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在分析历史人物的时候还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将身份、地位等相似的历史人物进行对比以见其高下、异同。比如夷吾与重耳，同是晋献公的儿子，同样遭骊姬之谮而出亡，同样由秦穆公护送回国，为什么一人终于失国，而一人终于霸诸侯呢？吕氏根据《左传》所载有关重耳、夷吾的前后数段事进行对比，认为"当初士{K1C808.JPG}筑二邑，皆不谨；置薪于其间，重耳不诉，至夷吾则诉之。盖重耳惟知共君父之命，初不暇校城之美恶；至于夷吾则惟知己之利便，而至于诉。则夷吾之识度已不如重耳矣。""晋侯之伐蒲，重耳以君父之命不校，则知臣子之义，遂出奔翟。至于伐屈，夷吾力不能守，卒盟而行，迫于不得已而奔梁。则夷吾又不如重耳矣。至若其从游宾客，重耳则有狐、赵之徒，夷吾则有吕、郤之徒耳。"（26）正因为二人用心之不同，临事变不同，得人不同，二人心胸气度不一，见识广狭有别，所以一人终于霸诸侯，一人终于亡国。如此对比分析，重耳、夷吾两人的形象便一目了然了。此外吕氏还将伯玉与季札，晋文公与齐桓公，楚灵公与齐桓公、晋悼公，秦穆公与桓公、文公等等一一对比，这种分析历史人物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吕祖谦在分析历史人物时还注意考察历史人物身上不被人重视的另一面性格。比如楚郤宛直而和，应该说刚柔相济，得守身之道了，何故仍为小人所谮，终不免于祸？吕氏认为郤宛虽然正直，却也有亲附小人之意，当时子常好贿信谗，是权势利禄所聚之地，而小人之所附争趋者也。郤宛有亲附子常之意，正与小人同途行，因而自投费无极所设之机阱。吕氏正是从郤宛那不被人重视的另一面性格缺陷中寻求其蹈祸的缘由。（27）又如对于宋华元，读者往往见其兵败身囚，丧师辱国的一面，而吕祖谦则认为"元之为人，虽有宽纵处，亦有含洪之度。观羊斟与入邓师而败，其反国也，自他人处之，必杀羊斟而后入。元乃曰：'子之马然也。'又如城者之所嘲诮，元则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役人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元则曰：'夫其口众我寡。'全不与之校，闻其言即去之。此二事足见元之度量，深得为上之体。"（28）吕氏的这种分析是比较客观而符合实际的。正因为华元有含洪之度，虽然师败身囚，仍不失为春秋名臣。对历史人物多侧面的观察，既看到其性格的正面，也看到其性格的反面和侧面，这样对历史人物的把握就更全面、更准确了。
    吕氏分析历史人物常常能够既看到其功又看到其过。比如他论述赵宣子，既看到其功业显赫，认为襄灵二三君所以不坠霸业者，赵宣子之功居多。"同时又中肯地指出"考其小大事，则有若可疑者。"举其立君之不审，伐邾之不审二事论证，很有说服力。吕氏还指出其"不遂过饰非，始虽不审，继而能改"的优点。（29）又比如分析齐恒公，吕祖谦指出："看得恒公之有大功，又须看得他有可憾者。"（30）分析管仲，既看到其在齐恒公建霸业中的作用，又尖锐地指出他不能为齐求人，致使"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齐之霸业到此便衰。"（31）总之，吕氏论析历史人物能够比较客观、符合历史实际。
    吕祖谦分析历史人物，往往不只停留在人物分析本身上，常常通过历史人物的分析总结一些做人的原则，或者提出一些深刻的社会问题，引起人们的思索。这样虽然是研究历史，又立足于现实，将历史与现实统一起来。不纯粹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这种富有现实内容的历史研究就更具有实用性，这也是与吕祖谦治经史以致用的治学目的相适应的。狼瞫怒不作乱，而以身殉国，人皆誉之。吕氏则既许其烈，又责其死非其时，以逞愤为事，为之惋惜。吕氏对狼瞫内心的揣摩、分析可谓准确、精当。然而吕氏并不停留在狼瞫本身的分析上，还进一步总结君子做人的原则："我实清渊，人以我为汙渠，于我何损？我实邱垤，人以我为华岱，于我何加？君子当观其在我者何如尔，人之毁誉何有焉。"（32）这与但丁的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所蕴含的人生哲理不是一样吗？
    吕祖谦还通过历史人物的分析提出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比如对子犯的论析就是这样。吕氏首先指出"文公人材之多，无如子犯，看晋文公始终用事，皆子犯规模。"甚至说"子犯之在晋，便是管仲之在齐。"但接着又指出子犯在城濮之战中不许子玉复卫封曹释宋围之请，几至于败事，在与秦围郑中，请求击秦，差点重蹈惠公覆辙。吕氏因而总结出两条经验：谋臣不厌多；人材虽多，须是人君自识安危治乱之大体。（33）吕氏提出的人材、以及人君与谋臣的关系问题，表现出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
    上面我们就吕祖谦对《左传》中的人物品评进行了粗略的探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吕祖谦评价历史人物的客观、谨慎的态度。他评价历史人物或详或略，详者试图给人历史人物的整体印象，正如他所说的"待人欲宽，论人欲尽。"（34）略者往往简单几句，画龙点睛，击中要害。例如只一句话"徒外面加添而里面初不长进"就道出了莫敖之为人的全部内容。（35）吕祖谦评价历史人物真可谓是曲尽人情，发人深思。
    对历史人物的品评是吕祖谦研究《左传》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样，对历史事件的论析也是吕祖谦研究《左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他凭着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对历史的把握，以自己独特的眼光来审视那一千多年前的史实，不人云亦云，不拾人牙慧，这是他评判历史的显著特点。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看吕祖谦究竟是怎样对《左传》中的历史事件作出自己的评判的。
    吕祖谦评析《左传》中的历史事件能够选择不同的角度，多侧面地考察，试图对历史事件有新的认识。比如僖公三十年所载秦晋围郑，秦纳烛之武之说，私与郑盟而戍之，其间的曲直是非如何？一般的读者也许只欣赏烛之武的反间言辞，没有想到要去进一步的思考，这样对历史的认识就可能流于浮泛、片面，而且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容易过分地夸大言辞的作用。似乎三寸不烂之舌足以抵得上百万雄师。吕祖谦则透过事情的现象进行更多的思考，对秦背晋这一突然的举动进行多方的探讨。他联系惠公之事，联系文公的不忘旧德，联系郩之役，这些发生在秦晋之间的诸多的恩恩怨怨还不能解释秦之背晋的缘由。吕氏又"考其实事论之"认为"晋之失秦，有自来矣，不独围郑。当时天王出居于郑，晋与秦本要同出兵纳王，晋专攻求霸，故辞秦师，顺流而下，秦穆公是晓了人，岂不知他辞师之意，其间隙已自形见于此。"我们知道当时诸侯各国为了取得自己的生存地位，会盟征伐无不要考虑自己的利益，晋国日益强大，意味着秦国相对弱小，晋文辞师专攻掠美之后，秦穆公自然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利益了。因而吕祖谦认为秦之背晋"不是曲在秦，曲全在晋。"这一结论真叫人惊讶，然而其中却又不无道理。（36）又比如吕祖谦在论述子产作丘赋之缘由及得失时，既能站在子产的角度进行分析，又能以局外人的身份进行客观的评述。（37）吕祖谦这种从不同角度分析历史事件的方法，往往能给人以启示，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