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分析《左传》中的历史事件常常纵横对比。或者将《左传》中的不同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分析，或者将《左传》中的历史事件与后代史书所载历史事件进行类比，从而总结经验得失。如襄公九年所载：秦景公使士雃乞师于楚，将以伐晋，楚子许之，子囊曰不可。吕祖谦认为此一段当以邲之战参看。子囊初不曾立晋朝之上，历数晋国之德政，自任贤使能至于工贾皁隶，政事本末无不备知，如亲立于晋朝。邲之战，晋士会，栾武子虽晋之臣而能历数楚国之德刑政事卒乘军旅之事，言楚之政如亲历楚之朝，吕氏将两者对比认为"晋楚两强国，所以两立百有余年者，盖其国各有腹心之臣，互观两国之政，表里洞见，不敢轻略故如此。凡一盛一衰，一治一乱，其腹心骨髓一一见得，是以晋楚之霸业，各至于百余年。"吕氏的这一分析是很有见地的。吕氏还将晋楚之关系与后代陈隋之关系进行对比，认为晋楚相拒如此之远，而其国尤各有人常察两国之政，所以相持百余年。而陈隋之间仅一江之隔，隋修德政欲取陈，而陈懵然不知，所以陈隋不能两立。（38）吕氏这样纵横对比，将历史知识融会贯通，同时由历史反观现实，当时宋朝偏安一隅，不知自强，不应从楚、陈的正反例子中吸取经验教训吗？又比如吕氏将发生在晋齐之间的两大战鞌之战（成公二年）与平阴之战（襄公十八年）进行对比。鞌之战成功之难，而既胜之后，群帅相让，不敢居其功。平阴之战，其功初无足道，而以功自居，吕氏将二者一对比，晋国霸业之衰就显而易见了。（39）
    吕祖谦在分析《左传》中的历史事件时，还勇于对前人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说"读书无疑，但是不曾理会"，"小疑必小进，大疑必大进。"比如宣公二年记载鉏麑退，触槐而死。柳子厚《非国语》中论鉏麑事谓宣子为政于晋如此分明，鉏麑岂不知之，特待假寐而后始不杀，不赦其大德而赦其小节也。吕祖谦对柳子厚的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他说："要不必如此泥，盖侠士恃勇，唯君所使，初不问其人之贤否与其当杀不当杀，一向恃力以前耳，到得后来一见而便回转了意思，此亦侠士所见多如此。"（40）吕氏从侠士这一特殊类型的人物心理着眼去分析鉏麑的行为，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相比之下，柳子厚的责备就显得迂腐。吕祖谦分析历史事件从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心理出发，有时能将看似荒诞的不可理解的历史事件解释得符合生活逻辑。比如文公十八年所载，齐懿公刖邴歜之父而使歜仆，纳阎职之妻而使职骖乘。懿公无道之君既刖其父纳其妻，为何却不尽其子戮其夫，而使此二人居亲近之地，这似乎不合常理，读者难以理解。吕祖谦从懿公这个暴虐昏君的独特的性格心理出发进行论述，让人豁然开朗。他说："盖懿公是自恃才勇底人，意谓此二人常人所不敢与之同处者而我无所畏而且能为我所用，此无道之常态。"（41）吕氏对懿公性格心理的推测入情入理，我们从中可以受到很多启发。
    吕祖谦看《左传》能够仔细体会，仔细揣摩，所以他对《左传》历史事件的分析，往往比常人看得深看得远，他很少就事论事，而更多的是站在春秋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高屋建瓴，他的见解常常是发人之所未发。比如《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晋韩宣子欲市玉环于郑商，子产弗与，至于反复再三请之，子产终弗与。对于这一历史记载，后世之论皆赞子产能自立，不为强大威武之所屈。这种看法当然没有错，然而仅仅是表面意义上的理解，是对历史的肤浅的认识。吕祖谦则从当时天下大势着眼，从晋国内部情况的分析看到子产固拒宣子中所蕴藏的深意。他说："晋既失政，六卿又皆贪，次第各求所欲于诸侯，六卿既皆有所求于诸侯，以郑国之小，岂足以一一供之，使子产一从宣子之请，则赵氏、中行氏必相继而至，六卿既皆有所求，才不应付一处，必为郑国之祸。"吕氏还具体地分析了子产所不与宣子玉环的两条原因："一则宣子在晋，居六卿之长，以宣子求之，郑尚不与，则下于宣子，必不敢求矣。此子产所以痛塞其端。一则宣子在晋，居六卿之中，尚知畏义，略识道理，犹可以告语，故子产知其必畏义而服，必不为郑之祸，所以敢再三拒之。"（42）通过吕祖谦的分析，对于子产拒宣子这一寻常小事我们便会有新的理解，对于子产见微知著，精审详密的处事我们也会有新的认识。这便是吕祖谦分析历史的独特之处。
    吕祖谦看待历史、分析历史还时常带着一种辩证的眼光，他能从利中见到弊，从顺中见见到逆，从盛中见到衰。他说："大抵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出乎此必反乎彼。"比如一个国家人材众多固然是好事，晋国之霸就赖英豪满朝，然而人材众多，亦须上面有一个总统处，方能无争，要是上之人无能总其要会，则"才者以才相戕，智者以智相谋"，反为国家之害，晋国至襄灵之后权浸于臣下，群臣相戕相贼，无所顾忌，至于后来六卿分晋。可见人材众多，不被很好地利用也许就会走向反而。（43）吕祖谦还利用盛极即衰这一辩证运动的规律来分析《左传》。他认为晋悼公之霸，至萧鱼之会，霸业成就，此是悼公一时之盛处。然虽盛于萧鱼，亦衰于萧鱼。他说："想萧鱼未会之前，君臣兢兢，上下一心。唯恐不及，同力以兴霸业。""及既会萧鱼之后，君臣之间，志得意满"霸业日衰了。（44）他分析齐襄公，认为看"齐襄公须看得每举而每得志，是其所以速襄公之死。观其当时淫侈无度，肆行不道，无不得志。如一灭纪，则纪侯大去其国，才以王人伐卫，卫便服，才欲灭郕，郕便降。至于欲会鲁侯，则鲁侯至，欲要姜氏，则姜氏至，每举而每得志，惟其得志之频，故所以为死期之谏。"（45）吕氏从晋悼公霸业的极盛看到其霸业的日衰，从襄公"每举而每得志"探讨襄公招祸之由，真是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吕氏的这种分析可以开阔人的视野，启发人的思维。作为历史研究者应该避免静止地孤立地考察历史，而应该用运动发展的辩证观点评判历史。
    以上我们就吕祖谦分析《左传》中历史事件的角度、方法及其特点进行了论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吕祖谦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敏锐目光，他善于用自己的眼睛来洞察历史。同样也可以看出作为学者的吕祖谦对历史的严肃认真的批判态度。他评价历史往往是建立在对历史资料深入了解和把握上，不随便生发议论。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由于吕祖谦本人思想的影响，他对《左传》中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就不可能全部是公正的和科学的。其中不乏理学家的迂腐之论。尤其他恪守封建伦理纲常，以这种道德标准来界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自然有不妥之处，他维护中原、蔑视四夷（当然夷夏之防是古代一般汉族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观念，具有爱国的一面），对楚、吴越以及其它少数民族自然有不当之辞。比如他见令尹子上说："楚国之举常在少者"，便大发感慨："观此见夷狄之与中国本不同，大抵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其有三纲，夷狄之所以为夷狄只缘无三纲。""以楚甲兵之众，土地之广，固足以抗衡中国，至于传国立嗣之际，则失其大伦，乱其大本，所以多有戕弑之祸，正缘无三纲，故如此。"（46）吕氏以有无三纲来区分中国与楚国，不免迂腐可笑，以此来论证楚国多有戕弑之祸，更是苍白无力。中原诸国有三纲，不亦常常废嫡立庶，父子兄弟之间干戈相见、血肉相残吗？又如宣公二年记载赵盾责备灵公"弃人用犬，虽猛何为！"这本来是很普遍的一句话，而吕氏却硬要抓出微词大义。他说："看赵宣子此言已全无君臣恩意了。当时灵公虽无道，然使贤者处之当不如此。"（47）对于灵公这样残暴昏庸的国君，赵宣子的一点微词他也觉得不当，可见他如何的坚守君臣大义、以此来论断历史确实迂愚不近人情。这是吕祖谦评析《左传》的不足。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