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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限制，该文件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估计并不乐观。就农业而言，虽然粮食生产到1963年已经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但人口增长了7500万，而计划生育政策又难以在短期之内减缓人口增长。中国支持农业发展的措施，如加强农业生产电气化、加强灌溉、发展化肥工业、使用动物驱动机械都需要相应配套的投入，且其影响只能是长期的。（39）1963年，整体状况已经恢复到1957年水平的中国工业面临许多问题。虽然具有优先性的工业部门（如石油、合金钢、军事工业等）恢复与发展速度很快，但由于中国不愿意从苏联或者西方国家获得大规模经济技术援助，技术落后与缺乏关键进口设备与部件成为其发展的主要限制。而不具有优先性（如原钢、轻工业等）的工业，由于原料供应不足或产品需求不大，因此恢复缓慢、未来发展前景也不乐观。同时中国整个工业发展都面临高级人才缺乏、人才培养十分落后的普遍性矛盾。（40） 该文件指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最大问题是受意识形态的制约，使中国领导人不太可能采取下列三个实现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措施：一是真正重视农业，让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服从农业的发展；二是采取鼓励自留地发展、扩大私人贸易、保存私人小企业等办法刺激经济发展与生产效率最大化；三是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机械设备与援助（41）。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可能方式是：为了防止粮食生产出现问题而有限度地支持农业与相关工业，但会在农业情况出现好转的情况下停止；会继续保持与西方的经济联系，但范围有限；在经济发展中军事工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工业发展不平衡问题与技术落后问题仍将难以解决。该文件特别提出两个后来被证实的担心：一是中国政府并未改变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取向，因此中国政府非常有可能急于重新调整经济政策以强调工业的发展，甚至会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就付诸实践；二是在中国领导人中激进主义者力量强大，随着中国经济好转，中国当前的务实主义经济政策很有可能会被打断。（42） 应当说，NIE 13-64文件的许多看法十分深刻。该文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一些认识，被中国在多年后进行的改革开放中付诸实践，而它对中国当时务实经济政策能否持久的担心不久就变成现实。1964年4月，中情局研究报告处的CIA/RR ER 64-13文件就发现中国开始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留地与自由市场受到了打击与限制（43）。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方面走向了极端。以继续调整为主旨的三五计划被改变，而开始进行以建设军事工业，特别是尖端武器为核心内容的三线建设。（44） 中国1964年10月与1965年4月两次成功的核试验，使中情局肯定了军事工业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优先地位。同时越南战争的升级也迫使中情局不得不关注中国为此进行的经济动员。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成为1966年1月13日完成的NIE 13-5-66文件的核心内容之一。（45）该文件发现，越南战争升级后中国在1965年加强对北越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并相应地加强了中国南方地区以7个机场、3条铁路干线、若干条公路为中心的军事与交通能力的建设，但除了运送中国与苏联援助物资对中国铁路运输产生一些暂时性的影响，中国经济并未受到很大影响。不过如果越南战争持续升级导致中国援越与加强国防措施，那么中国经济就会承受更大的压力。（46） 该文件承认中国在核武器等先进武器的研制开发上取得了突破，但指出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严重损害了中国工业基础的发展。中苏关系破裂使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先进武器。由于中国科学与工业基础薄弱，这些先进武器的研发工作实际上抽走了中国最稀缺的经济资源--高级的科技人才、工业原料与机械设备。中国不愿获得外国大规模援助与缺乏外汇的现实状况，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从外国获得这些资源的补充，其结果只能是其他不具有优先性的工业发展严重滞后，致使中国工业基础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同时，先进武器的开发进一步使农业发展缓慢，加重了这一中国经济发展瓶颈问题的严重性。在农民自由生产十分有限、人口增长迅速（年增长速度估计为2.25％）的背景下，虽然中国政府强调要发展化肥与农业机械等工业以支持农业，但对其投入远远不够，中国政府每年不得不花费大约4亿美元进口500到600万吨粮食以满足国民消费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优先发展先进武器，无疑妨碍了农业问题的解决。（47） 考虑到中国领导人发展代价巨大的军事工业、同时又不愿意为了物质刺激与经济效益而减少意识形态上的控制，NIE 13-5-66文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将以速度缓慢为特征，并以副总理陈毅宣布中国将用30到50年的时间成为一个强国这一声明作为佐证。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该文件对中国发展先进武器的前景持非常冷静的态度，认为中国要继续研发和部署先进武器，会对中国的资金、高级人才、原料、先进设备提出更高的要求。该文件预测，这种研发与部署会占有一定的中国经济资源，削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并使中国经济可能面临危机。（48）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印证了中情局关于中国可能会结束现实主义经济政策的预测，不过具体内容要复杂得多。为了及时了解“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情局研究报告处首先在1967年1月提交了一份题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备忘录，（49）之后中情局于1967年6月29日又完成了专门针对这一问题的NIE 13-5-67文件--这也是60年代最后一份中国经济NIE文件。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及其发展让中情局对毛泽东的经济观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NIE13-5-67文件指出，毛泽东是一个革命领袖，而不是一个经济计划者。由于担心官僚主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膨胀，因此毛泽东不断发动各种政治运动强调社会革命、反对物质刺激与专家主义，由此不断干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只不过这次他与中国其他领导人在调整时期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在其中也起了作用。（50）相比“大跃进”阶段NIE专家们认为毛泽东是十分精明的经济专家的看法而言，该文件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理解无疑更为深刻。 NIE 13-5-67文件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长远性的损害。首先，“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造成的最大损害就是党的干部被打倒，削弱了中国领导人对经济的指挥与控制能力。虽然之前的NIE文件预测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现实主义政策可能会被打断，但中情局的情报专家们却未能料到毛泽东会彻底打乱整个党的系统，而这个系统的管理与动员能力恰恰是过去17年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随着党与政府各级组织陷入瘫痪而实行军管的军队缺乏管理能力，中国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都出现了混乱。从长远来看，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其次，“文化大革命”还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教育。关闭高校、中小学停课学习毛泽东著作，这打击了中国原来就十分落后的人才培养机制，并使中国在未来面临各种中高级人才极为短缺的状况。（51） NIE 13-5-67文件认为，虽然“大跃进”的教训使得毛泽东不太可能发动另一场“大跃进”并引发严重危机，但党和政府宏观与微观管理功能的丧失、中国教育体系的破碎，再加上两大根本性制约因素--中国农业发展缓慢、先进武器计划代价巨大，决定了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仍然是以缓慢为特征的（52）。就经济发展的短期状况而言，该文件颇有远见地指出，中国经济前景取决于政治局面的发展，如果中国政治动荡不结束，那么中国经济领域的调整发展就会一直受到干扰（53）。从后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该文件的上述预测极具前瞻性，但是该文件关于中国与美国会持久敌对的看法却被70年代初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中美关系的缓和，实际上逐步打开了中国大规模利用外部资源的大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20年里，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经济的情报评估工作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发展过程：逐步由简单走向深入、由错误百出到日臻成熟。这既反映了美国情报机构逐步累积搜集信息的过程，也说明中情局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由于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因此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估计并不乐观，并对中国一五计划进行了保守的预测。但一五计划的实际发展情况使得中情局的情报专家们认识到，他们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动员与统筹全国经济资源方面的巨大能力。随后的NIE文件却矫枉过正，虽然认识到在苏联模式下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农业发展滞后问题，但过于相信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理性理解与解决能力，因此对“大跃进”盲目乐观，以至于未能充分认识到“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经过这种认识上的起伏，进入60年代后中情局对中国经济的认识日臻成熟，虽然未能料到中国坚持发展先进武器，但成功预测到调整时期现实主义经济政策的短命。之后指出过度强调军事工业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动荡的持续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干扰。 总的来说，中情局误读中国经济状况并作出错误预测，几乎都是因为它未能准确把握中国政治领域的变化，特别是毛泽东的思想态度。中情局虽然预测毛泽东可能会终结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政策，但是未料到毛泽东会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打乱党的系统，从而使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陷入混乱。 另一方面，中情局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比较深刻。NIE文件很早就强调了中国人口快速增长问题与农业缺乏投入问题，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之后又关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问题。在60年代初的调整时期，NIE文件指出各种意识形态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限制，更担心激进主义对现实主义经济政策的干扰。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又指出国家经济管理机器的党政机关的被打乱会对经济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令人感慨的是，其中许多问题也早被中国领导人所认识到，例如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刘少奇的两种用工制度、两种教育体制的试验，以及周恩来、陈云关于中国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的思考。但是，中共在以后的实践中偏离了这些正确的认识。相比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坚持改革开放数十年而取得的重大成就，中国五六十年代这种思想上的创新在实践中难以持久，其中的经验教训十分值得今天反思与借鉴，这也许就是中情局情报评估文件的参考意义所在。 注释： ①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国务院情报部门在评估中国经济情况时所起的作用很大，后来中情局逐步全面承担起经济情报评估的主要责任，但国务院情报部门的评估活动仍然活跃。相关介绍参见吴云《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经济情报工作简介》（《国际资料信息》2005年第8期）。 ②关于中国部分的NIE文件被列入NIE 13系列。2004年中央情报局公开了71件专门分析中国各个方面的高级情报文件，全部可见于中情局电子阅览室：http://www.foia.cia.gov/nic_china_collection.asp。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挑选出37份出版成为Tracking the Dragon: Selected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1948-1976,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4；并发布电子版，见http://www.dni.gov/nic/NIC_foia_china.html。在这些文件中有较为完整的NIE 13系列文件。 ③关于此时中情局NIE所使用的信息情况，见各个文件对数据的讨论部分。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经济情况进行评估所依赖的资料基础及其问题的探讨，参见陈乃伦《对中国经济资料的估计：可得到的程度、可靠程度和可供使用的程度》（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等译《对中国经济的重新评估（197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102～134页。 ④在NIE 13-54文件之前中情局还生产了NIE 2（1950年）、NIE 10（1951年）、NIE 58（1952年）、NIE 80文件（1953年），但这些文件的针对性很强，NIE 2关注的是中国介入朝鲜战争，NIE 10考察中共政权、中苏关系与对外行动方针，NIE 58分析的是中苏关系，NIE 80则考察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参见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以下简称NIC），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1948-1976（以下简称Tracking the Dragon），http://www.dni.gov/nic/NIC_Foia_china.html. ⑤CIA, “NIE 13-54: Communist China‘s Power Potential through 1957”, June 3, 1954, Secret, p. 8, in Tracking the Dragon.关于一五计划的发展目标与工业布局，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3页以下。 ⑥CIA, “NIE 13-54”, June 3, 1954, Secret, pp. 9～11, in Tracking the Dragon.关于一五计划期间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有不同看法。1957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布数据为4.8％，根据《李富春传》与《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相关数据估算，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4.5％，参见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71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第303页。中国学者杨坚白、李学曾计算为3.8％，参见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该数据被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拉迪采用，参见[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中国的兴起，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61页。而NIE 13-54文件的估计是3％，并为之后的NIE文件一直采用。 ⑦一五计划的公布情况参见《人民日报》1955年7月8日。 ⑧CIA, “NIE 13-56: Chinese Communist Capabilities and Probable Courses of Action through 1960”, January 5, 1956, Secret, pp. 8-10, in Tracking the Dragon. ⑨CIA, “NIE 13-56”, January 5, 1956, Secret, pp. 1～2，in Tracking the Dragon.关于一五计划期间农业发展落后对工业发展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参见[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中国的兴起，1949-1965》第166～181页。 ⑩《人民日报》1955年7月8日。 （11）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471页。 （12）CIA, “NIE 13-57”, March 19, 1957, Secret, p.5, in Tracking the Dragon.这一观察是正确的，1957年周恩来、陈云采取了调整政策，解决经济发展过快、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问题。参见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474～499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第539～560页。 （13）此时NIE 13-57文件所说的二五计划只是初步大纲，而且受到了反对“右倾保守”运动与1956年冒进的影响，各项指标过高，后在1957年有较大的调整。关于详细情况参见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474～499页。 （14）CIA, “NIE 13-57”, March 19, 1957, Secret, pp. 6～8, 23～24, in Tracking the Dragon. （15）CIA, “NIE 13-58: Communist China”, May 13, 1958, Secret, pp. 12～13, in Tracking the Dragon. （16）CIA, “NIE 13-58: Communist China”, May 13, 1958, Secret, pp. 13～15, in Tracking the Dragon. （17）马寅初：《新人口论》，《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 （18）关于中国领导人对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模式工业化道路的反思过程，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第482～514页。 （19）中国学者关于苏联援助对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性的研究还很少，已有著作集中在技术援助方面，参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张柏春等《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 （2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第539页以下；下卷，第658～680页。 （21）两份文件的分析与结论十分相似，而NIE 13-59更为简练与全面。 （22）这种观点后来已被中国与美国学者普遍采纳，相关研究综述见李庆刚《十年来“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外国学者类似观点见Alexander Eckste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terplay Of Scarcity And Ideolog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5; Victor D. Lippi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rmonk: M. E Sharpe, Inc, 1987; Stephen P. Andors,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Neville Maxwell（ed.）， China’s Road To Development,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79等。 （23）CIA, “NIE 13-2-59: Present Trends in Communist China”, February 10, 1959, Secret, pp. 2～7, in Tracking the Dragon; CIA, “NIE 13-59: Communist China”, July 28, 1959, Secret, pp. 5～12, in Tracking the Dragon. （24）Senior Research Staff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CIA, “CIA/SRS-12: The Ten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pt. 1, 1959, Confidential，pp. 11～14，美国盖尔公司“解密档案参考系统”（Declassified Document Reference System，以下简称DDRS）数据库，Document No. CK3100101278. （25）CIA, “NIE 13-60: Communist China”, Secret, Dec. 6, 1960, pp. 4～9, in Tracking the Dragon. （26）此时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发布工作停止。中情局主要以50年代官方发布的数据作为基础，以中国报纸、电台广播中透露出来的数据进行推算。同时大量采访了中国离境者与到中国旅行的外国人进行补充。同时，中情局与其他情报机构还使用了各种先进的经济分析方法。总的来说，NIE文件对预测中国经济长期趋势较有信心。见各个文件的相关段落。 （27）CIA, “SNIE 13-61: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Apr. 4, 1961, Secret, pp. 2～3, in Tracking the Dragon. （28）该文件估计中国的粮食生产从1958年的2.12亿吨降到了1959年的1.9亿吨，1960年估计只有1.8亿吨到1.9亿吨。同时中国人饮食质量下降，肉类、植物油与豆类这样高营养食物的摄入量降低。同时，国民经济增长率急剧降低：估计1958年为18％、1959年为12％，而1960年只有大约8％。此外，中国主要出口产品农产品大量减少，由于之前的资本物进口与此时的大规模粮食进口，中国外贸收支平衡出现了严重的赤字。CIA, “SNIE 13-61”, Apr. 4, 1961, Secret, pp 3 and 5, in Tracking the Dragon. （29）CIA, “SNIE 13-61”, Apr. 4, 1961, Secret, in Tracking the Dragon., 第2～4页。 （30）CIA, “SNIE 13-61”, Apr. 4, 1961, Secret, in Tracking the Dragon., 第6～7页。 （31）CIA, “SNIE 13-61”, Apr. 4, 1961, Secret, in Tracking the Dragon., 第7～9页。 （32）苏联在1961年向中国提供了米格歼击机等方面的军事援助。同时中国接受了苏联50万吨蔗糖的援助，而拒绝了100万吨粮食援助的提议。1961年4月，中国与苏联达成协议，将1960年中国贸易欠款分5年期分期归还。1961年苏联还向中国贷款3.296亿卢布等。此时中苏外交关系也有所缓和。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第284～295页。 （33）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第296页以下。 （34）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5期。 （35）CIA, “SNIE 13-2-61: Communist China in 1971”, Sept. 28, 1961, Secret; “NIE 13-4-62: Prospects for Communist China”, May 2, 1962, Secret, in Tracking the Dragon. （36）关于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评估情况，参见詹欣《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评估与预测（1955-1967）》（《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37）CIA, “NIE 13-64: Economic Prospects for Communist China”, Jan 28, 1964, Secret, pp. 3～4, in Tracking the Dragon. （38）CIA, “NIE 13-64”, Jan 28, 1964, Secret, pp. 4～5, in Tracking the Dragon. （39）1963年粮食总产量大约1.75亿吨到18亿吨，接近1962与1957年的水平。但是主要经济作物棉花的生产仍未能有较大的恢复。CIA, “NIE 13-64”, Jan 28, 1964, Secret, pp. 5～6, in Tracking the Dragon. （40）CIA, “NIE 13-64”, Jan 28, 1964, Secret, pp. 6～8, in Tracking the Dragon. （41）NIE 13-64文件认为，这些措施虽然需要两三年才能发挥效果，并且需要推迟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可能推迟5到10年），但会使中国农业与整个经济的发展基础更为牢固与健康。CIA, “NIE 13-64”, Jan 28, 1964, Secret, p. 10, in Tracking the Dragon. （42）CIA, “NIE 13-64”, Jan 28, 1964, Secret, p. 11, in Tracking the Dragon. （43）Office of Research and Reports, CIA, “CIA/RR ER 64-13: Little Chance of Communist China Regaining Economic Momentum”, Confidential, Apr. 1964, p. 7, DDRS: Document Number: CK3100355266. （44）毛泽东否定三五计划、转而要求进行三线建设十分突然，当时负责三五计划设计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都感到十分意外。参见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619～647页。关于三线建设的历史过程，参见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 （45）在NIE 13-5-66形成之前，1965年12月1日中情局研究与报告处提交了CIA/RR ER 65-32文件来分析中国经济状况，其内容、结论与NIE13-5-66文件相似，但十分详细，可作为进一步参考。Office of Research and Reports, CIA, “CIA/RR ER 65-32: Economic Prospects for Communist China”, 1965, December 1，Secret, DDRS: CK3100107678。 （46）CIA, “NIE 13-5-66: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Prospects”, Jan. 13, 1966, Top Secret, pp. 6～7, in Tracking the Dragon. （47）CIA, “NIE 13-5-66”, Jan. 13, 1966, Top Secret, pp. 7～10, in Tracking the Dragon. （48）CIA, “NIE 13-5-66”, Jan. 13, 1966, Top Secret, p. 10, in Tracking the Dragon. （49）Office of Research and Reports, CIA, “Memorandum: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he Economy of Communist China”, January 10, 1967, Top Secret, DDRS: Document No. CK3100165559,第1～3页。该文件观察到，到1966年末为止，“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有限。虽然一些工厂出现停工、运输出现堵塞以及取消长工资的计划对工人积极性造成了打击，但都影响有限。“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表现最严重的是教育方面与经济管理方面：各种学校的关闭以及研究人员被迫从事革命；党的系统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权威被打倒，经济管理出现了混乱。该文件认为，如果“文化大革命”继续扩散，军事工业与农业会遇到麻烦，而且各种混乱将可能会产生互动而使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因此中国经济的前景并不乐观。 （50）CIA, “NIE 13-5-67: Economic Outlook for Communist China”, June 29, 1967, Secret, p. 3, in Tracking the Dragon. （51）CIA, “NIE 13-5-67”, June 29, 1967, Secret, pp. 4～7, 10, in Tracking the Dragon. （52）CIA, “NIE 13-5-67”, June 29, 1967, Secret, pp. 1, 9～10, in Tracking the Dragon. （53）CIA, “NIE 13-5-67”, June 29, 1967, Secret, p. 3, in Tracking the Dr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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