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资治通鉴》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政治借鉴价值还有着史学文化传统、时代政治背景以及著作本身条件等多方面原因。
    中国博大精深的史学文化，没有一个国家，包括埃及、印度等文明古国能够与之相比拟。中国与古埃及、古印度等文明古国比起来，其博大精深的史学文化不但表现为源远流长、绵远连续，而且表现在史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史学家与政治家的紧密结合。在中国，史学一直被当作实现政治的工具和思想武器，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中说：“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灭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先，必先去其史。”正是因为史学对政治对于天下生民休戚的重要，所以作为学者的史学家，他们把修史作为报效国家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种途径；作为政治家的史学家，他们或者身居高位仍不忘述作，或者官场失意而发愤叙述。也正是因为史学对于政治的重要，所以中国历史上有为的政治家无不重视史著。唐太宗李世民就在诏书中说：“前代史书，彰善瘅恶，是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自身之黾镜。”
    中国最早的史著是孔子的《春秋》，中国最早把史学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的史著也是孔子的《春秋》。孔子修《春秋》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护当时已经“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孔子在《春秋》中以事述义，“微言大义”，按照自己的政治标准、政治理想在谴词造句中褒贬人物，“故吴、楚之君而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这就是“《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就是以政论史的笔法，就是按照一定的政治标准褒贬臧否人物的笔法。“《春秋》成，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可见《春秋》在当时就对政治发生了重大影响。这种政治影响在后世更加重大而深远。它不但影响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甚至影响国家立嗣这样的重大政治决策。西汉景帝时，皇太子被废，窦太后要景帝立她溺爱的小儿子景帝的胞弟梁孝王。窦太后堂弟窦婴反对无效，是袁盎搬出《春秋》指责宋宣公传弟不传子的一段论述，才使窦太后无言以对，作为嫡子的刘彻才得以立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汉武帝。
    自从孔子的《春秋》开了史学与政治相结合的先河，这种史学文化便在中国源远流长。接踵《春秋》的《左传》它与《春秋》一脉相承，总结了大量的政治经验和提出了许多进步的政治主张，记载了大量关于君民关系的历史事件，总结出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政治经验，应当说，这种总结是十分深刻的。作为史著经典的《史记》，它是对《春秋》神圣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司马迁在《左太史公自序》中非常鲜明地阐述了他作《史记》以继《春秋》的思想。司马迁自言，他的《史记》“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一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司马迁继承父志，继承发扬《春秋》精神，实现了史学与政治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结合。针对汉武帝拜神求仙他提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作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史记·天官书》）应该说，这种结合是更为现实的。
    到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时，已有纪传体十七史，这十七史虽然学术成就有高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都继承了《春秋》的史学精神，都实现了史学与政治的结合。《资治通鉴》与以往史著不同的是，它“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之休戚”的史事，是一部“史学政治史”，它对《春秋》史学与政治相结合精神的继承更加集中，更加典型。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资治通鉴》这部“史学政治史”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史学一个合符逻辑的发展，它的根深植于中国史学文化的肥沃土壤中。
    中国史学文化是《资治通鉴》的土壤，这是《资治通鉴》产生的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原因，但却不是唯一的原因。人们会问，为什么《资治通鉴》产生在北宋中期不是在其他时期？这就涉及到时代背景的问题。公元960年宋太祖陈桥兵变，建立了统一的北宋王朝。 宋太祖是靠拥兵自重夺得天下的。他的政治、军事经历使他懂得加强中央集权对于巩固统一的重要。于是，他采取禁军三帅鼎立的军事措施以集中军权，采取中书省、枢密院、三司使并列以集中政权。宋太祖的这些行之有效的政治措施，是宋太祖对以往的政治经验特别是对五代十国天下动乱的政治教训的总结。只不过是那时政权草创，百废侍举，这种总结只能是实践性的，还来不及进行理性反思。到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时候，北宋已历太祖、太宗、真宗三代帝王，历时近百年，这时国家安定，经济繁荣，北宋政权已经巩固。痛定思痛，为了避免五代十国那样的分裂局面，最高统治者极需要总结历史上的统治经验进行理性反思以进一步巩固政权。因此，当司马光在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把《资治通鉴》的提纲《历年图》呈给英宗时，立即受到重视并得到大力支持。这些支持包括上述成立书局并由司马光推荐撰修人才，包括把书局设在有藏书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的皇家藏书馆崇文院，还包括宋神宗赐藏书二千四百多卷和赐书名与序，还包括司马光虽反对变法却仍受到神宗皇帝的礼遇等等。
    除了中国史学文化传统和时代政治背景外，《资治通鉴》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司马光的自身条件。司马光是一个渊博的史学家，从少儿起就对史学有浓厚兴趣，一直到临终都在孜孜以求学问。史载：“先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阐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宋史》第 336卷）渊博的史学知识使司马光对史事了如指掌，长期的从政经验使他对史事有独特的见地。
    中国的史著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一部优秀史著的产生，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有正直高尚的人品。也就是说，不但要能言，还要敢言。司马光正具有这样的人格条件。司马光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教，父亲司马池对他管教很严。有一次，司马光要吃青核桃，姐姐给他剥皮怎么也剥不脱，一个心灵手巧的女佣用开水一烫就剥开了。姐姐问是谁剥的，司马光说是自己剥的，这话给他的父亲听到了，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从此，司马光再也没有说过假话。当时他只有六岁。司马光在《答刘蒙书》中说自己是“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这是他对自己谨慎做人的描写，也是对修史的描写。《资治通鉴》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政治价值，与它的真实性分不开；而它的真实性，又在于作者司马光正直端方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