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本世纪20至40年代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逐步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当时，在全国掀起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潮的大背景下，史学界也在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贯彻于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中去。从专门的历史研究机构中的学者和高校历史系的教授到广大中小学的普通历史教师，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如何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到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中去。尽管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产生发展并且成就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从整个史学领域来看，“从头学起”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无疑仍是首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专门性的历史学刊物《新史学通讯》和《历史教学》于1951年创刊出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现的、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史学为内容的专门的历史学杂志。
    《新史学通讯》由中国新史学会河南分会主办，1951年1月31 日创刊，河南新史学会会长、河南大学校长嵇文甫任主编。刊物为月刊，至1957年1月改名《史学月刊》止，共出刊63期，持续六载。 《新史学通讯》所反映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的过程；而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的贡献，则反映了该刊自身的史学价值。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史学领域得到广泛传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贯彻到各级学校的历史教学之中。这一切只能在摸索中取得经验并得到发展。从《新史学通讯》本身来看，其认识也是不断明确起来，并最终将其确定为该刊的编辑宗旨。
    《新史学通讯》的《发刊词》中强调：“把我们的研究工作与当前大中学的历史教学工作联系起来，一方面克服教学中的困难，另一方面即以此为基础，提高新史学的研究水平。”并规定刊物的内容是根据“研究工作与教学工作相结合的方针”而设置的。这里提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联系起来，克服教学中的困难，提高新史学的研究水平等目标固然十分重要，但却显得笼统和一般化。如何联系？怎样提高？都还未能进一步说明。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过程，1952年7月在刊物发刊到10期以后， 《新史学通讯》的编者显然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新史学“应该密切地配合祖国的建设，给人民群众贯彻科学的历史知识，指导人民群众的奋斗道路”，“使其成为激发爱国主义的推动力之一”。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一支，历史学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上，“显然应该以普及为第一。一般中小学学生对历史课之不够重视，中小学教师感到讲授历史课的困难，就是最现实的问题，需要我们好好解决”。“只有社会一般，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历史教学的水平提高了，群众的新的历史知识提高了，反过来，也就启发了史学专家的思想，丰富了专家的研究内容，才能建立中国新的科学的完整的历史学。”〔1〕基于上述认识， 刊物编者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为各级历史教学服务，特别是为中小学教师服务”的明确的办刊宗旨，将重点具有针对性地放在广大中小学教师这一群体上，切实加强和促进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进而引导各个层次的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工作者掌握运用唯物史观。这不仅对于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具有实质性意义，而且在普及与提高的基础上也掌握了主动，符合毛泽东提出的“在普及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的方针原则。正是由于抓住了适合客观需求的关键，使得这份每期仅16个页码（1955年4月以后增至26 个页码）的史学刊物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
    具体而言，《新史学通讯》在普及唯物史观、为各级历史教学服务、为中小学教师服务的做法上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的工作。第一层次是宏观的理论性指导方面。主要表现在有关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所遇到的比较重要的理论性问题的导向性或探索性的论述。这类问题往往也超出了历史教学的范畴而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总体内容。第二层次是方法论指导方面，表现在阐明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教学的方法论原则，以及如何把这些原则运用到具体的教学工作中去。第三层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答中外古今的各种历史问题，深入浅出地回答广大中小学教师及一般读者在学习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
    第一层次以黄元起的《历史教学的目的、观点与方法》和稽文甫的《关于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文章为代表。黄元起在《新史学通讯》创刊号上把新中国历史教学的目的归纳为：“第一，建立唯物史观，使学生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二，建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组织观点，并由此建立唯物的世界观及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第三，培养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新精神，反对民族侵略主义与民族投降主义。”其中当以第一点最为重要。他解释说：“因为用科学的观点来研究，必须知道历史的规律；但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要使学生知道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律。”〔2 〕这也许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教学的最早的教学纲领性的规定之一。其中所强调的在讲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同时，还要重视“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律”，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教学的初期阶段无疑具有积极性意义。
    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和实践，存在于历史教学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性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并成为史学界讨论的重点。《新史学通讯》在1954年十月号发表了嵇文甫的《关于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这篇文章把当时讨论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三类：一、历史教学如何贯彻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二、关于农民战争问题；三、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对于第一类问题，嵇文甫特别指出：历史上的人物与事件，“不仅好的实例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是有些很坏的人物和事件同样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于第二类问题，嵇文甫强调“要从事实出发，不要从概念出发”。例如民族间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问题，他认为“侵略性与进步性，好坏两面，各还其是。本来事情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一定要它简单化，那自然就不好讲了”。对于第三类问题，嵇文甫提出了历史主义原则。他说：“唯物论的历史主义，能讲透历史的本质、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分析具体事情，不能笼统地说好，也不能笼统地说坏，也不能笼统地说有好有坏。”同类文章还有郭晓棠的《历史教学中的几个基本观点问题》〔3〕、毛健予的《学习中国近代史的目的和要点》〔4〕等。
    《新史学通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和历史教学工作所作出的贡献，还表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以往未被涉及或研究得不够的具体历史教学问题和历史教学方法，解决历史教学中的疑点和难点，即前面所说的为各级历史教学服务、为中小学教师服务的第二、第三层次上。事实上，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大、中、小学的历史教师而言，这两个层次的内容因为能够在他们的实际工作过程中提供具体的帮助，因而具有更为实实在在的意义。
    这份刊物开辟了“教学参考”与“教学问题”两个栏目，发表的文章即多属上述第二层次的内容。譬如：毛健予的《从几个典型总结中所暴露出来的历史教学上的一些偏差》〔5〕， 指出了当时在历史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如“理论不能联系实际的公式教条主义”，“罗列现象不分主从的形式主义”等问题。毛健予的《学习中国近代史的目的和要点》〔6〕，号召运用唯物史观去加强近现代史的学习与研究。 刘尧庭的《学习中国历史--史前时期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7〕， 指出应该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原始社会进行研究，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上，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建立自己的革命人生观。此外，史苏苑的《我教古代世界史的几点体会》〔8〕、 宋泽生的《我教世界现代史的几点体会》〔9〕等文章， 总结了作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历史教学实践中的体会。在当时的情况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贯彻于各级历史教学中去，出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解不深而导致的生搬硬套、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现象是十分普遍的，《新史学通讯》针对这些问题所作的努力，对于阐明正确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教学的方法论原则、对于纠正和预防种种偏差和失误，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第三层次的内容主要指《新史学通讯》开辟的“问题解答”专栏所包括的各个方面。该刊每期都以问答的形式，提出、解答二至三个有关历史教学中的问题，力求深入浅出、提纲挈领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答广大中小学教师在学习过程中所提出的古今中外的各种历史问题。“问题解答”栏目在刊物中总计回答了170余项问题， 内容涉及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古代、近代、现代部分，小学、初中、高中历史教学中的教材教法问题，国际共运史中的有关问题，中共党史中的有关问题，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解释，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著作中的有关问题等等。这个栏目为当时全国各地历史教师所关注，在普及唯物史观、为各级历史教学服务的过程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河南人民出版社将“问题解答”专栏的内容汇编成《史学问题解答》一书，于1957年出版发行。
    总之，在新中国建立的最初几年，《新史学通讯》很快明确了自己的办刊方向，为各级历史教学服务，为中小学历史教师服务，从宏观性的理论指导到具体的历史问题解答，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贯彻于历史教学中去这一重要环节中作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引导，提出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依然有价值的观点，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