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的出色运用
    范老著史的目的，是要科学地说明中国历史演进的客观过程；同时为了"承继历史遗产，从那里吸收珍贵的经验，作更伟大更美好的新创造"（《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第四卷第二期）。歌颂历史上的进步力量，揭露、谴责邪恶势力。评判进步与邪恶的标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严格地"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考察其对人民大众的态度如何，是否起到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
    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出色地运用了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书中态度鲜明地肯定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根本上决定历史前进的方向。他又具体论述农民战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迫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在政治上、经济上作出些让步和改良。这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到某些部分的适合，社会生产力因而多少有些发展"。每一次农民战争，其他压迫者（奴隶、小手工业者、小商贾）往往参加进来，合力打击压迫者。"奴隶残余的逐步缩小，手工业的逐步发展，都是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均见《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
    书中又实事求是地肯定了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对历史作出的贡献，做到依据这些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作具体分析，分别给予适当的评价。范老称汉武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有特殊功勋的伟大人物"。又严正地批评他"对外连年大用兵，战争使国内各种矛盾都激化起来"。他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致使农民穷困破产，富人乘机大掠夺（第二编第二章）。对于诸葛亮，书中认为，按照封建时代的标准来说，他的道德是很高的。他确实做到了一虚心纳谏，二不增殖私产，堪称是正身的模范。"他集中权力在一身，但是汉后主并不感到他的威胁，朝臣们并不感到他的僭越，国内始终保持着和睦状态。""他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效忠汉国，无异于屈原的效忠楚国"。蜀汉当时并不具备统一中国的客观条件，"给他留下的只有主观努力的一面。他在这一面的努力，确是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的攻魏计划虽是失败了，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第二编第三章）又论述唐太宗接受了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有善于纳谏的作风，能知人、又能用人，"他相信人才就在今世，随时留心，从新人疏人甚至敌人中得到许多文武奇才"。他的文治和武功都取得空前的成功，是"中国皇帝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当然他是个封建统治者，由于功业的巨大成就，后期骄矜心和享乐心也逐渐滋长。著者论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能做到把正确的观点与丰富的史实结合起来，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因而立论鲜明，毫不躲躲闪闪，见解深刻独到，发人深省，而又做到根据充足，很有说服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功绩与罪过集于一身的人物，著者尤能精到而细致地加以剖析，不作笼统的肯定或指责。如对唐玄宗以及五代十国的吴越王钱镠等，书中都有恰当的分析。
    对传统文化的精辟分析
    周恩来曾这样论及范文澜的治学道路："五四"运动时，"他就专门研究汉学，学习旧的。但是范文澜同志一旦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适用自如。"（《跟着毛泽东》，载《周恩来选集》上卷）事情确是如此。范文澜对传统学术文化有渊博的知识，曾在大学开设有关经学、文学、史学等多门课程，撰写有多种专门著作。编著和修订《中国通史简编》，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总结传统思想文化的过程。书中论述重要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的成就，都经过反复修改、提炼。高深的素养和精心写作，使书中有关思想文化部分内容异常丰富，理论分析游刃有余，精见迭现，令人目不暇接。
    先秦思想文化部分，以对儒、道两大家的论述最为精采。范老对孔子思想作了富有卓见的分析：孔子的学说，是春秋时期地位不稳定、希望向上爬而和民间有一定联系的"士"这一中间阶层的思想的结晶。"士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当他求仕干禄向上看时，表现出迎合上层贵族利益的保守思想，当他穷困不得志向下看时，表现出同情庶民的进步思想。士看上时多，看下时少，因此士阶层思想保守性多于进步性，妥协性多于反抗性。"孔子思想集中地反映出这种特点。士阶层在当时是新兴地主阶级也是新兴家族制度的有力代表，它对宗族制度有一定的反抗性。孔子反对横征暴敛，表现出真诚的爱民思想，主张举贤才，慎刑罚，薄赋敛，重教化，斥责为政者"不教而杀"、暴虐残民的行为。不过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孔子修《春秋》，寄托他的政治思想。凡暴君被杀，称国人弑其君某某，表示国人皆曰可杀，但仍称弑，表示到底是以下犯上。这些都说明孔子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性、反抗性，但保守性大于进步性。孔子创儒家学说，主要内容是"仁"和"礼"。礼指统治阶级规定的秩序。仁指做人的道理，也就是爱或同情心，但应与礼相适应，按照尊卑差别，表示出各种轻重不等的爱或同情心。礼是外在的，仁是内在的，二者合起来，目的就是服从统治阶级规定的等级制度。孔子讲"中庸"，也是妥协性的表现，"一切都得合于中庸之道，而中道所在，要依据情况随时移动。移动求中道称为权（称锤），权总是偏在尊者贵者亲者一方面。"总之，孔子学说有多面性，"所以儒家学派总能适合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时期统治阶级的需求。"（第一编第四章）范老所作论述，是根据孔子创造的全部学说，结合春秋时期的社会特点和阶级变动，进行辩证的、深入的分析，反复提炼出来的，因此能够揭示出孔子思想的内在蕴含。书中认为，《老子（道德经）》的作者，是战国时期的李耳。老子思想的传播在战国后半期。"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是反历史的，就其深刻地观察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发现了若干辩证法的规律来说，却是极可珍贵的。"书中又高屋建瓴，从两千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演变的大势，论述儒道两家学说的地位和作用："儒道两家是封建统治阶级不可偏废的两个重要学说。儒家是一条明流，它拥护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使统治者安富尊荣；道家是一条暗流，它阐明驾驭臣民的法术，使统治者加强权力。秦汉以后历朝君主，凡善于表面用儒，里面用道，所谓杂用王霸之道之国常兴盛，不善用的国常衰亡。儒经和道经也为历朝士人所必读，成为学术思想的主要泉源。孔子与老子两大学派，一显一隐，灌溉着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第一编第五章）这些论述都极其深刻中肯，确能道出古代思想的实际情形，给人以宝贵的启迪。
    范老精熟于文学史，因而书中对文学家的思想倾向和历史地位的论述也极见精彩，可以杜甫、韩愈为代表。他认为：杜甫在唐朝是诗人第一，在古代所有诗人中也是第一。他的成功处，首先是有高尚的抱负。他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迂阔不切事情的抱负，高尚的感情却由此而生。"与李白、王维分别是反映道教思想和佛教思想的杰出诗人不同，杜甫是代表儒家思想的杰出诗人。他忠诚唐朝廷，因为"在家天下的封建国家里，君是国的代表人，忠君实际就是爱国。"他有自比稷、契的大抱负，然而由于经历安史之乱，他的实际境遇却是流离失所。"大抱负与穷困生活这个矛盾，是杜诗丰富内容的源泉。"杜甫有儒家经术作为主导思想，有熟读万卷书的丰富学识，又重视从前代诗人和同时代人吸取营养，"择善而从，无所不学，所以成为兼备众体，集古今诗人之大成的伟大诗人。"范老对韩愈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有高度评价。中唐大诗人白居易、元稹写出播扬人口的通俗体诗，但其末流，却演变成支离肤浅的庸俗诗作。以韩愈为代表，倡导写强弓大戟般的硬体诗，担负起挽救庸俗化弊风的时代责任。"韩诗与古文一样，像长江大河，浩浩汗汗，表现笔力雄健才思富赡的极致，李白杜甫的精华，被韩诗吸收并神而化之，独成一大家"。"韩诗变化怪奇，主要得自李白，法度森严，主要得自杜甫"。而韩愈首倡的古文运动，"不仅是反对陈腐的今体文（唐四六），更重要的是力图复兴极衰的儒家学说，推翻声势极盛的佛道二教，所以韩愈古文富有战斗精神，不愧为'凌云健笔意纵横'的大文学家和思想家。"又说："古文运动在唐朝是一种战斗性的运动，战斗目标是反虐政和反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祸国殃民，朝廷崇信佛教就是最大的虐政"。以古文来反对盛行几百年的騑体文，至韩愈成为长江大河。"韩愈取得集大成的成就，所用方法和杜甫是一样的，即学道、博学、炼句（包括炼字）三个步骤。杜甫教人学诗'法自儒家有'，'应须饱经术'，韩愈教人学古文，首先要学古圣贤之道。这个道就是儒家的经术。……文学自附于经术，作者的思想感情才有正统的来源，是非喜怒才合乎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刘勰作《文心雕龙》，以《原道篇》冠全书，杜韩论诗文，出发点与刘勰同，杜韩在文学上获得特殊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此。"（第三编第七章）。
    总起来说，范文澜评价文学家的成就，是把其思想倾向与艺术风格二者结合起来评论，绝不孤立地就艺术论艺术；他十分注重考察时代与文学思潮的关系，考察文学家的出处、际遇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前代哲学思想和文学传统对其作品的影响。他的论断是确有见地和经得起盘问的，不但能给普通读者的亲切有味的知识，对于专门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书中对于古代文化的各个部门，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哲学、文学、史学、宗教、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都有许多惬当的评价。这是范文澜通史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上所举意在借一斑以窥全貌，类似的精采分析书中比比皆是，读者可阅读全书进一步欣赏品味。
    我们仅从上述三个方面评价，即可说明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确是一部观点鲜明、论述精辟、内容宏富的成功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煌煌巨著，这正是它长期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