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先生是浙江绍兴人，1893年11月15日诞生。他在抗日战争以前即是有名的大学教授和国学家，著有《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等。抗战爆发，他走出大学课堂，脱下教授的长衫，着上戎装，来到抗日游击区，以后又辗转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在火热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熔炉中经受磨炼，完成了由国学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在延安时代，他先后担任马列学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著有《中国通史简编》（上下册）及《中国近代史》（上册）。
    建国后，他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三所（后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范文澜被选为副会长，主持史学会日常工作。从1954年起，他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在中共八大、九大，分别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范文澜和郭沫若一起领导全国史学界，而范老精力之所集萃，则是在史学著述上。为此，他在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给组织上写信，诚恳地请求不担任院一级领导工作。1958年，又辞去近代史所所长职务。他专力从事《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重写和《中国近代史》（上册）的修订工作，生前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至第三编。《中国近代史》（上册）也于1956年印行了第9版。他享有很高的威信，但始终保持着革命者和正直学者坦诚、谦虚、勤奋、朴实的本色。他完成出版了许多著作，所得稿费全部上交国库，不留分文。他常常带病坚持工作，直到1969年7月29日逝世之前，仍在筹划通史写作如何继续进行，为新史学的发展奋斗到最后一息。
    范文澜当之无愧是与郭沫若并称的中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他的主要代表作《中国通史简编》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部通史著作，累计印数达数百万册。这部著作不仅为广大读者所欢迎，而且得到精通中国历史的革命领袖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指出《中国通史简编》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在"文革"那样的严重局面下，于1968年7月，还派人给范文澜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 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要他按照自己的观点、体系，把《中国通史简编》写完。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参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言》及所附《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这些也充分说明这部著作具有极高的价值。要全面评价这部巨著的成就，自然不是一篇文章所包涵得了的。本文仅就范老修订工作的下列三项作扼要论述。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的理论指导
    范老对《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至1954年，完成了全书"绪言"和第一编（战国以前），至1957年6月，完成第二编（秦汉至隋统一），1965年4月，完成第三编（隋唐五代十国部分，分两册出版），总计四册，约110万字。著者自谦为"简编"，实际上，这是试图以科学观点总结中国以往历史的浩大工程。书中所叙述的，包括历史上政治、军事的重要事件，社会经济的发展，各个时代的制度及其演变，阶级的构成、状况和变化，民族状况和民族关系，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堪称规模巨大、内容宏富。
    范老的修订工作是进一步搜集、分析史料，重新编撰的过程。他特别重视更深入地总结中国历史的规律和若干重要理论问题，以指导全书的修订，使之达到更高的科学水平。长达3万字的"绪言"就是他深入进行理论探讨的结晶。 范老严格检查了原著存在的缺点：一是对唯物史观运用得还不熟练，因要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而对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杰出的帝王有贡献的一面写得不够。二是书中"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观点"，如叙述三国历史时，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蒋介石集团破坏统一战线。这些都应予纠正。
    范老又申明，修订本仍然保留了旧本中正确的基本观点，包括：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中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重视生产斗争中的科学发明；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说明中国历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诸社会形态。"绪言"中着重论述的是著者经过探索形成的新观点，共有五个问题：一，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二，初期封建社会始于西周；三，自秦汉起中国形成统一国家的原因；四，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五，历史上战争的分类。"绪论"把这些问题充分展开来论述，标志着著者对唯物史观的运用达到了纯熟的程度。其中一、二两项尤为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
    修订本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三大时期四大阶段：初期，西周至秦统一；中期秦汉至元末，又划分隋统一以前为前段，隋唐以后为后段；后期，明至鸦片战争以前。而纠正了旧本划分为三期，把南北朝划分为封建社会中期结束的不恰当做法。著者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演进的脉络得出了系统的新认识。认为：自秦汉至元末，应划为中期封建社会。西晋末年以后，经历了一百几十年的大分裂，最后鲜卑族拓跋部贵族联合汉族的北方士族，统一了黄河流域，建立起北朝，与汉族政权的南朝对立。到隋统一南北，才结束了这个长时期的对立状态。在阶级关系方面，魏晋南北朝的士族企图恢复领主的地位，北魏皇帝大杀士族，抑制了这种倒退的要求。这一时期的奴隶数量增加，但也只是旧的社会形态的一种残余，比起农民来，奴隶自然是少数，在生产中也只有附属的地位。隋唐以后，南方经济发展。"封建经济的地盘至少扩大了一倍，并且以此为基地，继续向闽江、珠江两流域逐步扩大"，南方经济超过北方。北宋以后，"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愈益强固，不再有公开的地方割据现象"。元代蒙古族武力统一中国，农业生产遭受极大摧残，但在手工商业和中外贸易方面，仍然相当地保持着前进的趋势。而明清两朝划为封建社会后段的明显特征是，明嘉靖、万历以后，出现了规模不大的手工工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明清两朝厉行海禁，企图阻遏民间对海外自由通商，致使"若干地区已经发芽的资本主义已受到严重的压制，发展的速度因而迟缓起来。不过，即使如此，中国资本主义终究是鹅行鸭步地在前进"。上述著者划分中国封建社会阶段的分析，揭示出历史演进的脉络，提挈了全书，为各个章节中对史实的具体论述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
    "初期封建社会始于西周"是又一项带有全局性意义的理论问题。上古史料有限，而且往往语意不清，背景不明，研究者如何对有限的史料进行诠释、概括，尤其不易。甚至对相同的史料，不同的研究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而有"西周奴隶说"与"西周封建说"的分歧，这就需要展开争鸣，各自阐述见解，互相交流，以推进问题的解决。范老从直接生产者的身份、统治阶级的构成、上层建筑的封建性质和领主制如何向地主制过渡四个层次作分析。认为："周初大封建，从所有制的意义说来，就是自天子以至采邑主，大小土地所有者向农奴（主要的）和自由民身份的农民（次要的）征收地租。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存在着封建的生产关系。"西周农夫（即农奴）有属于自己的劳动工具，证据是《周颂·臣工篇》："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銍艾"。也有实际上属于他的土地，证据是《小雅·大田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农夫耕种公田，则是领主对农奴实行劳役地租的剥削。农奴也有自己的经济，《周颂·载芟篇》和《良耜篇》都提供了据证。从统治阶级方面讲，周天子既在王畿内保有大块公田，同时，他又以"最高所有者的地位，在王畿内分封许多卿大夫采邑，在王畿外分封许多诸侯国。这些受封的大小领主从周天子取得所有权，自然要尊敬他的权力并且向他贡献和服役。"而"诸侯在国内，同周天子一样，分封卿大夫采邑。卿大夫在采邑内，也立侧室（"卿置侧室"）和贰宗（"大夫有贰宗"）。天子、诸侯、采邑主都从分封里建立自己的权力，形成一整套的统治体系。"这样，从周天子、诸侯到采邑主，形成封建领主的各个等级，与直接生产者农奴两方面结合，构成了封建的生产关系。西周的宗法制度，就是反映和维护这种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以宗子为中心，按血统关系的远近来区别亲疏贵贱，从而规定出无可改变的等级制度。"亲者也就是贵者受封以后，嫡长子孙世世承袭土地所有权（名义上最高所有权属天子），自天子以至侧室贰宗成为掌握各级统治所有权的贵族领主阶级。疏者也就是贱者（包括同姓的农民和非同姓的农奴等人，统称为庶民或农夫）成为被统治阶级。"由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途径是："春秋战国时期，贵族领主的宗族因兼并战争而崩坏，世袭小块土地的农宗就很自然地变成获得土地所有权的的农民或小地主。再加上其他获得土地所有权的人，如士、荒地开垦者、工商业者、高利贷者等人，便形成春秋战国时期新起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范老对"西周封建说"的论证，逻辑严密，根据充分，自成体系，因而长时间以来得到许多史学工作者的赞同，成为古史分期讨论中有力的一派。
    范老深刻地论述了古代史与近代史的联结："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到明朝已进入后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萌芽了，到清朝（鸦片战争以前）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了解明清两朝经济发展的实情，要了解中国一接触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便有各种反应的原因是很困难的。因为以林则徐等为代表的改良主义倾向；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之所以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曾国藩、李鸿章等军阀官为什么办洋务，广东上海绅商首先仿制外洋器物等事实，都有它们的经济原因，都不是偶然的。"这些论述，比起原本《中国通史简编》的认识显然是大大深化了。他还总结出通史工作要做到"直通"、"旁通"和"会通"。"直通"，是要精确地具体地划分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旁通"，是要充分认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现象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着。研究者不能只选择某个"主导"的事物，或持主观武断的态度，而要研究当时社会的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最后归因于物质生产力状况的根源。把上述两个方面，即：对"社会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和"在一定阶段内，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向"的分析二者综合起来，就是"会通"。这些都是范老长期从事通史研究的经验总结，对于我们从事史学研究具有极宝贵的借鉴和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