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外关系，指的是1912～1949年间的中外关系。中国与外国发生联系，并不是起于民国时期，而是古已有之，但民国时期的中外关系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主要在于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日益觉醒，推翻了清朝，建立了共和政体，开始着力于包括外交制度在内的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华民国与外国的关系，是现代国家之间的交往。在此期间，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空前密切，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侵略和反侵略贯穿其间，以至于相当一段时间内，一提起中外关系史，人们就会认为是帝国主义侵华史，这种认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转变。对民国外交史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人民的艰辛历程，探讨我们民族曾经历的曲折及遭遇过的磨难；另一方面，考察民国政府如何处理与几个主要大国的外交关系，如何应对各类外交纠纷，如何选择外交主攻方向，如何处理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的关系，其中有何成功的经验，有哪些教训可以吸取，对于我们做好今天的外交工作也不无助益。
    在中华民国外交史领域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和海峡两岸交流的加深，海峡两岸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不少专著，本文将主要根据各有关论著，对这方面的研究作一个粗略的回顾和展望。
    一研究出版概况
    要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国外交史的状况，有必要上溯此前的有关研究情况，才能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有更好的了解。中华民国外交史是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49年以前，已有一些关于民国外交史的著作，其代表性的作者为刘彦、张忠绂、洪钧培等人，他们是民国外交史研究的开创者。1949年后，这些著作在台湾或大陆，出过一些重印或增订本，尽管现在看来无论是在史料的运用还是研究的深度上，都带有初创者难以避免的不足，而且多止于1930年代，但其拓荒之功不可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的内容以战后两大阵营为界，迥然不同，涉及西方国家的是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主，如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北京三联书店1952年版），钦本立的《美国经济侵华史》（世界出版社1954年版）；对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则是突出友好交往的一面，如曹锡珍的《中苏外交史》（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版），彭明的《中苏友谊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到上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有关沙俄侵华史的研究兴盛起来，颇具代表性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集体撰写的《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①
    改革开放以来，上述研究状况有了十分明显的改变。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美国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系以及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一批学者的努力，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随着苏联时代历史档案的解密和藏于美国的部分民国要人档案的陆续公布，为民国外交史的研究成果的问世奠定了丰厚的基础，随之，新著作、新观点纷纷涌现。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有：石源华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华民国外交史词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出版）、《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金光耀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建朗的《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陶文钊、杨奎松等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吴东之等的《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李育民的《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2005年版）；以及关于中美、中日、中苏、中英、中德关系的若干种有代表性的论著和一批有分量的涉及这一领域的论文。大陆学者中，除上面已提到的数位（当然成果不限于此），资中筠、罗志田、牛大勇、时殷弘、任东来等在中美关系方面，薛衔天、杨奎松、李嘉谷、沈志华、汪朝光、栾景河、王真、刘志青等在中苏关系方面，张振鹃、步平、曾景忠、齐福霖、沈予、林晓光、田桓、臧运祜等在中日关系方面，刘存宽、余绳武、徐蓝、陈谦平、李世安、张俊义、萨本仁等在中英关系方面，吴景平、马振犊、杜继东、戚如高、陈仁霞等在中德关系方面，章百家、牛军等在中共对外交往方面，都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下面择要作些介绍。
    在对民国对外关系研究中，已经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综合性专著有石源华著《中华民国外交史》，此书是一部民国外交的通史，起于1912年民国初创，终于1949年民国外交的终结，全书共12章，分为民国初创、欧战爆发、列强集会、五卅震荡、国共合作、南京奠基、东北战火、华北事变、中日大战、加盟盟国、抗战胜利、国共内战各个时期，梳理了民国政府的外交线索，是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对一些重大事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金光耀、王建朗等《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是2004年8月于复旦大学召开的“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收录王建朗、石源华、马振犊等中外学者的26篇高质量的论文，将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外交置于近代中国外交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涉及了国民外交、舆论与外交的关系、国内派系政治与外交的互动，揭示了北洋政府外交的历史原貌，对北洋政府的外交努力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此外，近年来出版的外交史著作还有张历历的《20世纪的中国：外交关系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黄凤志的《中国外交史：1840～1949》（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熊志勇、苏浩的《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版），赵佳楹的《中国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李育民的《近代中外关系与政治》（中华书局2006年版），石源华的《近代中国周边关系史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唐培吉主编，并与张立耀、窦晖等多人共同编写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杨公素的《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左双文等的《困境中的突围--重大突发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对策》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研究双边关系的通史性著作，在中美关系方面，颇具代表性的是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出版）。此书是全面反映民国时期中美关系的一部力作，展示了中美两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影响双方决策的种种国内和国际因素，以及两国外交政策对世界的影响，再现了双方经过多年的磨合、冲撞，从扶持、对抗到走向合作的历程。项立岭的《中美关系史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论述了近代以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全过程，与民国时期有关的是其第五章“美国为对日竞争‘支撑’中国”、第六章“美国援华抗日”、第七章“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第八章“两国关系的转折”、第九章“美国卷入中国内战”。此外，还有苏格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王东、闫知航的《让历史昭示未来：中美关系史纲》（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就中国近代史而言，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最为复杂、对中国近代影响最巨大、最深远的，莫过于中日关系，与此相应的是学术界对于中日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张振鹍、沈予负责）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运用大量中外文资料，系统地叙述了日本自1871年到1945年70余年侵华的历史过程，是研究日本侵华的通史性专著。全书共分3编17章，第一编“奠定侵华基础”，自1874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台湾至日本干涉中国辛亥革命；第二编“争夺霸权”，自1914年日本侵占中国山东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第三编“武力征服及其最后失败”，自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失败。关捷主编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共有5套，具体为《日本与中国近代历史事件》、《日本侵华政策与机构》、《日本对华侵略与殖民统治》、《影响近代中日关系的若干人物》、《中国人民奋起抗战》，以大量翔实的材料，揭露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翁有为等的《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恩怨怨》（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从蒋日关系的角度，对民国时期的中日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梳理。此外，还有余杰的《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对百年来的中日关系做了自己的解读。
    多年来，一大批中国学者孜孜以求，力图对中苏关系进行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与探讨。中苏关系研究首先应当提到的是沈志华、杨奎松等人所编的《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利用大量史料、包括大量解密资料，展示、探讨了1917～1991年间中苏关系的曲折历史，详尽而深刻地论述了苏联与中国革命、中苏同盟建立、中苏分裂与对抗、中苏关系正常化等重大事件，是一部完整反映中苏关系历史的力作，论述中华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历史的是其第一卷《难以确定的对手（1917～1949）》，共有六章，分别为中苏建交声中的革命输出、苏联援助下的国民革命、莫斯科与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战争威胁下的中苏外交、中苏两国的战时合作与冲突、中国内战与中苏关系及国共关系，全方位论述了民国时期中苏两国关系的演变。田保国著《民国时期中苏关系，1917～1949》（济南出版社1999年版）对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作了纵向概述，对外蒙古问题、中东铁路问题、新疆问题三大历史悬案作了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栾景河的《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收录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有关专家、学者对中俄关系研究的最新成果，涉及400年来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中英关系方面，有萨本仁、潘兴明的《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全书共10章，与民国时期有关的是第二章到第七章，分别为英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与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中英关系、英国对中国大革命的镇压和软化、“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对华基本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战后初期的中英关系，全面论述了民国时期中英关系的发展变化。
    民国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德关系迅速发展。关于中德两国关系研究，有吴景平的《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吴著的时间跨度大，包括范围广，利用了《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以及英国政府文书局1959～1983年发表的《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对从一战后至1941年的中德关系，尤其是德国在华顾问团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书末附有“中德关系大事年表（1935年～1993年2月）”、“中德关系主要文件选录”等，是一部概述中德关系历史的专著。学术价值较高的还有马振犊、戚如高的《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陈仁霞的《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上述吴著《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为“从屈辱到崛起”丛书中的一部。这套丛书还包括朱宗玉、杨元华、窦晖的《从香港割让到女王访华--中英关系1840～1986》（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胡礼忠、金光耀、沈济时的《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杨元华的《从黄埔条约到巴拉迪尔访华--中法关系1944～1994》（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朱宗玉的《从甲午战争到天皇访华--中日关系》（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胡礼忠、金光耀、顾关林的《从望厦条约到克林顿访华--中美关系1944～1996》（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部丛书跨越了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展现了中国外交由弱到强的过程。
    中韩关系方面有石源华著及主编的《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论集》（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实（1921～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他牵头的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成为韩国史研究的重要阵地。此外，还有大韩民国旧址管理处2005年编的《中国抗日战争与韩国独立运动》，刘金质的《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
    在普及性读物方面，最重要的是张海鹏等主编的《百年中国史话》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包括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话》、薛衔天的《中俄关系史话》、黄纪莲的《中苏关系史话》、王建朗的《中日关系史话》、葛夫平的《中法关系史话》、杜继东的《中德关系史话》、孙庆和沙辰的《中英关系史话》、李育民的《中外不平等条约史话》、杜语的《开埠关系史话》、徐卫国的《租界与租借地关系史话》等，都是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历史普及读物。
    二主要观点和有关争议问题
    近年来的研究进展，还体现在出版了大量专题性的研究著作、发表了大量专题论文上。
    1.民国初创及北京政府时期的中外关系
    俞辛焞的《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将日本对袁世凯和孙中山的政策以及袁、孙对日态度进行比较研究，系统论述了1911年至1916年的中日外交和国际关系。作者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不单是两国之间的关系，要将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纳入国际关系中进行考察。张北根的《1919年至1922年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利用英国外交部档案，再现了1919年至1922年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以及英美、英日在对华问题上的复杂关系。
    民国初年，列强利用中国政局的动荡，开始了对中国新一轮的分裂活动。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周伟洲的《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作者此前曾出版《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该书研究了清代中期至西藏和平解放这一时期英俄与中国西藏的关系，利用了大量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档案，梳理了英俄对中国西藏侵略的历史，对涉及的历史人物进行了客观的评价。相关著作还有内蒙古大学编著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朱梓荣的《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活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此外，刘存宽研究了外蒙古脱离中央政府的历史，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俄国与外蒙古在关于独立的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俄国为了最大利益，并不支持外蒙古走向形式上的独立，而是将其限制在“自治”地位来加以控制，改变了以往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③。刘敬忠认为苏俄占领外蒙古是联共（布）、第三国际对外输出革命的产物，对中国朝野采取了欺骗的手法，使其相信了苏俄不分裂中国的虚伪许诺，从而给中国领土主权带来了20世纪最大的损害，而苏俄在1919和1920年的两次对华宣言，主要是为了维护其在远东利益而采取的宣传手段④。张北根则研究了1919年中英两国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情况⑤。
    近年来关于北京政府对外关系的研究，改变了以往一味斥责其卖国的状况，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的是肯定其作出的外交努力，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北洋政府参加一战问题，王建朗认为到1917年，北洋政府既希望通过参战获得战后处分权这一长期利益，还希望获得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战后他们的要求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⑥。关于法权会议，杨天宏指出北洋政府召开法权会议，力图废除治外法权，做出了在当时条件下的务实努力，虽然结局与初衷背道而驰，但为后来废除不平等条约订定了法理基础⑦。关于关税会议，杨天宏梳理了关税会议的事实和问题，指出北洋政府借助舆论，成功将关税自主列为会议议题，突破了华府会议二五征税的规定，争取到了实际的经济利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定的外交目标⑧。杨红林和马建标则研究了社会舆论对北洋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⑨。
    2.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
    孙莹、丁惠希的《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全书共四章，分别为华盛顿体系与北京政府的对外关系、北京政府后期的对外关系、广州革命政府的对外关系、武汉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论述了大革命时期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对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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