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作者重视人事思想的形成，有其历史和现实因素。一方面是受司马迁、范晔等人的影响。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史记》中突出了人的因素的地位。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严峻的社会现实，铸就了他们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应该透过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找出其变化发展的原因和规律，这样才能起到"鉴往知来"的作用。姚思廉等人从这瞬息万变的历史事件中觉察到人在其中的作用，强调了人，这在当时来说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当然，《梁书》中所突出的是帝王将相在历史中的作用，这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唐太宗、魏征等人在总结前代封建王朝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中，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唐太宗多次说过："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梁书》中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反映得相当不够。同时，姚思廉并没有完全摆脱宿命论历史观的束缚，对于侯景之乱，他认为是由梁武帝"委事群倖"、"朝经混乱"所致，感到"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⑦可是，他又认为"夫道不恒夷，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时屯阳九，盖在兹焉。……呜呼！国之将亡，必降妖孽。虽曰人事，抑乃天时。"⑧由于姚思廉不可能了解历史现象背后促进社会历史变化发展的真正动因，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因此，他思想认识上的这种矛盾是不可克服的。
    （二）反佛思想
    《梁书》中表现出一定的反佛思想。佛教西汉时开始传入中国，当时只在少数官僚中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渐盛行。梁武帝十分崇尚佛教，甚至定佛教为国教。他还三次舍身同泰寺，并亲自讲经说法，从而造成梁朝佛教泛滥。姚察、姚思廉认真书史，反映了南朝佛教盛行和反佛学的主张，对当时流行的佛教痛心疾首，从《范缜传》中可见其思想。范缜的"神灭论"思想，受到姚思廉的很高赞赏。对范缜的记载不但没有贬责之词，而且还详细地记载了范缜面对齐竟陵王萧子良"集僧难之不能屈"的事。姚思廉对范缜抱着推崇态度，反映了他对佛教本质的认识是比较正确的。因而能不加回避地记载范缜的主张和他与萧子良的论争。
    《梁书》序中有言："自先王之道不明，佛最晚出，为中国之患，在梁为尤甚，……盖佛之徒自以谓吾之所得者内，而世之论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绌，虽然，彼恶睹圣人之内哉。夫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为著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拒佛者非外，而有志于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⑨从这里可以看出，其拒佛思想是十分鲜明的。序是由北宋人曾巩所作，并非姚氏父子所撰，但是，曾巩是在观《梁书》之后发出这番议论的，他已认识到《梁书》的反佛思想。姚思廉反佛并不是用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而是用儒家思想，有时还用道家思想，不是形之于外，而是有志于内。《梁书》广著孝行、儒林、文学、处士、止足、良吏等传，以光大儒家思想。但《梁书》关于当时佛教的一般状况记述较少，至于当时佛教兴盛与国计民生关系如何，记载的更少。如果从史学思想来看，姚思廉反佛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忽略了这一时期一个重要史实，对于史学家来说这种作法不可取。在佛教盛行的梁朝，僧侣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阶层，梁代和尚释慧皎的《高僧传》就为二百五十多个和尚写了传，其中不少是生活在梁朝的。这些史料在修《梁书》时很容易得到，姚氏父子当也见过，但《梁书》没有给僧人立传，实在是个缺憾。这说明了史书内容是受史学家的史学思想支配的。
    我们说姚思廉有反佛思想，并不否认其唯心主义实质。他反佛用的是儒家思想，没有从佛教内容上做正面地批判，只是在《梁书》内容和笔法上有所体现。所以，不能因他反佛而妄断其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是不能与范缜相比的。《梁书》中迷信怪异之说时而可见。在《阮孝绪传》中记载阮孝绪"于钟山听讲，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绪至性冥通，必当自到。'果心惊而返，邻里嗟异之。合药须得坐人葠，旧传钟山所出，孝绪躬历幽险，累日不值，忽见一鹿前行，孝绪感而随后，至一所遂灭，就视，果获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时皆叹其孝感所致。"⑩在《陶弘景传》中记载其"母梦青龙自怀而出，并见两天人手执香炉来至其所，已而有娠，遂产弘景。幼有异操。"（11）象这样把迷信怪异之说载入史书，是我国封建史学的一大弊病，违背了史书实录原则。它从史学诞生之时就开始，到东汉、魏晋南北朝时随谶纬迷信和佛教的泛滥而愈益严重。南朝史书，这样的记载较多，然而，谶纬迷信之说并不是佛教的东西，有的甚至违背佛教学说，它的记载不能否定《梁书》中的反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