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代青铜文化的重人性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掉齐国, 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的局面,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大业。在这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切文化都在经历巨大的挑战,有的文化在大变革中消亡了,有的通过改头换面而在新的社会体制中继续存在,青铜文化就是如此。 青铜文化在青铜文明消亡后还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它根植于深厚的土壤,内涵异常丰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战国时人们自发地对它进行过调整,给青铜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使之更适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从而保证了青铜文化在深刻而彻底的社会变革时没有随旧体制的消亡而消亡,但是也作了相应的必须的改革。载奴隶制之礼的青铜礼器在秦汉时消亡,而战国出现或增多的日用器成为青铜文化的主流。 秦是一个西鄙小国,受周礼教化不深,对青铜礼制缺乏兴趣与感情,尤自商鞅变法后,以农为本,强调法制,在思想上不遵循周礼,进一步淡化了铜器的神性和礼制的味道。整个秦国,铸造的青铜器数量不如其它六国多,工艺水平也不如六国的精。其最有特点的不是礼器,而是度量衡器。秦朝建立后,采取了“焚书坑儒”的行动,作为儒家文化物质载体的青铜文化无疑也受到浩劫,只是秦朝贵族大墓尚未有发现,故无实证。不过秦朝的青铜冶铸业还是很先进的。秦始皇的陪葬坑中出土的铜车马结构复杂,车盖华丽,车舆镂空雕饰,鞍辔金银相错,取结自如,通体彩绘,云气缭绕,四马驾车,气派非常(注:叶浓等:《秦始皇陵出土大型铜车、铜马、铜人》,《人文杂志》1981年第1期。), 从此可推知秦代青铜冶铸业的水平。 秦亡汉兴。汉初承秦制,思想上实行黄老之术,未把礼制恢复到先秦的高度。虽然汉武帝采取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此时的儒学杂揉阴阳五行方术,与先秦儒学的基本精神已相去甚远了。与此相适应,从战国中期开始的世俗化趋势到汉代取得了全面胜利,追求人的价值,享受人生乐趣成为时代思潮,所以,汉代的青铜冶铸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铜器品种主要是日用品,使用铜器是为了方便生活,享受生活,而不是对人生的束缚,对人性的扭曲。青铜器日益向日常生活靠近。由此青铜文化进入了最后一个发展阶段:重人阶段。 重人阶段的青铜文化主要表现在器物功能的转换--从鬼神和礼制的束缚下摆脱出来,由为鬼神、为礼制服务转变成为人服务。其特点是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世俗化,一是商品化。 1.世价化导致了商品化的发展,反过来,商品化又推动了世俗化的进程。 汉代青铜器的种类很多,主要有饮食器、水器、乐器、日用杂器等。鼎壶等器物在西汉前期的贵族墓葬中时常可见,而洗、鍪、樽、卮、盘、杯、熨斗、釜、盂、盆、勺、锺、钫、灯、炉、案等日用器物则更为习见;乐器有铎、钲、铃、鼓;文具有刀、研盒;记时有漏壶;还有大量的兵器、度量衡器、货币、铜镜等。这表明青铜器已经被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生活尤其是贵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完完全全的世俗化了。 世俗化和社会的需求推动了铜器向商品化的发展,铜器买卖在汉代十分普遍。满城汉墓出土了一些铜器,从铭文可知,不少器物系自外地购进。如在一鋗上有“中山内府,铜鋗一,容三斗,重七斤五两,第廿五,卅名四年上月,郎中定市河东,贾八百廿”33字的铭文,知此器从河东购进;铜鋗铭文甚至还记有买价840钱。 也有不少器物购自洛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陕西省武功出土的“阳邑烛灯”的灯柄有“阳邑铜烛行锭(灯),重三斤十二两,初元年三月河东造,第三”(注:吴镇烽等:《记武功县出土的汉代铜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字样; 陕西省茂陵丛葬坑中出土了一批“阳信冢”的铜器,不少购自邯郸,如釜等器物的铭文上有“奉主买邯郸,夷(第)二”,炉上记有“三年现孟所买”等文字(注: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从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 年第9期。)。这些都是西汉初年的铜器,由此可以说明,从汉初开始,铜器的买卖已经十分盛行了。 铜器买卖不仅在中原地区流行,也传播到边远地区。居延汉简中有“邯郸”的记载(注: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铜镜的买卖更常见。 不少作坊为了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往往借助铭文来标榜镜的质量。如“叶氏作镜佳且好,明如日月世少有”,“吾作明竟自有纪,令人长官宜子孙”,“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类似这样的铭文在铜镜中屡见不鲜(注:孔祥星等:《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2年。)。 《盐铁论·散不足篇》说:“夫一文杯得铜杯十,贾贱而用不殊。”用十个铜杯才能购买一个漆杯,价格何其低也。它说明铜器已失去了原有的尊严,身价大大降低。 铜器的世俗化和商品化虽然使青铜器能更好的为人类服务,但是青铜器神秘的宗教外衣被剥掉了,从而使之失去了丰厚的社会思想基础及尊严的地位,为其消亡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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