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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与钱庄的关系。何忠益、李一翔从长时段考察了银行与钱庄的关系。何忠益指出：“在旧上海金融界，钱庄代表传统力量而银行则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传统与现代之间本是矛盾的，水火不相容的，但在旧上海金融界却并非完全如此，近代上海银行的兴起曾得到过钱业界在资金和人事上的帮助，在银行业站稳脚跟以后，尽管双方关系日趋紧张，但彼此仍有不少合作。”（注：何忠益：《变革社会中的传统与现代》，《复旦学报》1998年第3期。）李一翔则认为银行与钱庄之间是一种柔性博弈关系，即在合作中有竞争，在竞争中又不乏合作。（注：李一翔：《传统与现代的柔性博弈——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银行与钱庄关系》，《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林地焕以天津钱庄业为个案，探讨了银钱两业之间的关系，认为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银行业和钱庄业各有赖以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谁也不能代替谁，谁也无法消灭谁，两者共存于矛盾的统一体之中。（注：林地焕：《论20世纪早期天津钱庄业的繁荣》，《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南京政府成立后，银钱两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特征，国民政府为了控制金融业，着手控制银行业与钱庄业，在这种情况下，银钱两业就有着共同的利益，双方曾亲密地联合起来反对国民政府的控制，双方的这种合作具有特殊性，学者们对此作了较为深刻的研究。（注：宋时娟：《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始末》、王晶：《1932年的公债风潮：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界关系述评》，两文载《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3期。）在1933年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废两改元前夕，银行界与钱业界之间围绕是否实施废两改元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吴景平认为这是银钱两业的最后一战，吴对1932年银钱两业关于废两改元的争辩过程、结果、影响作了详细的考察。（注：宋时娟：《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始末》、王晶：《1932年的公债风潮：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界关系述评》，两文载《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3期。） 关于近代中外银行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对此作深刻研究。易棉阳探讨了20世纪初期中外银行的关系，认为20世纪初期的中外银行关系具有独特性，指出作为处于共同的经济和市场环境中的银行实体，中外银行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然而20世纪初期特定的政治环境又使得中外银行关系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特定政治环境下中外银行关系表现为依赖中的对抗。（注：易棉阳：《20世纪初期华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关系略论》，《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唐云锋考察了1914—1935年间云南地方银行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博弈关系。（注：唐云锋：《试论1914—1935年云南地方银行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博弈》，《思想战线》2003年第3期。） （四）关于近代地方银行 1.关于地方省市银行 姜宏业主编的《中国地方银行业史》是目前惟一一部全面研究近代地方银行史的著作，该书第二篇对浚川源银行、重庆市银行、浙江地方银行等数十家近代地方省市银行的盛衰、业务状况、组织机构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编者指出：绝大部分地方省市银行是地方军阀政府滥发纸币和替军阀借垫派款的金融机构，其内部管理是十分混乱的，其命运与军阀命运相一致，随着军阀势力的兴衰而存亡进退，当然在政局稳定的地区，地方银行开展了以调剂地方金融、辅助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金融工作。对于近代地方省市银行，有人将其划分为五类：第一类，设在军队防区的防区银行，以四川地方银行为典型；第二类，由军事上得势的军阀轮流管辖地的地方银行，以湖南银行为典型；第三类，比较稳定地归一派军阀掌握和统一管理的地方银行，东三省银行具有代表性；第四类，将经营重点放在上海、商业色彩较浓、在发行钞票等方面较为节制的地方银行，如江苏银行和浙江地方银行；第五类，孙中山在广东所创办的中央银行，它与其他地方银行有本质区别。（注：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年）》下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5页。）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大力推广县市地方银行，史继刚分析了其原因，认为“一方面是为了复兴农村经济，增强经济实力以适应抗战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配合所谓的‘新县制’建设，进一步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度”（注：史继刚：《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大力推广县市银行的原因》，《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对地方银行作个案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学者们主要对四川聚兴诚银行（注：郑学筠：《聚兴诚银行的业务经营与杨粲三的用人之道》，《长春干部管理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江西地方银行（注：伍常安：《江西地方银行及其纸币简介》，《江西地方志》1993年第4期。）、云南地方银行（注：常树华：《再论富滇银行——富滇新银行》，《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贵州地方银行（注：王庆德：《近代贵州金融业变迁中的省银行》，《贵州文史丛刊》2000年第4期。）等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2.革命政权银行 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第三篇对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所设立的革命政权银行作了介绍。其中，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政权银行包括：赣南苏区银行、闽西苏区银行、江西中央苏维埃国家银行、湘鄂西苏区银行、鄂豫皖苏区银行、湘鄂赣苏区银行、湘赣苏区银行、川陕苏区银行、长征路上的苏区银行、陕甘苏区银行；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政权银行包括：陕甘宁边区银行、北海银行、晋冀鲁豫边区银行、鲁西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安徽根据地银行、江苏根据地银行、浙东银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华中银行、东北银行、黑龙江解放区银行、辽宁解放区银行、内蒙古解放区银行、中州农民银行、华南解放区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同一作者在《我国革命根据地早期银行事业概述》一文中，对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银行事业大发展的情况作了叙述，统计了1926—1936年各个革命根据地政权所设立的银行机构，梳理了革命政权银行之间的渊源关系，高度评价了革命政权银行的历史作用。（注：姜宏业：《我国革命根据地早期银行事业概述》，《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在另一文中，作者概述了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银行事业演变情况，对1937—1949年各根据地所设银行机构进行了统计。（注：姜宏业：《革命根据地发展时期银行事业概述》，《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对革命政权银行作个案研究的论著有：姚会元介绍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业务状况，分析了其历史作用（注：姚会元：《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国家银行》，《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李祥瑞论述了陕甘宁边区银行在打破外敌封锁、发展边区经济、平抑物价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注：李祥瑞：《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银行》，《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郝琦叙述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农贷业务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注：郝琦：《论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农业贷款及其经验》，《延安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晋察冀边区银行是抗战时期在敌后根据地建立的第一家银行，张励声探讨该行的建立经过和对敌货币斗争。（注：张励声：《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银行和货币战》，《南开学报》1983年第5期。）此外，学者们对鄂豫皖苏区银行（注：徐爱华：《鄂豫皖苏区的银行与货币斗争》，《江淮论坛》1984年第3期。）、北海银行（注：孙守源：《北海银行的创建及其最初印发的纸币》，《中国钱币》1993年第2期；王升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北海银行》，《山东党史》1999年第2期。）、冀南银行（注：黄存林：《略论冀南银行的历史作用》，《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淮南银行（注：项义：《淮南银行建立与淮南币发行情况》、李聪：《回忆我在淮南银行工作的情况》，两文载《安徽金融研究》1984年增刊第2期。） 等也进行了研究。 3.伪政权银行 伪满洲国、汪伪政府、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伪政权都在其统治区域内建立了银行，这些伪政权银行尽管是伪政府的“中央银行”或“国家银行”，但其活动范围一般只限于其控制区域内，只能发行区域性纸币，它们是近代中国地方银行的另类。研究伪政权银行的论著不多，戴建兵、张庆文、陈钢、李安庆的论文值得注意。张庆文介绍了伪满中央银行的建立、业务和组织，指出伪满中央银行是伪满政府的经济金融中枢，是日本实现东北金融统制的工具。（注：张庆文：《伪满中央银行简介》，《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李安庆回顾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兴亡史，分析了该行作为汪伪政权国家银行的特殊性，并指出了其殖民性：“第一，中储行必须聘请日本顾问，并接受日本顾问的‘指导’；第二，中储行所拥有的外汇，必须存入日本银行，对所有外汇的管理使用，必须由中日双方组成的外汇基金管理委员会处理；第三，中储券流通区域应随时与日方协议；第四，汪伪应向指定的日方银行存入一定数额的中储券存款，以维持军票价值。”（注：李安庆：《试谈汪伪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戴建兵则考察了伪中央储备银行所发行的钞票。（注：戴建兵：《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及其伪中储券》，《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陈钢介绍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中央银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始末，李安庆则指出了该行的殖民性：“第一，滥发联银券，搜括法币，套取外汇，购买非敌占区和第三国物质；第二，滥发联银券，掠夺东北资源，支付日本侵略军的军费和华北伪政权军政费用；第三，建立金融统制网，统制华北外汇和外贸，使日货独霸华北市场。”（注：陈钢：《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简介》，《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李安庆：《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浅析》，《历史档案》1984年第1期。） 三 概观198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银行史研究，我们总结出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银行史研究呈现向纵深发展的总体趋势。1980年代的银行史研究，就研究对象而言，主要集中于个别银行，也就是以银行的个案研究为主，就深度而言，研究成果大多是陈述性的，主要是介绍近代银行的发展概况。到1990年代，银行史研究领域有很大拓展，不再拘泥于银行的个案研究，学者们已经注意到探寻近代银行业的内外关系、发展规律等问题。值得强调的是，研究中重视运用经济理论和金融理论，从而深化了银行史研究。产生这个转变的原因大概有二：一是研究队伍的多元化。1980年代，银行史主要属于史学范畴，研究者也以史学工作者为主，1990年代以后，许多经济学者加入了银行史研究队伍，出身于史学界的银行史研究者也自觉地加强了经济学训练。可以说，研究者自身理论修养的加强是银行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首要原因。二是金融改革现实的需要。国家深化银行体制改革需要历史经验作指导，客观上要求银行史研究深入总结近代银行发展的规律。 第二，现有银行史研究成果中，既有描述性成果又有分析性成果，但以前者为主。如果从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来区分经济史著作的话，经济史著作可以分为两类：描述性经济史和分析性经济史。描述性经济史着重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客观描述，所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其学术价值也主要体现在其对经济发展历史进程描述的客观性与全面性；分析性经济史主要依据某种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某些重大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以探求经济规律。就两者的关系而言，描述性经济史是任何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也是任何严肃认真的经济分析的出发点，不进行扎实的描述性经济史研究，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分析性经济史。不过，以叙述经济历史为己任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只能看作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非研究成果的最终形态，最终形态应该是分析性经济史成果。综观1980年以来的银行史研究成果，描述性的占绝大多数，分析性的只是少部分。 第三，在研究视角上，微观与宏观并重，但宏观研究已经成为银行史研究的主要趋势。受传统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影响，1980年代的银行史研究，绝大部分是探讨某一家银行或某一个具体事件，这个时期的银行史研究以微观为主。至1990年代，由于新的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引进，从宏观上研究银行史已成为趋势。这个时期，国内著名学者姚会元、杜恂诚、李一翔等都成功地申报了有关银行史的国家课题并出版了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专著，如姚会元的《中国货币银行（1942—1952年）》、《江浙金融财团研究》，杜恂诚等的《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年）》、李一翔的《近代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5—1945）》都是从长时段、宽领域来考察中国近代银行史的。 1980年以来的近代银行史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值得称道的成果，但勿须讳言，还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应该引起重视并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克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