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从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最早提及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到1913年第一个《游记》中文译本的出现，期间经历了约近七八十年的历程。
    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读者层面与社会影响的扩大，其人其事愈来愈广为人知，从而成为传媒中的一种公共知识。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是一位先驱者。其所著《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在欧洲广为流传，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游记》首次向西方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世界的大门，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物质和精神文明。然而直到19世纪30年代，这部“奇书”才渐为国人所知晓。
    传教士掀起绍介的序幕
    马可波罗及其《游记》最初传入中国，是通过传教士的译介而知的。在传教士到达中国之前，契丹和中国到底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是长期困扰欧洲人的一个问题，利玛窦来华后在对这一问题的调查过程中就说起过马可波罗及其《游记》之事，但这在中国的典籍中至今未能找到相关的记载。
    据现有的材料，中文文献中介绍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约始于鸦片战争前夕。1853年的《遐迩贯珍》中文月刊中《西国通商溯源》一文论述了中西交通和通商互市的历史。其中比较详细地讲述了马可波罗来华的事迹及所著《游记》之事，可以说是最值得注意的详细记载。
    众所周知，《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发表后，立即在欧洲引起轰动。但在当时缺乏东方常识的欧洲人看来，《游记》所叙述的简直像是“天方夜谭”，因而既使他们感到震惊与向往，同时却又怀疑其真实性。后来马可波罗以及不少传教士都力图证实《游记》所言不虚。
    经过西方传教士的介绍，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始为中国人所知。从最初的传播来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及慕维廉《地理全志》等传媒均有相当的辐射力。
    至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可波罗及《游记》的传播有了新的进展。这一时期，具有标志性的则是有关专文的出现。据向达先生考证，中国第一篇介绍马可波罗的文章是《元代西人入中国述》。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作者一直是一个谜。
    近年经学者的研究，关于马可波罗及其《游记》早期传入中国的情况有了一些新进展。如《元代西人入中国述》专门论述了马可波罗父子来华的详细经过及事迹。
    1880年之后，在传教士编的历史教科书及所撰著述中，则已较普遍地论及马可波罗入华及其《游记》之事。同时，在教会人士创办的早期报刊中，也开始有文谈到。作为上海创办的第一份中国天主教报纸《益闻录》，于1880年第47号起刊载《天主教入华纪略》。
    从上述传教士及教会报刊上有关情况来看，可以说，正是传教士掀起了绍介马可波罗及《游记》的序幕。其初始的介绍，无疑引起了国人的注意，从而在中国开始出现了最初的回响。 
    1874年的两篇报刊文章推动传播
    以上所说，尤其是在早期的中文文献中，都是西方传教士和在华外籍人士的介绍，这实际上反映出《游记》在中国早期传入的初始状况。那么，国人对马可波罗及《游记》的反馈和最早介绍又始于何时呢？
    学界一般认为，《元代西人入中国述》和《询意国马君事》，是目前已知我国最早介绍马可波罗其人其书的文章。二说均认为始于1874年。
    其实国人论述到马可波罗恐怕比这要早得多。事实上，在传教士最初的介绍下，马可波罗及其《游记》之事已渐为国人所知晓，并在社会上有一定流传。1855年底，曾国藩的幕僚周腾虎在论述景教历史时，就曾提到过，但又把他和《圣经》中早期教会人物马可约翰混为一谈。这正反映出早期马可波罗在中国流传的混乱状况。
    这一时期，近代著名思想家王韬恰在墨海书馆工作，与传教士慕威廉、艾约瑟、伟烈亚力等均有密切联系，这些传教士均谈起过马可波罗及《游记》。所以王韬在与传教士的接触中，应该有所知晓。虽说他颇遗憾未能得读《游记》原著，但最早将眼光注意到《游记》的史料价值，并第一个提出了辑译《游记》输入中国之事，以补元史的缺略。
    尽管如上所说，国人论述马可波罗并非始于1874年，但1874年仍可认为是马可波罗及《游记》传播史上的重要年头。此年1月和4月，《申报》与《中西闻见录》分别刊载了求知子《询意国马君事》和映堂居士《元代西人入中国述》两文。以上两种均是当时有影响的报刊，无疑会引发读者进一步了解和探寻的兴趣。
    应当指出，当时中国报刊上出现有关马可波罗及《游记》的专文，也与1871年之后英国人亨利·玉尔的英译本《游记》的出版有着直接的关联。此书在来华传教士与学者中引起轰动。
    如果说，此前略知马可波罗及《游记》还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话，那么，随着两文在报刊上的发表，通过报刊的传媒，知晓此事的随之就多了起来。而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一部分外交人士直接走出国门，则使他们对此有了更为直接的感受。