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在不断地向前推进，在运动发展着，历史事件之间往往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吕祖谦指出读者看史要综合地看，不要孤立地看。"大抵看《左传》须旁看方可，若一事只作一事看，不可。"要能够从楚之邻国息的盛衰看得楚之盛衰，因为"楚衰则边楚之国必强，楚盛则边楚之国必弱。"⑧学者看史也要"熟看事之本末源流"⑨，"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能如此看，则所谓先立乎其大者，然后看一书之所以得失。"⑩例如须句、六蓼这些"先王所封诸侯"，绵延千百世不废绝，才入春秋之世便被屠戮，吕氏由此便见得"风声气息之大推移，习俗之大变革处。"他劝学者"当仔细看到此，又须看得天下大势，与战国汉唐相接。"（11）吕氏如此看《左传》，便抓住了时代大气候的变化，对左氏所叙二百余年历史的大脉络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吕祖谦还注意到风俗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影响，他说"自古皆以养风俗为根本。"（12）因而他认为"大抵看书，其间有两句可以见得一国之风俗者最当深考。"（13）他希望读者在阅读《左传》时注意察言观俗，缘一人一事见一国之风俗。例如《左传》襄公十八年载楚子对子庚的一段话："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不谷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不谷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大夫图之，其若之何？"吕祖谦认为读者看楚子数句，须见得楚自武王以来，养成尚武风俗处，惟其风俗尚武，此楚所以常能抗衡上国。（14）又如昭公十八年载，闵子马闻鲁大夫原伯鲁不悦学，从而推断必是周一国风俗皆不悦学也。吕氏非常欣赏闵子马的看法，称赞闵子马是"鲁之贤者"，"善观国者"，他说："闵子马因一人占得一国之风俗，而能知其所自来，是犹察瓶水之冻而知天下之寒，善观国者如此。学者观古今之变，时俗之迁，亦当如此看。若看一事只见得一事，看一人只见得一人，非所谓旁通伦类之学，须当缘一人见一国风俗，如闵子马可也。"（15）闵子马的推断是否有科学性，我们暂且不论，吕祖谦的观风俗说，则是有一定辩证因素的。吕祖谦自己在阅读研究《左传》时也常常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如他从文公七年"赵宣子使因贾季问酆舒""见得当时风俗厚处"，（16）从文公十五年齐人赂晋侯见得"当时诸侯相赂以私而略无忌惮"，（17）从哀公十年"吴子使来复儆师""见得诸侯不伐丧之风俗尚在。"（18）等等。
    吕祖谦还指出"《左传》字字缜密。"（19）因而读者阅读《左传》时对一些等闲言语、细微小事也不可轻易忽略，要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如桓公九年所载"虎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吕氏认为"此虽等闲言语，亦可以观天下之势，何以见之？盖自此以后，五国皆不见于传，尽为大国并吞了。此又见世代升降处，是岂不可以观天下之大势乎。"（20）吕氏对《左传》评价尽管有不实之处，然而他这种读史态度却是严肃认真的。
    吕祖谦还提出在看《左传》的同时最好结合其它史书对照参看，这样对历史会有更真切、更全面的了解。如他指出"悼公即位始命百官一段，亦不专是一时事，亦统计即位以来政事，如此参《国语》一段看，见得气象甚好。"（21）这是很有道理的。后来明代的钟惺进而指出，《左传》与《国语》"所谓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者，有《左传》则《国语》正自不可少也，况详于内者略于外，备于外者简于内，表里相需，如轮之与辐，函之于盖，……"（22）他分别选取《左传》《国语》的一些篇目合编成《左传国语文归》而逐篇评论。清代的马贞榆在《读左传法》中也指出"当以《国语》证《左传》之阙。"近人唐蔚芝亦谓"夙好以左氏传与公谷二传互相比较，如左氏'郑伯克段于鄢'一段宜与《谷梁传》对较，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一段，宜与《谷梁传》晋杀其大夫里克对较，晋灵公不君一段，宜与《公羊传》对较。悟其文法之各异，而文思文境，乃可日进。又好以内传与外传参考，如外传'管子论轨里连乡之法'，'敬姜论劳逸'，'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诸篇，皆为内传所不载，而一则波澜壮阔，一则丰裁严整，一则细语喁喁，委婉入听，均各擅其胜。……"（23）他们的看法与吕氏所云是一脉相承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比较研究的科学方法。
    总之，吕祖谦对于如何阅读历史著作《左传》提出了不少精妙的见解，它可以引发我们的思考，对阅读和研究《左传》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吕祖谦之前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的许多篇目里对《左传》的史例、断限、语言、繁简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他以一个史家的身份，从作家著史的角度来评论《左传》，与刘知几不同，吕祖谦则从读者如何读史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后来，马贞榆在《读左传法》中也专门探讨了如何阅读《左传》的问题。
    吕祖谦不仅在如何阅读《左传》上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经验之谈，而且在对《左传》中历史人物的分析品评上也不乏创见。
    吕氏在分析历史人物的时候，往往从整部《左传》出发，联系《左传》中所载某一历史人物的前后行为进行总体观照，不孤立地执着于某一具体的历史事件生发议论，这样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就能尽可能地做到公正、全面，有些历史人物前后的行为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孤立地看，往往容易得出片面的、不真实的结论。比如宋襄公这一人物"其初用鄫子于次睢之社，那时之暴虐，虽桀纣不过如此，及其泓之战，不禽二毛，其慈仁又如此。"那么宋襄公究竟是一个暴君，还是仁君呢？若以事迹上看甚难晓。吕祖谦认为"若以理推之，其仁其暴虽不同，其失则一，此皆是襄公一个昏暗处，惟其暗于前，故欲缴一时之福，而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惟其暗于后，故泥古之陈言，而不禽二毛，自取败北之祸，以理论之，宋襄之所为，不过一个暗字。"（24）用昏暗来评论宋襄公再确切不过了，一个"暗"字道出了宋襄公性格的本质，吕氏正是从总体上把握宋襄公这一人物，因而作出的结论才令人叹服。又比如吕氏在分析荀吴这一人物时，将其前后十几年的行为进行综合比较分析。鲁昭公十五年，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荀吴不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围鼓三月，或请降，荀吴见其民曰："犹有食色，姑修而城。"及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及昭公十七年荀吴帅师欲伐陆浑之戎，却先张虚声，要祭洛与三涂，乘陆浑弗备，袭而取之。同一荀吴，何故数年前灭鼓，守信义如此其贤，而伐陆浑之时，诈谋如此其甚？吕祖谦根据当时的形势，对荀吴信与诈前后相反的行为进行了历史的分析。他说："盖当时围鼓，鼓外援既绝，已在荀吴掌握中，虽少缓之数月，彼自不能逃，故于此时示信义以假其名也。若陆浑则贰于晋，又有强楚以为之助，虽欲示信义以假其名亦不得，所以不得不用诈谋以胜之也。以此知荀吴于无利害处常是信义，于有害处，常用诈谋，惟其信义不出于诚，所以不能服人。"吕氏再联系昭公二十二年所载晋反鼓子后，鼓又叛于鲜虞，荀吴使师伪籴者负甲袭鼓灭之。再次证明荀吴初间取鼓，不过假此以立信义之名。（25）吕氏这样前后联系分析荀吴，就能使人对荀吴的行动、性格、为人有比较全面清晰的了解。不致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蒙蔽。此外吕氏对楚文之无畏、{K1C808.JPG}贾、卫蘧伯玉等的分析皆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