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一部二十五史把有史以来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全部历史做了比较详实的记录，同时，也反映了我国传统史学的辉煌成就，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史学史就不能不首先研究这二十五史。有感于此，不揣愚陋，试通过对《梁书》的评议，以期有助于对《梁书》的认识。
    一
    《梁书》是唐初官修五史中的一部。说是官修，其实是私著，它是经姚察、姚思廉父子两世努力才得以完成的。在他们之前，有关梁代历史记载的历史书就有很多。首先是梁朝国史。梁武帝萧衍即位之后，敦崇儒雅，大兴文教，重视撰修史书，"秘书省置监、丞各一人，郎四人，掌国之典籍图书。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国史、集注、起居。"①关于国史的情况，刘知几曾提到过，"粱史，武帝时，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步兵校尉鲍行卿、秘书监谢吴相承撰录，已有百篇，值承圣沦没，并从焚荡。庐江何之元，沛国刘璠以所闻见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纪传之书未有其作。"②其实，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唐初修《梁书》时，谢旻的百篇《梁书》尚存49卷。姚察出生于梁代，见到的一定不止这些。《梁书》编纂就深受国史体例影响。其次，各家私著梁史的也很多，仅魏征修经籍志时见到的就有许亨《梁史》53卷，刘璠《梁典》30卷，何之元《梁典》30卷，阴僧仁《梁撮要》20卷，姚察《帝纪》1卷，姚最《梁后略》10卷，萧韶《太清纪》10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4卷。姚氏父子修《梁书》时参考了当时大量史料，并以严谨的态度做了大量的考订审核工作，所以史料价值比较高。
    《梁书》虽然是在前人成果基础上修成的，但是姚氏父子确实花了很多心血。姚察历经梁、陈、隋三朝。梁亡时22岁，入陈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修《梁书》。至56岁，陈又亡，入隋做秘书丞，深得隋文帝赏识。隋文帝曾对朝臣说："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惟得此一人。"开皇九年（589）姚察奉诏撰梁、陈之史，大业二年病逝，梁、陈二史都没有完成。《陈书·姚察传》载："梁、陈二史本多是察所撰，其中序论及纪、传有所阙者，临亡之时，仍以体例诫其子思廉，博访撰续。思廉泣涕奉行。"③姚思廉有志于完成父业，"大业初，内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梁、陈二代史，自尔以来，稍就补续。"④可见，父子相继修史，未尝中绝。唐王朝建立后，非常重视史学。贞观三年（629），为了修纂五史， 唐太宗特于中书省置秘书内省。姚思廉受诏与魏征同撰梁、陈二史。贞观十年（636）正月，五史修成。而姚思廉自大业初至贞观三年共20多年，加上姚察早已修好初稿，事先准备工作时间很长，梁、陈二史成书可能早一些。至于魏征虽名同撰，实际上只是监修。《旧唐书·姚思廉传》载："魏征虽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⑤这是事实。可见，《梁书》是姚氏父子两世纂辑之功才得以完成的。其中，姚察用力最多。在《梁书》中，凡是史论注明"陈吏部尚书姚察曰"的各卷，基本可以认为姚察所作。但是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况，纪传的内容出自姚察之手，而史论则是姚思廉所补。
    梁朝历经56年，《梁书》竟有56卷，可见内容是很丰富的。而姚氏父子经过近80年的努力才完成此书，可见其态度非常严谨。"两朝数十卷书，经父子两世，纂辑之始就，盖作史之难，不难于叙述，而难于考订事实，审核传闻，故不能速就耳。"⑥这确实反映了问题的实质。姚察身处梁代，有些事情当耳闻目睹。梁亡不久，他就着手编纂《梁书》，搜集史料和考证史实都很便利。但他并没有草率从事，急功速就，直到临死还嘱咐其子博访撰续。姚思廉继承父业，谨慎治史，务求实录。这样，《梁书》的编纂时间竟超过梁朝的历史。《梁书》经历几个朝代，从私著到诏修，最后纳入官修才最终定稿。这在二十五史中很少见。正因为如此，《梁书》的成就超过了同时代官修的几部史书。
    二
    《梁书》修纂经历了陈、隋、唐三代，从私著到诏修到官修，这样，它所表现出的史学思想，不仅受作者个人生活经历和思想的影响，而且也明显地反映了时代特征和统治阶级的思想。以下从几个方面来论述。
    （一）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姚氏父子经历了梁、陈、隋、唐四朝，目睹了梁、陈的兴衰，体验过隋开皇、大业初年的短暂繁荣，也眼见这繁荣刹那间在战火中消失。急剧的历史变故和频繁的朝代更替，使他们不得不做一番认真的思考：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历史上很多地主阶级史学家强调"天意"或"历数"，把历代王朝的盛衰和帝王将相个人的成败得失，说成是天意的体现或是某种神秘力量的作用，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记叙中贯穿着宿命论的观点。面对活生生的历史事实，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天使之然，还是人使之然？唐太宗、魏征等人在斗争中清醒地认识到人的作用，提出"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姚察、姚思廉父子在历史表象后面也意识到了人的作用，在《梁书》中虽也提到"天意"、"天道"和"历数"，但是他们更突出的是帝王将相的智慧才能，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