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为左氏争立学官，《左传》研究者便围绕着《左传》是否解释《春秋》展开了几千年的争论。刘歆、贾逵、郑众各增义例以附经文，杜预为《春秋经传集解》，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以为经之条贯必出于传，推导经传，备成一家之学，号为左氏功臣。而刘向、杨雄、班固、许慎却认为经传别行，服虔且谓有传无经，赵匡、王安石也认为《左氏》不传《春秋》，明清以后其说尤甚（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专伸此说）。汉世学者各以本经为利禄之阶，为作官受禄而互相攻击本不足为道，至于《左传》是否解经则至今仍为左学之悬案。然《左传》有别于空谈的《公羊》、《谷梁》，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这一结论则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关于《左传》的史学价值，《左传》记事的特点自汉以来便有许多论述。后汉卢植谓左氏春秋，博物尽变，囊括古今表里人事。晋王接谓左氏辞义瞻富，自是一家书。贺循谓"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干宝作史议，历诋诸家而归美《左传》，谓"左氏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唐代刘知几对《左氏》更是推崇备致，认为"左氏之书，叙事之最。"宋代的朱熹也认为左氏是史学。这诸多的论述都试图将《左传》从经学的附庸下摆脱出来，为《左传》争取相对独立的地位。然而这些论述或失之于抽象、概括，或失之于零星、片断，没有结合《左传》的记事去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挖掘，因而给人的印象比较模糊。直到宋代的吕学谦，才不仅明确地将《左传》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认为《左氏传》"综理微密，后之为史者，鲜能及之"，而且第一次对《左传》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精细的研究和评判，以专著的形式留给后人。如果说杜预的《集解》和《释例》为后人研究《左传》提供了门径的话，那么吕祖谦的《左传》研究则为后人提供了一条更为现实的《左传》研究途径。杜预借着《春秋》抬高了《左传》的地位，而吕祖谦则是从更本质意义上对《左传》地位的重视。
    吕祖谦，字伯恭，尚书右丞好问之孙，自其祖始居婺州（州治今浙江金华），学者称其东莱先生，他创建了浙东的"婺学"，和朱熹、张栻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属于圣人则一也。"①吕祖谦在学术思想上兼取众长，不名一师，不私一说。他兼取朱、陆，又与朱、陆有别，他提倡致用之学，主张"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主张"学者当为有用之学"，与空谈道德性命的理学不合。正是这种求实的精神，加上其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使吕祖谦能够在宋代这个臆说纷呈的时代潜心研究繁征事实的《左传》。在吕祖谦看来，"一部《左传》都不曾载一件闲事"，"是有用底书"。②因此他研究《左传》，也劝人熟读《左传》，他说《左传》"当精熟细看，反复考究，直不可一字草草。"③而他的《左传》研究实践，正贯穿和体现了这一比较客观的主张。
    吕祖谦生平研究《左传》的著作有《东莱博议》、《左氏传说》、《左氏传续说》、《东莱吕太史春秋左传类编》。（《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七经部春秋类二页二百十九谓"《春秋集解》三十卷，宋吕本中撰，旧刻题曰吕祖谦，误也。"方孝岳先生的《左传通论》、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均认为《春秋集解》为吕祖谦撰。崔富章先生在其新著《四库提要补正》页158指出世传有两《集解》，吕本中之《集解》与吕祖谦之《集解》两书并传。今上海图书馆藏《东莱先生吕成公点句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晋杜预撰，唐陆德明释文，宋刻本，是为吕祖谦之《集解》，祖谦仅点句而已，实杜氏《集解》）本文就以吕氏的这几本著作为对象，对其《左传》研究进行粗略的探讨和评述。
    （一）
    吕祖谦认为《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他正是以一位史家的眼光来品评研究《左传》的。他采取标题选文、随事立义的方式对《左传》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评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同时，他对如何阅读《左传》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吕祖谦认为阅读历史著作的时候必须有读者主体的参与，设想自己身临其中，如此方能获益，他说：
    壶丘子问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曰："人之所游，观其所见，我之所游，观其所变。"此可取以为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见治则以为治，见乱则以为乱，见一事则知一事，何取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④
    这里吕祖谦强调读者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思考，不要将历史看作一堆死的知识来了解、吸收，不要作冷眼旁观者，而要将自己溶进其中去，这种看史方法是可取的。
    吕祖谦还认为"看史要识得大纲领处，则其余细事皆举。"⑤他把整部《左传》分为三节看："自第一卷至第三卷庄公九年齐恒公初出时是一节。此一节霸者未兴，当时之权亦未尝专一国；自庄公九年以后，直至召陵之盟又是一节，凡二十四卷，正是五霸迭兴之际，此一节甚长，自召陵以后直至卷末，又是一节。"⑥吕氏从霸主兴衰的角度来看《左传》，抓住了《左传》的大势，读者如此看便能对《左传》的轮廓有个基本的了解。在对具体历史事件分析时，吕氏也强调抓住大纲目。如《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楚大饥、戎伐楚，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楚国面临危急关头，一些人甚至谋徙于阪高，最后还是{K1C808.JPG}贾伐庸建议被采纳，遂出师。吕氏认为在伐庸的过程中"振廪同食"，"楚子乘驲"皆是《左传》中的大纲目，如此等事只有数件，才识得此等事便会看史。因为楚自子玉死后，其势甚弱，自克庸以后气象殊别。⑦在阅读《左传》时，如此抓住大纲目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抓住事件的本质主体，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纲举目张。《左传》所载事迹，跨度二百四十年，若不能抓住大纲目，则无从了解《左传》所反映历史的全部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