魏志》对曹丕的险恶用心同样只字不提，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这与《魏书》所载之诏有什么两样。足见《魏志》受《魏书》的影响何等之深！推而论之，前文所列举《魏志》为魏讳而不书之处，恐怕同样是因为受了《魏书》的影响所致。
    《魏志》为魏讳，是因为受了《魏书》的影响。那么，《魏志》为晋讳，是否也受了《魏书》的影响呢？回答同样是肯定的。这是因为王沉虽身为魏臣，却又是司马氏死党，曾将高贵乡公讨司马昭之计划告密于昭，而"甚为众论所非"（14）。如此卖主求荣之辈，自然要利用《魏书》来博取司马氏的欢心，从而达到"假回邪以窃位"之目的（15）。而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身为晋臣，即使无意于为晋讳，但迫于形势也不得不为之。这就是说，在为晋讳这一点上，他们是有共同之处的。因而，陈寿更有必要取法于《魏书》。例如齐王芳之废，据《魏略》："景王将废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与帝对坐。芝谓帝曰：'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据。'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芝曰：'何可见邪？但当速取玺绶。'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玺绶著坐侧。芝出报景王，景王甚欢。"（16）而《魏书》却说："景王承皇太后令，诏公卿中朝大臣议，群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诸君其若王室何！'"（17）似乎齐王之废，纯属太后之意，司马师为之痛哭流涕，迫不得已而为之。其为司马氏讳真是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难怪刘知几斥王沉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18）而陈寿在因袭《魏书》的基础上，略加变通，在《魏志》中曰："大将军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皇太后。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沈漫女德，日延倡优，纵横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日亏，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绪，奉宗庙。……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虽然指出了司马师谋废齐王，但好像太后早有此意。二人不谋而合，才付诸实施。不难看出，《魏志》与《魏书》在为司马氏讳这一问题上的记载，并无本质性区别，只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
    综上所述：由于《三国志·魏志》脱胎于王沉《魏书》，从而处处打上了《魏书》的烙印。有了《魏书》的多为时讳，才有《魏志》的诸多回护。如果说为晋讳不免含有陈寿有意的成分的话，那么为魏讳则几乎完全是因为无意识地受了《魏书》的影响，因而将多回护之失完全归咎于陈寿是极不公平的，王沉从中应负不可推卸的严重责任。还须说明的是，虽然《蜀志》、《吴志》难免偶而也有回护的地方，但毕竟是个别现象。所以严格地说，只有以《魏书》为主要史料依据的《魏志》才形成了多回护的弊病，若笼统的言《三国志》多回护，吴、蜀二志难免是要蒙冤受屈的。
    注释：
    ①事见《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②《廿二史札记》卷六。
    ③《史通·古今正史》。
    ④⑤《魏志·武帝纪》注引。
    ⑥⑦《魏志·陈思王传》。
    ⑧《魏志·陈思王传》注引《魏氏春秋》。
    ⑨《魏志·陈思王传》载植上疏。
    ⑩以上并见《魏志·陈思王传》注引《魏略》
    （11）《文选》卷六十。
    （12）鲁迅《三闲集·怎么写》。
    （13）《世说新语·文学》。
    （14）《晋书·王沈传》。
    （15）《史通·直书》。
    （16）（17）《魏志·齐王纪》注引。
    （18）《史通·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