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是王权面临严峻挑战时期（11世纪中叶～13世纪中叶）。11世纪中叶是德意志 封建王权发展历程中的转折点。此前王权的发展虽与教会、诸侯存在矛盾，但教会对国 王的基本态度是支持和帮助，国王可以依靠教会制服那些不驯服的诸侯。然而亨利四世 上台后，王权开始面临教会的严峻挑战。10世纪兴起的一场旨在振兴教会的改革运动- -克吕尼运动--增强了教会的凝聚力，提高了罗马教廷的威信，同时教权高于俗权 的理论逐渐流行。1073年上台的教皇格雷戈利七世明确宣称教权高于俗权，教皇高于皇 帝。他与德皇亨利四世就主教授职权展开激烈斗争，这是一场实为确定王权与教权的关 系及教会在国家中的地位的斗争。1122年的沃尔姆斯宗教和约作出有关规定，皇帝的权 威受到削弱。皇帝与教皇的尖锐冲突，说明以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为最高政治抱负的德 皇，终于给自己树起一个强大的政治对手。在皇帝与教皇的斗争中，经济政治实力不断 扩张的诸侯利用时机，逼迫皇帝不断做出让步，从此王权与诸侯的力量天平渐渐倾斜。
    11世纪后，德国城市显著发展，13世纪进入繁荣期。然而这个阶段正是王权面临严峻 挑战的时期，在教会和诸侯的制约下，王权无力保护城市，不能引城市为政治盟友。一 些城市只能通过城市同盟的形式寻求自保，大量城市则为诸侯控制。德意志王权没有随 经济社会的进步而扶植起一支政治上可引为同盟的新力量。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德王 与诸侯的力量天平继续向诸侯一边倾斜，国王不得不认可这一现实。13世纪前半叶，德 皇弗里德里希二世先后发布授予德国教俗大贵族特权的文书，德国诸侯割据状态已经确 立。
    第三阶段是选王制的确立及诸侯对王权的胜利（13世纪中叶以后）。13世纪后半叶，德 国一度出现没有国王的“空位时期”，诸侯的力量不可抑制地发展壮大。此时，通过选 举产生国王的原则已经牢固确立，并形成由七大选侯（七位教俗大诸侯）选举国王（皇帝） 的制度。这说明邦国独立发展，诸侯割据一方的形势已成德意志的基本政治局面。按当 时的法律，德王仍是诸侯的封君，但这种封建隶属关系仅是法理上的，国王不仅完全肯 定诸侯的独立地位，而且自己的实际地位已与诸侯无甚差异，甚至将国内施政目标也限 于自己的领地范围内。1356年，德皇查理四世发布“金玺诏书”，法律上完全确认诸侯 的独立地位，承认选侯的实际地位与国王相等。这就正式宣示，在中古德意志国王与诸 侯的力量角逐中，诸侯战胜了王权。
    为什么德意志封建王权没有像英、法王权那样随着社会发展走向强大，而是日益走向 衰弱？应当说这是相当复杂的问题。这里仅初步地提出，中古德意志地方主义（regional ism）或曰地方独立性（particularism）的发展及其与王权的关系，是直接影响德国王权 的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或者说，这是分析上述问题的一条主要线索。
    德意志是日耳曼人的故土，中世纪生活在这里的日耳曼各部落基本没有经历长途奔走 和多年征战，而且除巴伐利亚和士瓦本，德意志各地很少受罗马文明的影响，因此德意 志自然生成的部落传统强大，各地在语言、文化、法律、习惯和制度等方面都有自身的 特性，地方共同体牢固。这就决定了王权与地方首脑的关系必然成为中古德国政治史中 的突出问题。
    部落传统、地方独立性制约着德国的封建化进程，使德国的封建化具有自身的特点。 虽然德国诸侯承认德王（德皇）为封君，但德王的封建宗主权更多是法理意义上的，实际 上国王既无抑制诸侯的物质实力，也缺乏社会基础。然而双方的实力和社会基础并非决 定双方政治较量的惟一因素，大封建主集团也不是绝对的社会离心力。利益得失、利害 关系同样左右着他们的政治态度，因此国家最高统治集团的政治谋略及施政措施自然要 直接影响到主权与诸侯较量的结果。
    萨克森王朝在加强王权，克服地方独立性方面取得成效，但总的说来德意志各封建王 朝不能成功地克服地方独立性。特别是当德王戴上罗马皇帝的桂冠后，使德国的政治形 势更趋复杂。有名无实的帝国分散了王权的统治力量，使德意志王国和王权的政治地位 退居其次（德国只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引发了德皇与罗马教皇的冲突，结果为地 方独立性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时机。诸侯往往在德皇身陷困境之际联合教会抑制王权， 为自己谋取权益。在向易北河东部扩张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被内外权力斗争牵扯住 的国君不能充分履行社会管理职责，并相应地壮大自己的实力和培养王权的社会基础。 他们在各地作为保护、组织和指挥等社会管理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利用一切时机和手段 扩张权益，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受益者。中古德国地方独立性的发展与国家经济社会的 发展呈同步性，随着王权相应地衰弱，各邦不断向具有完备的国家形态的政治实体的方 向发展，德意志走上一条不同于英、法的政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