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商品化和世俗化后，使用的数量更多，流行的区域更为广泛，在汉文化波及的范围内，没有被盗掘的贵族墓出土的铜器依然是随葬品的主流，“除宫廷以外，各地的贵族，官僚以及一般的中小地主阶级都相当普遍地使用青铜器，这可以从大量的汉墓发掘工作中得到证明。”（注：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之五《汉代的铜器》，中华书局，1984年6月。）长安、洛阳、邯郸等地经常有汉代铜器窖藏发现， 出土的器物数量很多。1961年，陕西省西安市三桥镇发现了一个汉代的铜器窖藏，出土了鼎、锺、钫、鉴等22件器物（注：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西汉铜器群》，《考古》1963年第2期。 黄展岳：《西安三桥高窑村西汉铜器铭文补释》，《考古》1963年第2期。）。除铜锺外，其余各器均有详细铭文。从铭文可知，它们均为上林苑皇家宫馆所有，年代自汉武帝天汉上年（公元前97年）至成帝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属西汉中晚期。大部分在长安铸造，也有从外地征调而来或地方官员捐献的。八件铜鉴上的铭文表明，仅就上林苑宫馆中所用的铜鉴，数目就相当大：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工匠杨政造10件；几年后，工匠李骏、周博各造240件；鸿嘉二年（公元前19 年）工匠周霸、杨放各造300件；次年，工匠黄通、周博又各造84件。 从阳朔元年到鸿嘉三年的短短七年中，仅宫苑使用的铜鉴就达1258件之多，这还不包括没记录在案的，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工匠王意造160件， 鸿嘉二年，工匠左恽造200件。其它各类器物就出土的情形来看， 铸量当也不在少数。没有被盗掘的刘胜夫妇墓就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的铜器，集西汉前期青铜器铸工艺之大成，在战国的基础上，将春秋以来的诸种青铜工艺推向顶峰。
    2.器物造型和装饰服从于实用的需要。
    日常生活用品成为汉代青铜器的主流，造型更注重实用性、科学性和审美功能，这一特点在灯、炉一类的器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大体来说，汉代以前，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活动，晚上歇息，这种生活模式对灯的要求并不迫切。但战国中期后，随着社会各方面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也有了相应的改变，少量而正规的青铜灯具的出现暗示着一个新的现象：远古以来一以贯之的“日落而息”的模式受到冲击，夜间活动在部分人中间逐渐流行。到汉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食物，增加其乐趣，灯具日益增多。
    汉代的灯具种类极多，造型富于变化，如长信宫灯、朱雀灯、羊灯、当卢灯、凤鸟灯、十二连枝灯、雁衔鱼灯、错银饰牛灯等，尺度适宜，造型生动，讲求实用，功能合理，可消烟除尘，可挡风调光，灯盘与灯体的机构复杂而科学，灯体可以拆洗，便于携带，吊灯设计有悬挂装置，使用方便，充分展示了汉代冶铸业的水平。这些灯多以当时的祥瑞动物或人为灯座，灯座中放水，利用动物的脖子或人的手臂为烟管，油烟从灯管流于座内，溶于水中，从而避免了室内空气污染，保持了空气的清新。灯罩还可自由转动，以调节光的方向和亮度的强弱。有的灯灯盘众多，分层错落安置，灯火交相辉映，有如花树，极其豪华气派。灯的装饰还极其富丽，变化多端，达到了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既是实用的照明用具，又是室内精致的陈设品，一器二用（注：高丰、孙建国：《中国灯具简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1年。）。
    炉的造型和装饰也是既讲求实用又注重美观。象博山炉、竹节熏炉等既是高雅的装饰物品，又是很富有科学性的实用器物。博三炉的盖呈山峦形，山峰林立，飞禽走兽栖息于其间。炉身内放置香料，香气透过山峦间的缝隙向外溢出，弥漫于空气之中。如满城1 号汉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通身用金丝嵌出云气纹，线条委婉流畅，器表亮丽夺目，炉身透雕三条龙，腾波出水，腹的上部探出山峰，恰与炉盖上的山峰相衔接，山峦重叠，其间的缝隙是熏烟流出之孔，平视不见孔隙，但熏香时烟篆缭绕；山峰间点缀树木、花豹、野猪等，还有持弓弩的猎人出没；猴子或跨于山巅，或骑在兽背，更增添了器物的生动情趣。茂陵陪葬坑中出土的竹熏炉的炉身、炉盖与博山炉相去不大，但高高的炉柄却独具特色：其底部呈圆盘状，透雕仰头张口的蟠龙，龙口衔长柄，柄呈竹节状，共有五节，在第五节的上端伸出三条曲体昂首的龙将炉身托起。炉的通高58厘米，应与较高的订、帐配合。通体鎏金或用金银镶嵌成如博山炉一样的云气纹，显得高贵堂皇，同样起到实用和装饰的双重效果（注：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汉诗云：“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上权似松柏，下根据铜盘。雕文各异类，离娄自相连。”齐刘绘在《咏博山香炉诗》中咏道：“蔽野千种树，出没万重山。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下刻蟠龙势，矫首衔莲。”
    汉代铜器的装饰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皇室和贵族用器，器物表面多有复杂的花纹和精致的装饰，以体现皇家贵族生活的富丽与奢华。装饰技法有鎏金、错金银、细线刻镂等。北方地区的装饰纹样以动物或云气纹为多，南方地区器物上的纹饰多为几何形的三角形、菱形、回纹、羽毛纹等，细腻匀称，是典型的南方青铜工艺的风格。所有线条舒展委婉，细致流畅，风格类似漆器上的纹饰。玻璃宝石镶嵌花纹技术也很发达。如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楚大官糟锺、错金银鸟篆纹壶、陕西省兴平茂陵丛葬坑出土的竹节熏炉、广西梧州出土铜同案（注：梧州市博物馆：《文本梧州市近年来出土的一批汉代文物》，《文物》1977年第2期。）、 合浦出土的同盘（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湖南长沙出土的铜酒樽（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及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些铜器（注：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都代表了这些工艺的最高发展水平。也有浮雕和浅浮雕装饰，山西右玉出土了一件公元前26年的镀金铜酒樽，纹样有猿、牛、羊、兔、虎、熊、狐狸、骆驼、鸦、鸭、鹅、雁等十余种动物，都作浮雕式，形象生动，很有艺术感染力（注：郭勇：《山西省右玉县出土的西汉铜器》，《文物》1963年第11期。）。
    但是，汉代铜器总的发展趋势是素面器物日渐占据主要地位。因为汉代铜器灵巧轻便，不适合铸刻粗重的纹饰，因此纹饰日趋简单。从西汉后期开始，绝大部分器物除铺首和弦纹外，基本上是素面无纹，铺首也是为了使器物便于使用。纹饰的简单与素朴，降低了制作成本，简化了制作工序，从而降低了器物的价格，正因如此，青铜器才得以大量制作和普遍推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