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官私营冶铜作坊的并存推动了铜器世俗化和商品化的进程。
    早在战国时代，人们在利用矿苗寻找矿藏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管子·地数篇》说：“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得，下有铅锡赤矿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又说：“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秦汉时，发现和开采的金属矿藏更多。《史记·货殖列传》载：“铜铁则往往山出棋置。”丰富的铜矿为青铜器的制作奠定了基础。西汉时期铜矿的开采技术在以前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比如，河北承德西汉铜矿遗址分为矿坑、选矿场、冶炼场。矿井深达100多米， 超过战国铜绿山矿井的一倍，有宽敞的采矿场，一米多高的矿柱，表明支柱结构已经有了改进。巷道也有所增高扩大，采矿、通风、运输条件都有所改善（注：罗平：《河北承德专区汉代矿冶遗址的调查》，《考古通讯》1957年第1期。）。又如，广西北流铜石岭的汉代冶铜遗址有炼炉14座， 以及大量的冶铜遗迹和遗物，也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冶铜作坊（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北流铜石岭江公冶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5年第5期。）。
    汉代铸铜业有官营、私营之分。官营铸铜业规模大，产品主要供应宫廷和官衙。官营作坊在西汉由少府属官尚方令和考工令管理，在东汉由太傅管理。汉政府还在各地设铜官，《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在丹阳郡设有铜宫、河内郡和河南郡有工官，“阳翟有工官。属豫州”，南阳郡下辖的宛“有工官、铁官”，泰山郡“有工官”，丹阳郡“有铜官”，广汉郡“有工官”，金石文录及考古发掘中亦常见带河东郡铭文的铜器。蜀郡和广汉郡的工官，除善制漆器外，所铸铜器也名闻遐迩，如故宫博物院所藏建武二十一年的鎏金铜酒樽就是蜀郡工匠所造，铭文还记载制作铜器的工匠按职务可分为造工、雕工、铜涂工、冻工（注：方国锦：《鎏金铜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9期。）。 它们的产品一部分供应宫廷，另一部分出售。各王国和侯国也有专门的制造铜器的机构。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不少器物上铸刻有铭文，其中，勾鑃上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等文字，意即此勾鑃系南越文帝九年由乐府中的工匠监造，表明当时南越国有专门制造青铜器的作坊和管理机构；在五件铜鼎上都铸刻有“少内”的铭文，表明它们是南越国少内官署所使用或专门为少内官署所制作的器物。
    汉代私营冶铜业也很兴旺。《史记·货殖列传》说，通邑大都中有铸卖“铜器千钧”的大工商。洛阳、邯郸是当时主要的铜器产地，犍为郡、广汉郡和蜀郡也有不少私营冶铜作坊。尤其是东汉后期，官府手工业日益萎缩，铜器制造业也为豪强大族所垄断，有铭文表示出于官府作坊的器物越来越少，相反，“某氏制”的铭文越来越多，有的铜器上有“杨”、“范”、“唐”、“胡”、“黄”等姓氏，一些传世的铜洗上常见“蜀郡董氏造作”、“蜀郡严氏造作”等铭文，说明他们都是私人冶铜作坊主。私营作坊铸的铜器行销和使用很广，甚至远销边地。
    4.边远地区礼器和实用器并存的两极现象展示出两汉青铜文化的多姿多彩。
    不仅中原地区铜器铸造及使用的数目极大，而且边远地区也不少，并各有地区及民族特色。如云南地区、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铜器无论是数量、种类、工艺都不亚于中原的同类器。
    南越国是西汉初年的一个地方政权，建国于秦末，灭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南越王墓的墓主是南越文帝赵眛。墓葬规模庞大，结构复杂，随葬品丰厚。其中铜器最多，品种有礼器、乐器、生活用具、生产工具、武器、车马器、符节、玺印、杂器等，尤以生活用具最好、最多；铁器和漆器都很少。由此可见，即使是远在南方的地方政权，也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特点是一致的：既有礼仪场合使用的礼器和乐器，但更主要的是日常生活用品。青铜器为人服务的目的十分明确，符合汉代青铜文化的重人风格（注：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云南地区的青铜器以丰富多彩的内容、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和特有的民族风格而著称，在中国灿烂的青铜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注：云南省博物馆：《云南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1年。）。主要品种有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乐器、装饰品等，大约7000件，90余种，年代约从商代晚期到东汉初期。出土地点集中在滇池地区晋宁的石寨山，此外，祥云的大波那和楚雄万家坝等地也有不少出土。
    云南青铜器是土生土长的，具有明显浓厚的地方特点，很多器形和纹饰不见于中原，可能多是古代滇国的遗存。据文献记载，滇国位于今昆明西南的滇池地区。有关滇国历史的最早记载，约始于公元前四世纪战国楚将庄乔开滇称王之时；汉武帝时，在滇地设置益州郡，建立地方政权机构，确立了滇与汉朝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加强了与滇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出土文物表明，随着西汉王朝对西南边陲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日益加深，流行于中原地区的半两钱、五铢钱和其它青铜器相继传入，对滇文化产生很大影响。在滇的古墓群中，汉滇青铜器相伴、钱币与贝币为邻，刻有“河内工官”的铜弩机以及汉武器物并不少见。西汉晚期后，滇国的青铜器逐渐失去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基本上与汉族的青铜文化熔为一炉了。
    中国青铜文化大约经历了2000余年的发展历程，走过了一条灿烂辉煌的道路，在奴隶制文明结束后，还延续了几百年，这在众多的文化现象中是不多见的。但是如前所言，青铜文化随着时代的到来而进行的调整--世俗化和商品化--与其它众多因素一起，最终导致了它的消亡，时间约在东汉时期以后。此后的墓葬中，出土的器物以瓷器为主，纵偶有铜器出土，也只是青铜文化的流风余韵了。
    东汉以后青铜文化的衰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青铜文化在先秦具有强大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本身是奴隶制文明的物质载体，一旦失去了这种功能，失去了它起这种作用时所具有的那份神秘色彩和助教化的作用，也就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宗教的、思想的及社会的基础，就注定了要消亡。它之所以没有马上消亡，可能有以下的原因：
    第一，文化延续性的结果。青铜文化土壤厚、根基牢，在人们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使其得以在青铜文明消亡后还延续了一段时间。
    第二，当时没有任何一种物质文化可以完全取代它。我们知道，有汉一代，青铜器一直在与漆器和铁器争夺市场。汉代的制漆工艺十分发达，成品非常精美，其表面红黑相间或纯红纯黑的亮丽的色彩，轻巧精雅的造型，潇洒舒展流畅委婉的纹饰线条的确为铜器所不及，所有才会有《盐铁论》中所说的“一文杯得铜杯十，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的记载。一些日常器皿如酒器、女性用的奁、盒等以漆制品为多。但漆器有不能见火，难以制作大型器物等局限，所以象鼎、炉、灯、鉴、壶之类较大的和需要耐火的器物，漆器是无法取代的。但漆器的大量使用，对青铜器形成了巨大威胁，成为它的一大劲敌，改变了商周以来青铜器独尊的地位，降低了它的价值。同时，汉代的冶铁技术大大提高，质地坚硬的铁器逐渐取代了青铜器在生产和武器上的用途。但“恶金”铁产品远不如“美金”铜产品美观，所以铁制的日常器皿很少。可见在汉代，青铜器虽然失去了一些阵地，但还是牢牢固守着部分阵地，并开辟、扩大了日常用具的新领域。
    但是，东汉中期以后，青铜器遇到了一个远比漆器和铁器更为强大的对手--瓷器。东汉晚期，制瓷技术成熟，由于制瓷原料丰富，制作方便，使制瓷业走上了日新月异的道路。瓷器没有漆器和铁器本身所有的局限，可以广泛地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很快取代了青铜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使青铜文化走上了衰亡的道路。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社会经济严重衰退，割据的诸侯除了战争和寻求支持战争的经济支柱外，无暇他顾，这对青铜文化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来自瓷器的挑战加上这样的社会背景最终导致了青铜文化的彻底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