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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义的《英国政府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依据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原始档案，纠正了以往认为英国支持商团叛乱的传统观点，认为商团叛乱得到了英资汇丰银行的暗中支持，英国政府出于在华整体利益考虑，并未加以操纵⑩。此外，作者还利用英美档案考察了南方政府截取关余对中英关系的影响，指出英国企图联合其他列强共同压迫北洋政府与南方政府就关余事件达成妥协，但最终未获成功（11）。 徐义君研究了大革命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认为北伐军把英国列为主要打击对象，没有四处出击，是北伐初期进展顺利的重要原因（12）。牛大勇研究了南方政府与美国的关系，认为美国政府早已掌握了中国革命阵营分裂的情况，不断笼络蒋介石反共（13）。王立新研究了国民革命兴起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认为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华盛顿方案不满是大革命兴起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国民革命促使美国对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14）。左双文等分析了北伐出师后蒋介石的外交方略（15）。 关于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关系，以往研究较为充分，近年来又有黄修荣主编的《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姚金果、苏杭等人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周立生的《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著作问世。 3.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至抗战前夕的中外关系 对这一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国民政府对一些重大涉外事件的对策。关于济南事件，杨天石和臧运祜分别对国民政府谈判代表进行研究，均认为这是蒋介石对日妥协外交的开端（16）。罗志田指出，济南事件后蒋介石放弃了以对日关系为中心的政策，开始寻求联美制日（17）。赵修磊则研究了国民政府和北京政府对日本出兵山东事件的不同应对（18）。齐春风研究了济南事件后国民政府与反日运动的关系，认为济南惨案后，国民政府领导民众反日是担心中共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权而陷己于丧失民心。在反日运动前期，国民政府虽对各地反日运动有所协助，但是更多的是控制和敷衍；《济案协定》签订后，由于日方的压迫以及对国内局势变化的考虑，终于将反日运动打压下去。（19）关于中东路事件，杨奎松分析了蒋介石、张学良对苏交涉失败的原因，一是对国际形势认识不清，过高地估计了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分歧，过低地估计了苏联报复的可能性；二是国内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缺少强力政府作后盾（20）。关于九一八事变，已经出版的重要专著有，易显石等的《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解学诗的《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编的《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学术界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已相当深入，近年来对此问题研究较具新意的有陈红民研究了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内部关于对日绝交的讨论，蒋介石认为对日绝交弊大于利，以致对日绝交终未实施（21）。刘贵福研究了九一八事变后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制止日本侵略，促使日本退兵而做出的外交努力（22）。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民政府不断调整外交方针。彭敦文研究了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依次考察了国民政府面对日本侵略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有限抵抗政策、向国联的申诉政策、对日交涉政策、对日交涉政策的调整和转变、大国合作制日政策等形成的国内外历史前提和制约因素，以及这些政策实施所包含的基本外交战略思路和主要的实施效果（23）。臧运祜利用日本外交档案及军事档案史料，以日本的华北政策为中心，对抗战爆发前日本对华政策的酝酿、调整、确立等进行了动态的考察，同时也指出国民政府这期间的应对措施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最终未能阻止日本的侵略（24）。荣维木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政局的影响，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局在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下表现出分裂和统一的双重特征，最终国共两党调整政策，统一代替了分裂，成为中国政局的决定力量（25）。杨天石根据蒋介石日记，研究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边对日忍让、妥协，一边广结盟国的外交政策（26）。 鹿锡俊和金光耀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了1932年国民政府对苏复交谈判。鹿锡俊指出在复交决策过程中，国民政府严格区分了“复交”与“联苏”，担心联苏会失去英美支持，给日本侵略提供借口。金光耀则利用藏于美国的未刊档案，指出中苏谈判中还存在着利用加拿大人何士进行沟通的渠道。（27）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国民政府成功利用向美国出售白银，加强了与美国的联系，为以后争取美国援华贷款打下了基础，在这方面，中国的外交并不总是消极被动的（28）。 4.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 抗战期间，中国的外交活动极为活跃，与此相适应的是相关的研究成果异常丰富。已经出版的综合性专著有王建朗的《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此书为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学位期间撰写的博士论文，全书共分九章，分别为卢沟桥风云突起、无所作为的中立、集体仲裁的失败、华盛顿体系之外的苏联与德国、陶德曼调停、南京失陷后的危机、中日秘密接触、妥协与思考、东亚新秩序的反响。此书围绕中日战争的进程，描绘并评价了英、美、苏、德等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及其变化，以及国民政府为争取外援所做的外交努力。 陶文钊、杨奎松等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全书共十二章，分别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联合苏联与争取德国中立、反对英美妥协与争取外援、日本诱降与中日秘密接触、日本南进与英、美、苏对日妥协、走向同一战壕、盟国的合作与龃龉、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共抗日外交战略的形成、美国与国共关系、中苏关系与苏联出兵、受降问题上的交涉，对战时中外关系作了全面细致的论述。此外还有唐培吉的《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王真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吴景平主编的《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本书是“复旦--胡佛近代中国论坛：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研讨会的论文汇集，收录杨天石、刘维开、王建朗等人的17篇高质量论文）。 在战时双边关系的研究中，中国与日本、美国、苏联、德国、英国等大国关系的进展最为引人注目。目前已经出版的重要著作有曹振威的《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黄友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工作”》（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胡德坤的《中日战争史（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王淇主编的《从中立到结盟--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任东来的《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项立岭的《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牛军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韩永利的《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真的《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李嘉谷的《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罗志刚的《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永祥的《雅尔达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版），马振犊、戚如高的《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另以《蒋介石与希特勒》为题由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于1998年版），陈仁霞的《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三联书店2003年版）；李世安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徐蓝的《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陈谦平的《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三联书店2003年版），张永攀的《英帝国与中国西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对于抗战时期一些重大涉外事件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如关于卢沟桥事变，王建朗认为，事变发生后日本的贪得无厌击碎了国民政府妥协的幻想，把国民政府逼上了奋起抗争的道路（29）。王建朗和鹿锡俊分别研究了欧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30）。有学者研究了这一时期中德之间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德国军事顾问来华、“陶德曼调停”等，认为抗战爆发前后中德关系非常密切，德国派遣大量军事顾问协助国民党整训军队，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有了很大的提高。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国并未协助日本破坏中国抗战，而是出面调停，希望中日做出妥协达成停战，直到1938年德国承认“伪满洲国”，国民政府在外交重压下，坚定了联苏决心。（31）左双文研究了滇缅路事件后国民政府内部出现的联英美还是联德的争论，指出各政治势力虽存在差异，但是其目的均是为中国抗战大局，是外交谋略的一部分（32）。李嘉谷研究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认为该条约的签订是对中国抗日军民心理上的一个重大打击，是中苏关系冷却的起点，但同时促使英美积极援助中国抗战（33）。陶文钊以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为依据，研究了战时中美特殊关系建立的政治意义，认为在美国决策者眼中，随着抗战深入，中国作为军事斗争舞台的意义在减弱，而作为政治斗争舞台的意义则在增长（34）。马振犊等研究了抗战时期中统与英国的合作（3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