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面临的是一系列历史观与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和解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既要有利于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原则。同时，人们还进一步认识到，如何借鉴新中国建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建立到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如何在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在新的形势下，将其不断发展和深入，是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这种情形的直接表现就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迅速引起重视并展开讨论。《新史学通讯》发表了关于历史人物评价、民族战争、农民起义等方面的文章，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一方面促进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把握，另一方面也对这些问题本身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和观点。
    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后首先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怎样运用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如何重新看待旧史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观点，这些问题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新史学通讯》主编嵇文甫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在该刊发表了多篇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他的《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10〕一文，率先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原则作了一番规定，即要防止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这“两种偏向”。坚持三个标准：“第一，对人民有贡献的、有利的；第二，在一定历史阶段起进步作用的；第三，可以表现我们民族高贵品质的。”把握四个要点：“第一，根据一定具体的历史条件；”“第二，要认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与复杂性”；“第三，站稳阶级立场，反对主观主义，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依据”；“第四，要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嵇文甫在不久以后发表的《封建人物九等论》〔11〕一文中，把中国古代历史人物划分为九种类型，并以具体的历史人物为例归入各个类型中去，形象而具体地向读者展示了用新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和原则。两年以后，针对史学界出现的对历史人物评价所存在的问题，嵇文甫又发表了《关于历史评价中的几个矛盾问题》〔12〕。文章将“历史人物评价”扩展成为“历史评价”，表明当时的讨论已经更为广泛，不仅涉及到人物，也涉及到了事件。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要说明：“历史是从错综复杂、迂回曲折、矛盾冲突的道路上发展而来的，决不能片面地、单纯地去理解它。”“我们所以往往纠缠不清，发生问题，大半由于我们在主观上硬要把事情片面化，硬要把历史理解为简单的过程。”这番话从方法论的角度强调要按照客观的历史事实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当时存在的主观地、片面地看待和评价历史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嵇文甫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研究在当时受到了广泛重视，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战争，也是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如民族战争的性质如何确定、民族战争对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如何、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存在着很大分歧。《新史学通讯》及时刊出专文，对这个问题作了正确的引导和积极的讨论。黄元起在该刊先后发表了《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13〕和《再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14〕两篇文章，对于当时历史教学中所普遍遇到的民族问题，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应该克服狭隘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思想，把民族战争放在具体的历史范围内来观察，把民族利益服从于社会发展的总利益、把民族斗争从属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观察，从各种矛盾复杂的关系中分析民族战争。他强调说，研究民族战争问题时，必须从具体的史实中进行全面的分析。嵇文甫认为对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应当遵循“具体分析、全面照顾、重点掌握”的原则〔15〕。根据这一原则，在对待正义与非正义、进步性与侵略性战争的问题上，他“主张侵略性与进步性，好坏两面，各还其是”〔16〕。民族战争问题与民族关系、爱国主义、民族英雄等历史问题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上述主张和观点对于正确把握民族战争问题、对于进而展开的有关民族问题的深入讨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农民战争问题是50年代和60年代广泛讨论的热点问题。这个问题在50年代初期也被《新史学通讯》所重视。嵇文甫指出，每次农民战争的胜利，是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起义领袖当了皇帝，这个矛盾问题在历史上广泛存在着，不应当简单地把他们骂一顿完事。农民战争对生产力的推进“表现在新王朝所实行的一些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17〕。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是孙祚民发表在1955年八月号的《关于“农民政权”问题》一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的限制，单纯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虽然有的曾经成功地推翻旧封建王朝，但却只能用新的封建统治来代替旧的封建统治，而不可能建成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农民政权”。并且，在反抗旧王朝的斗争过程中，农民起义领袖所建立起来的短期政权，就其性质说，基本上还是封建的、专制的。它与旧政权之间，只是存在着差别，而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孙祚民解释说：“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过程中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能够帮助我们在肯定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作用之余，不至于反转过来忽视了它的局限性，而过分夸大其作用。”以这篇文章为开端，作者后来又发表了一系列阐述其农民战争理论问题的论文，从而形成了在农民战争问题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一家之言，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新史学通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之后，还及时对其他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研究或组织讨论。早在1951年，该刊就出版了“爱国主义与历史教学特辑”〔18〕，请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著名史家就爱国主义与史学的关系发表观点，登载了《爱国主义与历史教学座谈会纪要》和嵇文甫在这次座谈会上所作的题为《历史教育与爱国思想》的发言稿。文中要求新中国的历史工作者要通过亲切的历史感认识伟大祖国的由来，激发对祖国的热爱，强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史学工作者和历史教师的义不容辞的职责。嵇文甫还发表了《怎样对待文化遗产》〔19〕一文，阐述了运用辩证的观点看待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此外，郭晓棠的《略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问题》〔20〕、刘尧庭的《对我国历史上土地问题的几点认识》〔21〕、孔经纬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研究》〔22〕、黄元起的《论史学工作中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23〕等文章，对于诸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史学研究中党性与科学性统一等已经展开或即将成为讨论热点的重要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充分反映了《新史学通讯》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也体现了它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杂志的重要地位。
    从新中国建立至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主导地位确立之后又经历了风风雨雨四十多年的历程。在这四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一般把十七年（1949-1966）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来看待。在这个发展阶段中，1957年以后，由于党的政治路线起伏不定，史学界出现的所谓“史学革命”和60年代初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回归等变化，造成了史学界的动荡与反复。而此前（1949-1956），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的最初几年，时值史学界也和全国各界一样普遍处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中，处于在全国范围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贯彻于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中去的平稳发展阶段，在整个社会气氛比较宽松的大环境下，史学界呈现出了勃勃生机，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常、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和继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遇。因此，现在看来，这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和反映的特点对于正确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身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新史学通讯》恰好存在于这个时期中。从该刊对上述一些重要问题的基本观点和认识方法来看，可以简单概括出以下几个特点，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状况。
    第一，强调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上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点普遍反映在嵇文甫的多篇文章和讲话中，是《新史学通讯》反复重申的基本原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革命斗争事业发展起来的，它曾经对中国的革命事业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也存在着对唯物史观理解不透、运用不熟练，在某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等缺陷。在新的形势下，强调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历史上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历史本来面目，这不仅有利于纠正以往存在的偏差，也从根本上坚持并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适应新的环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生命力之所在。《新史学通讯》无论是在历史人物评价还是在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上，无论是在民族战争还是在农民战争问题上，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分析、认识、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基本的原则。如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该刊的文章就指出当时存在的两种偏向，不是走到绝对主义，就是陷于相对主义，把问题简单化，或者绝对好，或者绝对坏，可是现实中没有那样的人。可如果反过来，或者是有好有坏，凡评论一个人都说他有好有坏，那也不行。在民族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问题讨论中，该刊认为侵略性与进步性、好坏两面，各还其是。本来事情是复杂多方面的，一定要简单化，那自然就不好讲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坚持实事求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新史学通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之初所反复强调的这一原则的深远意义。
    第二，倡导辩证的分析方法，反对片面性、绝对化的教条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问题，不等于用公式去生搬硬套。绝对地、教条化地认识历史，只能得出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结论。《新史学通讯》着力把辩证分析、全面看待复杂的历史过程，作为一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反复强调，并运用于探讨实际问题之中。如对于爱国主义问题的理解，该刊指出，历史上好的东西，可以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都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的材料。可是还不只如此，不仅好的实例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是有些很坏的人物和事件，同样也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历史发展是客观的、复杂的、曲折的，以往发生的问题，大半是由于我们在主观上硬要把事情片面化，硬要把历史理解为简单的过程。嵇文甫再三强调具体分析、全面照顾、重点掌握的辩证分析的研究方法。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辩证的认识问题的方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区别于旧史学的重要标志之一。能否科学地运用辩证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否正常健康地发展。掌握辩证分析的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威力得以发挥出来的重要方面。
    第三，在历史研究中提倡历史主义，反对非历史主义的倾向。50年代初期对历史主义的理解与上述两点有着直接的关系。《新史学通讯》发表的如嵇文甫、黄元起、孙祚民等人的文章，或从理论上倡导历史主义，或在实际研究中贯彻历史主义。嵇文甫说，唯物论的历史主义，能讲透历史的本质，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孙祚民则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客观分析了农民战争、农民政权的局限性。该刊还进一步认为，不要把历史主义变成客观主义，一切存在的都好，都有道理，一切都原谅了。60年代初，史学界围绕着历史主义问题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对历史主义与阶级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比较而言，《新史学通讯》只是从正面提出问题，也并未引起过多争议，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人们对历史主义的普遍认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远非以后那样严重。
    《新史学通讯》通过对以上重要问题的探讨以及由此而体现出的基本特点，促进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把握，同时也对这些问题本身的讨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上述许多问题都在以后形成了规模很大的讨论高潮，而该刊在50年代对问题的许多看法和观点都具有相应的价值和启发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