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复杂的时期。在这20年中，中国在经济领域中既取得过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也遇到了巨大的挫折。中国经济的这种剧烈起伏引起了当时美国政府情报机构的密切关注，他们希望能够及时了解中国的经济实力并把握其经济长期发展的趋势，以便为美国决策者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提供参考。美国政府近来解密的相关情报评估表明，美国政府的情报专家对中国经济的认识虽有不足之处，但也不乏真知灼见。虽然他们未能预料到“大跃进”的严重后果，但准确地预测“大跃进”不会在1959年止步。同样，虽然他们未能预测到中国在60年代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会发展先进武器，但是他们对调整时期现实主义经济政策可能会被打断的担心很快变成了现实。美国情报专家们在60年代中期就已经指出，中国要想改变经济发展的困境，必须要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并走向世界。从学术和现实的角度来看，把握美国情报部门观察中国经济的方式与角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内经济的情报评估工作主要由中央情报局承担①，而中情局搜集的众多相关情报中又以NIE（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国家情报评估）文件最为重要。NIE文件以分析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和预测其中长期发展趋势为主旨，其分析的全面性与深入性是其他情报文件都难以比拟的。同时NIE文件作为中情局的最高级情报，其分析与结论得到美国政府其他情报机构的首肯，并经常成为美国高层在决策时的重要参考。由于NIE文件的上述重要性，本文即以中情局NIE文件中专门负责评估中国部分的NIE系列文件为主要考察对象。②根据相关NIE文件对中国经济的认识，本文将中情局对中国经济的情报评估分为50年代与60年代两个阶段加以论述，对照当代中国经济史的现实而着重说明中情局对中国经济认识的演变过程。
    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情报机构对华经济评估的初步展开阶段
    20世纪50年代，中央情报局并无专门分析中国经济的NIE文件，而是在关于中国整体局势的NIE文件中有对中国经济的宏观分析与评估，但比较简略，只描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致情况，而且在短期预测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这一点既说明了当时中情局相关情报评估工作初步展开，也反映出中国统计机构初步建立、经济统计数据发布的范围与质量有限③。这一特点在第一次尝试对中国经济进行宏观分析与把握的NIE 13-54文件中表现得非常清楚④。
    1954年6月3日完成的NIE 13-54文件以分析中国整体局势为目的，其中对中国经济的分析相对简略，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当时刚刚开始的一五计划。在当时中国一五计划尚未公布的情况下，该文件预测一五计划的大致目标是1957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20％到25％左右。从1955年中国正式公布的一五计划以及后来一五计划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70.9％的事实来看，这一估计显得过于保守。同时，该文件对一五计划的工业布局也预测不足，认为一五计划的工业建设将主要集中在东北，其他地区主要是扩建，而实际上一五计划的许多大中型项目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⑤
    NIE 13-54文件之所以对一五计划作出保守估计，是因为它认为中国共产党正面临难以解决的一系列棘手问题。该文件认为，虽然中国经济历经三年而得到恢复，但是仍然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落后经济。在此薄弱的经济基础之上要执行一五计划，最根本性的问题是共产党政府必须积累足够的重要经济资源并能有效地加以分配，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难题：第一，农业作为中国的主要经济部门必须同时承担三项任务，即养活日渐增多的人口、向工业提供原料、出口创汇以支付资本物进口；第二，必须能有效地控制消费，以保证将中国的资源尽可能多地用于生产；第三，必须获得苏联的大规模援助。此外，当时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对生产者积极性的负面影响、中国科研管理人才的缺乏导致经济管理机制低效等，也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的主要问题。正因为如此，虽然该文件认为中国领导人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实现一五计划的目标，但它预测的目标是保守的。⑥
    不可否认，NIE 13-54文件对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难题的分析是深刻的。农业发展缓慢、人口增长迅速、消费过低的确成为后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但该文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解决上述经济问题的能力，也低估了一五计划的实际发展速度。这一点很快就被1955年7月中国公布的一五计划所证明。⑦
    1956年1月5日完成的NIE 13-56文件在重新评估一五计划时，特别强调原来的估计未能料到中国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在1955年夏季突然加速并在1955年底、1956年初基本完成。在该文件看来，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迅速完成对中国的工业化产生了两个贡献：第一，中国政府全面控制了中国的经济资源，使得其可以重新配置资源以保证对重工业的集中投入；第二，三大改造通过合并原来的分散生产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⑧再加上中国获得了苏联的大规模援助以及中国政府通过统购统销与配给制度实现了对消费的有效控制，该文件认为中国有可能实现工业的快速增长，但对一五计划公布的1957年工农业生产目标仍然持怀疑态度。该文件认为，NIE 13-54文件提出的各种根本性问题，中国仍未彻底解决，其中对承担人口消费、工业原料与出口创汇三项重任的农业投入不够的问题最为严重，此外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该文件指出，中国农业发展的滞后势必拖工业发展的后腿。⑨
    一五计划在1956年的实施证明了NIE 13-56文件的结论正误参半，这使得1957年3月19日完成的NIE 13-57文件对中国一五计划的判断进行了修正。该文件承认中国一五计划的工业发展到1956年底就已经超过了1957年要实现的预期目标。但是在农业方面，相对于中国预计一五计划年平均增长速度4.3％⑩以及后来宣布达到的4.5％（11），该文件的估计仍然是保守的，认为农业生产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只有大约3％。其理由仍然是中国政府对农业的相对忽略与投入不足。虽然该文件对具体数据的估计可能有所偏差，但是中情局的专家们已经敏锐地发现，由于过去几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分严重，而且1956年出现了冒进，中国领导人已经准备在1957年放缓经济发展速度以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发展失衡，并强调消费与经济刺激。（12）
    针对中国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着手准备的二五计划，该文件强调，如果中国政府在农业合作化后不能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能加强对农业的投入，那么预计农业生产只能达到年增长率3％，而不是中国政府提出的6％，这种缓慢发展使农业肯定满足不了二五计划期间人口消费、工业原料与出口三方面的需要，也会拖工业快速发展的后腿。（13）此外，中国不得不在二五计划期间面临苏联不再提供贷款和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苏联终止贷款会进一步加重承担着创汇主要任务的农业压力，并可能会导致中国资本物进口的减缓。虽然该文件没有将人口增长过快作为紧迫问题，但是认为它会使中国领导人在就业与消费两个领域面临挑战。该文件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准备开展计划生育，但其具体效果还有待观察。尽管中国存在消费水平过低、经济刺激不足、计划协调不够、技术人员不足等问题，但该文件对二五计划的前景估计是乐观的。它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根据中国在前几年出色解决经济问题的表现，相信中国能够实现二五计划的工业目标，虽然农业难以完成目标，但也会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14）
    对中国农业问题的关注使得1958年5月13日完成的NIE 13-58文件注意到，中共领导人此时已经看到了对农业生产投入不够、农业发展缓慢的问题，并在二五计划中对农业发展赋予了优先性。但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令该文件对二五期间中国农业发展持谨慎态度，认为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巨大压力下，如果农业合作化运动严重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并遇到恶劣的气候，中国农业会遭到重大打击。不过该文件认为，中苏良好关系的持续发展会使得中国在困难时期得到苏联的帮助，再加上中国可以采取减少粮食出口并增加粮食进口的应对措施，是可以解决农业出现的问题的。（15）在工业发展方面，该文件仍然保持了乐观的态度，认为虽然苏联贷款的减少会加重中国资本的短缺，加上科技人才不足与部分原料供应紧张等问题，会影响工业的发展，但是中国工业将在二五计划期间继续保持高速发展。（16）
    就一五计划而言，上述论述说明中情局经济分析专家们的认识具有相当的深度，在某些方面丝毫不亚于国人自己的认识。上述NIE系列文件与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几乎同时提出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17）。同时，上述NIE文件的一些看法在许多方面与毛泽东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反思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不谋而合。（18）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些NIE文件都指出了获得苏联的援助对中国实现工业化所具有的重要性。相比之下，虽然中国领导人对此有所认识，但后来的“大跃进”与中苏政治分歧都干扰了苏联对华援助并致使苏联撤走对华援助，从而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19）同时，这些NIE文件也反映出中情局相关认识的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未能了解毛泽东对经济发展的看法与态度。这些文件并未认识到1956年中国经济发展过快是因为毛泽东的鼓动而发生的，而周恩来、陈云在1957年反冒进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并随之引发了“大跃进”。（20）直到60年代，中情局的专家们才认识到毛泽东对经济发展持十分急躁的态度。
    正是对一五计划内在矛盾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中国领导人政策调整的敏感，1959年2月10日完成的NIE 13-2-59号文件与1959年7月28日完成的NIE 13-59文件都将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看做是中国领导人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的重要尝试。（21）这两份文件认为，中国领导人发动“大跃进”、推行人民公社的目的，就是要动员中国最丰富的资源--农村非熟练劳动力，以加强劳动力投入的方式促进农业、农村工业与地方工业的发展，从而避免苏联模式工业化的弊病，并有效解决养活中国迅速增长的人口和苏联终止贷款后资本紧缺的问题。从中国寻找新的发展道路的角度来看，这两份文件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相当深刻，（22）但是它们严重低估了“大跃进”运动中的非理性因素。这两个文件虽然都发现“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引起了不少问题，如人力储备耗尽、人民筋疲力尽、农业丰产不丰收、统计数据混乱，并出现浮夸、缺乏管理、经济计划变动大等问题，但是肯定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对1958年农业丰产的促进作用，并预计中国领导人会在1959年进行相应的调整，这将保证中国经济--包括农业--继续高速发展。（23）
    中情局经济情报专家对“大跃进”中非理性因素的误读在随后的相关情报评估文件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其中最为典型的是1959年9月1日中情局下属国际共产主义高级研究参谋提交的CIA/SRS-12情报文件。庐山会议决议与公报发布后，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其中关于“大跃进”出现失误的论述，说明中国领导人已经承认“大跃进”失败。但该情报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虽然中国领导人承认“大跃进”出现了失误，但这恰恰表现出中国领导人的自信，说明中国领导人将继续坚持“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同时会对其中的问题进行调整。不过，该文件严重高估了毛泽东对“大跃进”出现问题的理性认识。虽然该文件也质疑“大跃进”中愈演愈烈的浮夸与虚报，但确信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认为毛泽东之所以鼓励“大跃进”中的浮夸，目的是要通过制定过高的目标来动员人民以实现更为实际的目标。该文件最担心的是“大跃进”会促进中国农业实现极大的发展，从而打破整个亚洲的经济均衡，并对美国构成挑战。（24）
    1960年12月完成的NIE 13-60文件也采用了上述错误的看法。虽然它已经发现中国农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例如粮食储备耗尽、有些地区出现了粮食供应不足，但该文件显然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未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与预测，其关注的问题仍然是二五计划是否能够增加对农业投入的问题。同时，该文件虽然发现了中苏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但是对中苏关系持过度乐观的态度，预计中苏合作关系在短时期内不会破裂。它对中国工业的发展更加乐观，认为重工业会在1961年至1965年迅速增长，并会在煤炭、粗钢、电力、机械等领域取得长足进步。（25）
    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经济情报评估的成熟期
    随着1961年初中国的经济困难日益明显与苏联撤走专家这一事实的公开，原先一直确信中国经济会相当快速发展的中情局专家们显得十分被动。为此，在NIE 13-60出台之后不到半年，中情局就在1961年4月4日完成了第一份专门分析中国经济状况的NIE文件--《中国经济局势》的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NIE 13-61文件，其重点是评估当时中国农业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此后，由于中国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中情局接连制定了长达数十页甚至上百页的系列NIE文件专门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以求及时准确地把握中国经济的发展动态。至此，可以说中情局对中国经济情报评估工作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时期。（26）
    SNIE 13-61文件仍然认为“大跃进”是中国领导人为了突破在苏联模式中农业发展落后这一瓶颈而进行的尝试（27），但承认“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实际引发了中国经济管理混乱与农民过度疲劳、政治淡漠等问题，加上1959年与1960年天气恶劣，中国农业生产出现了极大的倒退。这反过来又使得中国农业难以承担为众多人口提供粮食、提供工业原料、出口创汇三项重负，从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困难。（28）相比之下，苏联撤走技术专家与工业“大跃进”的失败只是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其影响主要限于工业领域。前者主要导致了中国一些工业建设项目被推后，以及中苏贸易可能出现了某种暂时性中断，而后者则引起了生产效率降低、损耗过大、产品质量差、工业管理混乱等问题。（29）
    SNIE 13-61分析了中国的补救措施，认为其目的主要在于恢复农业生产。为了减少对农业的压力，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食物配给制度并将食物配给数量减少约10％。同时降低工业增长指标与重工业投资率、大幅度削减工业进口，以此减轻工业在资本与进口上对农业的压力。为了解决农业已经难以为国民提供足够的粮食问题，中国开始大规模进口粮食，仅1961年上半年，中国已经达成协议要进口接近300万吨粮食，所需资金为2亿美元。而之前中国每年粮食净出口超过100万吨。同时，为了恢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加快恢复农业生产，政府着手给予农民更大的生产自由，一方面调整人民公社以减少集体控制，另一方面允许农民保有自留地并恢复了自由市场。（30）
    即使有这些调整，SNIE 13-61文件对中国未来几年经济发展前景的估计并不乐观。该文件认为，就农业而言，即使之后几年气候良好，但中国人口增长太快使得粮食供应问题难以解决；而中国领导人仍然坚持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工业化，使得农业很难获得充足持久的投入以保证长期稳定的发展。农业问题与苏联不可能再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技术援助决定了中国工业发展势必要放缓。该文件还预计，在没有苏联援助的情况下，中国可能会改变工业发展方向，会放缓甚至放弃发展高精尖工业，而将注意力放在填补中国已经有所发展的领域--主要是冶金、化学与机器制造等基础工业在技术上的差距。该文件还预计，中国农产品出口减少所导致的中国外汇收入减少，会迫使中国减少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资本物，并会缓和与苏联的关系以求延缓偿付对苏债务。同时，中国还会因为要增加粮食进口与出口创汇而加强与西方国家的联系。（31）
    中国在60年代初扩大与西方国家贸易并缓和中苏矛盾的事实证实了SNIE 13-64文件相关估计有一定的准确性（32）。但该情报评估既未预见到中苏关系的缓和只是暂时的，也未能准确估计中国工业的发展方向。事实说明，自1961年末期，中苏之间的分歧再次激化，此后中苏两国逐步走向彻底决裂（33）。同时，中国非但没有放弃开发高精尖工业，反而下定决心要加速发展尖端武器（34）。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专家们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判断失误，依然是未能深刻把握中国领导人对待经济问题的态度--那就是从政治角度、而不是经济理性角度来考虑经济问题。
    由于中苏分歧对中国发展尖端武器所产生的影响在1961年、1962年表现得并不明显，因此1961年9月、1962年5月完成的SNIE 13-2-61、NIE 13-4-62两份分析中国综合状况的文件，对经济问题的看法都采用了SNIE 13-64文件的结论（35）。但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的爆发，1964年初中国经济的基本恢复与三五计划编制的开始，以及中国很可能马上掌握核武器（36），都证明之前NIE的看法需要修正。在这种背景下，1964年1月28日中情局完成了第二份专门分析中国经济的NIE文件--NIE 13-64文件。
    NIE 13-64文件继承了以前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矛盾是经济资源有限与中国领导人要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愿望之间的矛盾，在“大跃进”期间尝试以群众动员的手段来解决这一矛盾，但由此产生的农业生产倒退和苏联撤走援助加剧了这一矛盾。由于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中国政府在60年代初采取的补救措施效果不佳。（37）该文件特别强调了思想与意识形态因素严重制约了中国解决这一矛盾的能力：希望成为强国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使中国领导人不但没有放缓工业化速度，而且寻求开发先进武器系统，这对中国有限的经济资源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另一方面，不愿利用外国经济资源，集体主义对农民生产自由的限制，政治教育对劳动力时间与精力的占用，中国群众政治上的淡漠，都妨碍了中国获得与使用国内外各种资源。（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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